不过，美质才是贵金属的主要价值。这一美质，使得贵金属特别适宜用来装饰衣物和家具。镀金的光亮色彩，是任何颜料或染料都无法提供的。由于这些贵金属比较稀少，所以它们的这种美质也相对地大大增加了。大部分富人的愉悦，都是炫耀他们的富裕。对他们来说，最大的炫耀，就是拥有别人求之不得的、决定性的富裕标识。在富人们眼里，那些有几分用处或美质的物品的价值，会因为它们的量少而大大增加。换言之，因为相当数量的这种物品，需要花费很大的劳动量才能收集到，而能够支配这些劳动量的只有富人，所以这种物品的价值就大大增加了。即使这种物品没有普通物品那么美丽、实用，他们也情愿出比普通物品更高的价格来购买它们。贵金属能够到处以高价换得很大数量其他货物的根本原因，正是它的稀少和它美丽的特质。贵金属早在未用作货币以前，就已经具有高价值了。正因为高价值这一用途，它才被用作了货币。不过，由于金银的这一用途增加了新需求，同时又减少了其被用于其他用途的数量，所以其价值后来就被保持或增加了。
人们需求宝石，全部的原因就是宝石的美质。宝石仅有的效用就是用作装饰。宝石由于采掘难度和费用都很浩大，所以非常稀缺，其美质也因此而大大增加。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宝石高价格的几乎全部组成部分都是工资和利润，只有极小的一部分是地租，而且往往没有地租。能够提供较大地租的，除了那些产出力较大的矿山。塔福尼埃是一位宝石商人，他曾到戈尔康达和维沙波尔这两地的金刚石矿山实地考察过。他说，当地开采矿山的目的只是为国王谋利。国王命令，除了那些能够出产高产、美质金刚石的矿山能够开采之外，其余矿山全部都要封闭。如此看来，其余矿山似乎都不值得开采。
由于世界上最丰富矿山的矿产价格决定了其他金属的价格，所以贵金属或宝石矿山能够提供的地租，只和它的相对产出力成比例，即和它优于其他同类矿山的程度成比例，而与它的绝对产出力关系不大。如果有优于波托西矿山的新矿山出现，那么波托西矿山就会像曾经的欧洲矿山一样没有多少经营价值，其银价也会比现在低得多。
在西班牙属西印度发现以前，欧洲最丰富矿山提供给矿山所有者的地租，也许就像秘鲁最丰富矿山提供的地租那么大。当时的银量虽然比现在少很多，但其换得的其他货物量却和现在相同；而矿山所有者用他们的所得份额，也能够换得和现在相等的劳动量或商品量。也就是说，今昔生产物和地租的价值，即今昔生产物提供给公众与矿主的实际收入，可能都是一样的。
富含贵金属或宝石的矿山，不会增加多少世界财富。因为，稀缺正是造成这类产品高价的原因之一。如果这类产品供给充足，它们的价值也必然会下跌。这时，世界人民从这些丰富的金银或宝石中得到的唯一利益，就是能够以比以前少的劳动量或商品量，购买到金银餐具及奢华装饰品。
可是，土地这一财产的情况却不是这样。土地生产物及地租的价值，与土地的绝对产出力成比例，与土地的相对产出力则没有多大关系。如果某块土地能提供一定分量的衣、食、住，它就一定能为一定数量的人提供衣、食、住。此外，无论地主从中得到多少收益，地主都能因此而支配相当的劳动量或商品量。而且，肥沃土地的价值不但不会减少附近贫瘠土地的价值，反而经常会增加那些贫瘠土地的价值。因为，肥沃的土地可以养活更多的人口，这就给贫瘠土地的许多生产物提供了更大的消费市场。而当两块土地都很贫瘠时，人口基本不会增加，因为人们的生活都可以用自己的生产物来维持，因而贫瘠土地的许多生产物也就找不到市场了。
如果生产食物的土地的产出力增加，该土地的价值就会增加，同时也给其他土地的生产物开辟了新市场，从而使这些土地也跟着增值。随着土地的改良，人们自身消费不了的剩余食物越来越多，使得人们有能力追求衣服、住宅、家具和其他一切便利品，甚至是贵金属和宝石这类奢华装饰品。食物是世界财富的主要组成部分，正是丰富的食物，才使得其他许多物品有了价值。
在西班牙人发现古巴和圣多明各以前，当地穷苦人民通常都拿小金块当头饰和服饰。在这些穷苦人民眼里，这些金块和那些比一般鹅卵石稍微美丽的小鹅卵石差不多，它们值得拾取，也可以赠人，根本谈不上是什么珍贵的东西。所以，当有从西班牙来的新客请求他们把这些金块作为礼物送出时，他们无不立即把它们赠与客人，并对西班牙人想获得金块的热切心情感到惊讶。他们缺乏的，正是西班牙国内大量剩余的食物。所以，他们不明白西班牙人为什么愿意以大量食物来交换他们的小金块。要知道，这大量的食物足够维持全家好几年的生活，而那些小金块不过是个会发亮的玩意儿罢了。如果他们能够理解正是食物的剩余造成了这种现象，他们就不会对西班牙人的“黄金热”感到惊异了。
第三节 上述两种土地生产物相对价值的变动
土地改良和耕作进步的日益扩大，使得粮食产量日益增加。于是，对一切能供实用及装饰用的非食用土地生产物的需求，就随着粮食产量的增长而增加了。因此，可以预见这两种生产物的相对价值只会发生一种变动，即有条件提供地租的生产物的价值会不断增长，而总能提供地租的生产物的价值则变化不大。技术和产业的发展，使得人们对衣服、住宅材料、地下有用化石和矿物，甚至是贵金属和宝石的需求不断增加。于是，这些东西的价格就逐渐增高，它们能够换得的食物也越来越多。这些是大多数场合中大部分物品的情况。如果其中某些物品的量没有因特殊原因而增加到远远超过其需求的程度，那么这些情况就是这些物品在一切场合中的普遍情况。
例如，某地进步状况的增大和人口的增加，必然会使当地砂石矿的价值增加。当邻近一带只有这一家砂石矿时，砂石矿的价值增加情况就更明显了。银矿就不同了，即使千里之内只有一家银矿，其价值也不一定会随该国的改良而增加。砂石矿的产物很少会被卖到周围数里之外，其需求一般都由该区域的改良与人口数量决定；而银矿的产物则可能遍布世界各地。因此，只有在全世界的土地都被改良、各地方的人口都增加的情况下，白银的需求才会增加。而且，即使这样，如果同时又发现了矿藏更丰富的新矿山，那么增加的白银需求也会从新矿山那里得到满足。这么一来，银的真实价格一样会逐渐降低，从而使得一定分量（比如1磅）的白银所能支配或购买的劳动量，即谷物这类劳动者的主要生活资料逐渐减少。
白银的大市场，一般分布在商业发达且有文化氛围的地方。
假如一般的改良能够增大白银的市场需求，却无法让供给以同一比例增加，那么白银价值就会以谷物价值的增长幅度而增高。换言之，用一定分量的白银，可以换得越来越多的谷物，亦即谷物的平均售价将逐渐下跌。
相反的，如果某种金属的供给因为某种意外而增加，且增加的比例在多年内都大于需求的增加，那么这种金属的价格就会越来越低廉。也就是说，尽管改良很大，谷物的平均售价也会逐渐升高。
从另一方面来看，假如这种金属的供给和需求的增加比例几乎相同，那么这种金属所能购买或交换的谷物数量，就会继续保持不变。换言之，尽管改良非常大，谷物的平均售价却几乎没有变化。
上述三种情况，几乎包括了改良过程中所有可能遇到的情况。就拿法国和英国的事实来说，在过去的4个世纪当中，这三种情况好像都按我现在所说的顺序在欧洲市场上发生过。在这里，我就顺便谈一谈银价在过去4个世纪中的变动情况。
银价变动的第一期。
在1350年（含1350年）以前的数年间，英格兰每一夸脱小麦的平均售价好像都不低于陶衡4盎司银，约合20先令的英币。后来，每夸脱小麦的平均售价逐渐降低到了2盎司银，约合10先令的英币。在我们来看，每夸脱10先令的平均价格，是在16世纪初叶商定并持续到1570年的小麦价格。
1305年（即爱德华三世第25年），劳动法规颁布。这一法规的前言，把要求雇主增加工资的用工狠狠地批判了一番，说他们横行霸道。而法规则对一切用工及劳动者的工资进行了如下规定：此后，一切佣工及劳动者的工资及配给（包括衣服和食料），都应该按照爱德华三世第20年制定的通常工资及配给进行发放。因此，无论何地，他们都只能按10便士每蒲式耳的价格来领取配给的小麦，而且，配给小麦是以实物还是货币形式支付，也须由雇主决定。在爱德华三世第25年，10便士每蒲式耳是极其普通的小麦价格。需要通过特殊的法令，才能迫使佣工接受这一代替通常配给口粮的小麦价格。因此，人们普遍认为这一价格低于爱德华三世第16年的小麦价格。在爱德华三世第16年，10便士大约含有陶衡半盎司银，约合半克朗英币。所以，当时每夸脱（即8蒲式耳）小麦的普通价格，必定会被认为是陶衡4盎司银，相当于当时的6先令8便士和今日的20先令。
这一法令所记录的当时的普通谷价，无疑要比历史学家或其他著述者所记录的某些年度的谷价要好得多。因为，历史学家或其他著述者所记录的谷价，不是异常高昂就是异常低廉，所以实在不容易以此判断当时小麦的普通售价。而且，根据别的理由判断，在14世纪初及以前的数年，小麦的普通售价不低于4盎司银每夸脱，其他各种谷物的售价也以此为准。
拉弗·得·波恩是坎特伯雷的圣奥古斯丁修道院104的副院长，他于1309年就任，当时曾大摆过筵席。这次筵席所用的谷物及许多食物的价格，在威廉·桑恩那里都有记录。根据当时的记录，小麦：53夸脱，共花了19镑，每夸脱的售价是6先令2便士（相当于今日的21先令2便士）；麦芽：56夸脱，花费了17镑10先令，每夸脱的售价是6先令（相当于现在的18先令）；燕麦：20夸脱，总价为4镑，即每夸脱的售价为4先令（相当于今币12先令）。在这里，小麦的普通售价似乎低于它和麦芽、燕麦的一般比价。
这些价格的记载，只是如实记录了这一大规模筵席所消费的谷物的实际售价，既没有夸大也没有减少其实际价格。
1262年（即亨利三世第51年），重新颁布了《面包麦酒法定价格》的法令。亨利三世在这一法令的前言中说，这一法令是其祖先（即以往的英格兰国王）制定的。由此推断，这一法令至少是在亨利二世时期制定的，也说不定早在日耳曼征服时代就已经颁布了。这一法令规定，面包的价格由当时的小麦价格决定。当时，小麦的售价为1先令至20先令每夸脱。在这里，我们可以对这一法令作出如下假设：它必定会仔细考虑小麦的时价超过或不及普通价格的情况。所以，在这一法令制定之初，每夸脱小麦的普通售价必定是含有陶衡6盎司银的10先令，相当于现在的30先令。小麦的这一普通售价，一直持续到亨利三世第51年。由此，我们可以假定，小麦的这一普通价格不会少于面包最高法定售价的1/3，即当时的6先令8便士（含有陶衡4盎司银）。
根据以上事实，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得出如下结论：14世纪中叶及以前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的小麦平均价格，大概不低于陶衡4盎司银每夸脱。
而在14世纪中叶至16世纪初，小麦的普通或平均售价似乎已经减到了此前价格的一半，即陶衡2盎司银，大约相当于现在的10先令。直到1570年，小麦的这一普通售价还维持在这一水平。
在诺萨伯兰五世时期，时任伯爵的亨利在他1512年的家务记录中，记录了两种小麦价格：第一种，每夸脱仅5先令8便士；第二种，每夸脱6先令8便士，含陶衡2盎司银，大约相当于现在的10先令。
许多法令都表明，自爱德华三世第25年至伊丽莎白初期的这200余年中，小麦的普通或平均售价都是6先令8便士。但是，由于这一时期还出现了银币变革，所以相同的名义货币中所含的银量也不断减少。不过，银价也同时增加了，因而减少的银量好像又得到了补偿。因此，名义货币含银量的减少，就被立法当局小而化之了。
1436年，立法当局对小麦价格作了如下规定：如果国内每夸脱小麦的售价低于6先令8便士，商人可以不经特许就将其输出，而要想输入小麦，则必须等到国内小麦的售价高于6先令8便士每夸脱。因为，当小麦售价极其低廉时，就算任意输出也没有什么大碍，但是，如果是国内小麦售价增高，则是输入比较划算。所以，当时小麦的普通价格就是6先令8便士，相当于现在的13先令4便士。不过，这一普通价格的含银量，比爱德华三世时期同一名义货币的含银量减少了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