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是光绪十一年（1885），南方刚刚发生了中法战争，羸弱的清朝意识到了落后就要挨打的硬道理，正在大力发展海军。有一次，珍妃心血来潮，想随光绪皇帝出海去视察海军战舰演习，被他身边的军机大臣孙毓汶劝阻了。孙毓汶说：“皇帝啊，海上风大浪急，可不像平时在花园里观赏风景，有危险呢！”
光绪皇帝笑了笑说：“这个朕知道。”说罢仍要出行，仍然被孙毓汶拦住了。孙毓汶搬出了慈禧做挡箭牌，说道：“请皇上务必以社稷为重，派出大臣检阅即可。如果皇上非要出海，那必须得奏请太后老佛爷的懿旨。”
光绪一听说要奏请懿旨，只好放弃了陪珍妃出海视察海军的打算，待在皇宫里，收拾起心情静下来办公。
正好礼亲王世铎前来奏事。世铎从朝服袖筒内取出一份官员名单，对光绪皇帝禀道：“江南上海道聂缉椝奏旨升任浙江巡抚，遗留的空缺需要择员递补。现从军机处存留的名单中遴选二人，请皇上圈定。”
光绪皇帝一听，心中想起了珍妃前几天递给自己的那张纸条。于是对礼亲王世铎说道：“既然江南上海道有缺，可即授予鲁伯阳。”
按照何德刚在《春明梦录》中的讲述，当时他正好在光绪皇帝的身边，向来耿直的大臣何德刚直言道：“这个鲁伯阳，军机处提供的名单中并没有名字，不知道他是什么人？”光绪皇帝对鲁伯阳的履历也不清楚，支吾了几句，没说出个究竟。到了第二天上午，再议及到鲁伯阳补缺一事，光绪皇帝说鲁伯阳系江苏候补道，李鸿章曾经保举过。何德刚应答道：“既然此人是江苏候补道，那得拍封电报，问问两江总督刘坤一，再作确定。”等到刘坤一回电，承认确有鲁伯阳其人，这件事情才总算是定下来了。
从何德刚的《春明梦录》中，能够看出晚清官场的部分真实情形。清廷有一整套完整的限制卖官的规章制度，即便光绪皇帝亲自过问，卖官鬻爵之事也并非那么轻而易举能够完成。
鲁伯阳是晚清名将聂士成的亲戚，早年确实出自淮军，曾经在淮军粮台讨过生活，负责军中发放粮饷，管理账务之类的事项。可是这个人，和淮军首领李鸿章的关系并不融洽，至于光绪皇帝说到的“李鸿章曾经保举过”，纯粹是道听途说的街谈巷议，一点也靠不住。
据晚清刘体仁在《异辞录》中记载：
鲁伯阳久不得志，知左文襄与文忠不协，乃悉以淮军粮台账簿辇送于彼。文襄曰：“吾属皆军人，奚肯以此中伤同类。”
刘体仁是四川总督刘秉璋之子，大学士孙家鼐之婿，在京城生活十余年，所叙均为当时清廷中上层官员的见闻，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也颇可信。按照刘体仁的讲述，鲁伯阳人品相当可疑，既然为李鸿章所提携，又处心积虑背后向左宗棠告阴状，将有问题的账本送至左宗棠的府中。幸亏左宗棠品行端正，尽管他与李鸿章之间有矛盾，却不屑于背地里做这种阴损勾当。可以预见到的是，有鲁伯阳提供的账本充当确凿铁证，一旦案发，李鸿章的下场将会十分悲惨。
这桩事情被李鸿章知道后，对鲁伯阳自然不会客气。后来，鲁伯阳在官场上一直备受冷落，始终得不到任何提升。不过按照官场的游戏规则，鲁伯阳依然腆着脸，向李鸿章百般讨好。《异辞录》中记载，李鸿章升任直隶总督后，鲁伯阳不辞辛劳，每天清晨都佇立在李鸿章上朝必经的箭道旁，点头哈腰，摇首乞尾，久久恭迎，想乞讨一个官职。李鸿章到底还是大度，给他安排了外省一个候补道的官职。
鲁伯阳通过珍妃要买上海道台的官帽子，已是十余年以后的事情，其时鲁伯阳年龄已经不小了。鲁伯阳买官一案，牵涉到志锐、珍妃乃至光绪皇帝，而此时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的矛盾已经加剧，慈禧要拿掉光绪，先得拿掉光绪身边的亲信。于是，多米诺骨牌迅即倒塌，志锐、珍妃、文廷式等人逐一被拿下，可怜刚刚买到了上海道台官帽子的鲁伯阳，不仅没能捞到什么油水，反而倒了大霉。
《异辞录》中记录了鲁伯阳后来的狼狈境况：“未几，事发解职，落拓不能自活。双足挛肿，复不能行。又如是者数年，适值文忠至京议和。上书，不答，翌日，伯阳以两役掖之，行至文忠所。文忠怒骂，两役惊惧走，遗伯阳于地，号啕乞恩。”
这一则官场异闻，被刘体仁记录下来，成了人们饭后茶余的谈资。
垂涎欲滴的肥缺
在清代，上海道台的具体官衔应该是苏松太道台，管辖苏州府、松江府以及太仓州。上海道台是人们习惯的口头用语。据梁元生《上海道台研究》一书中介绍，清代的第一个上海道台是在1645年任命的，最后一个是在1910年任命的。1911年清廷垮台，上海道台也随之被取消。
最初的二十年间，上海道台的主权职责是军事监督。因为这一时期清廷初建，社会秩序混乱无序，到处充满着叛乱分子和盗匪。明王朝的忠诚者在江南一带十分活跃，任命上海道台的主要目的是社会治理。
到了康熙、乾隆年间，上海道台的职责范围有所扩大。上海道台被赋予一项新的重要职责：管理江海关。这个重要的财政工作此前一直都直属中央内务府管辖，上海道台接管这一职责后，衙门也从太仓迁移到了上海。
1843年，上海被宣布为通商口岸，开放对外贸易。上海道台受命去议定贸易规章，处理上海口岸的对外事务。之后，上海道台还开始负责管理江南制造局，以及后来的轮船招商局等新型企业和机构，成为若干近代化项目的监管者。
上海道台职能的沿革是一个持续扩大的过程。由于这一职位日益增强的重要性，在19世纪后期，上海道台被普遍看作为东南地区最重要的职位，官员们暗中称它是“江南第一美差”。
正因为这个官职是美差，进入晚清时期，上海道台的官帽一直很抢手。
《纽约时报》的记者对中国官场的观察细致入微，曾经在一篇报道中深入分析过清廷官员的做官谋财之道：
在大清国，政府官员仅仅靠俸禄无法应付日常生活。按照中国固有的习俗，他们总能在任上捞取到一些外快，或者在一定限度内搜刮民脂民膏。当然，如果超出这个限度的话，这样的官在大清国人的眼里就算是为政不廉了。就拿这里（上海）的道台来说吧，就其收入而言，他简直就相当于一个苦力。道台一年俸禄不过两千两白银，根本不够支撑衙门里众多师爷和衙役的开支，但他又不得不设置这些职位。因此，为了维持局面，他只有从他经手的各项资金中捞取一些油水。
至于捞取油水的方式，形形色色，千奇百怪。
下面让我们转换视角，跟随一位上海道台的足迹，看一看晚清官场腐败的真实情景。
这位上海道台名叫吴健彰（1791—1866），名天显，号道普，小名阿爽，外国人称其为爽官。吴健彰是广东香山人，出身寒微，早年曾在澳门、广州等地以贩鸡为业。大约在20岁左右光景，吴健彰尝试与广州的洋人做点小生意，将从乡村贩来的鸡成批量卖给洋行，从中尝到了甜头，感到与洋人打交道大有作为，于是遂进入洋行充当仆役。
吴健彰是在社会底层中经历过摔打的人，早年的贩鸡生涯，教会了他为人灵活乖巧，善于揣摸他人心意，加之生意人的勤快天性，吴健彰进入洋行之后，受到了洋商们的普遍喜爱。从在洋行里充当仆役入门，到与洋商做小笔贸易，经过短短几年的奋斗，他便积蓄了一笔资金。道光十二年（1832），吴健彰在广州宝顺大街开设了自己的商行，取名“同顺行”，正式跻身于广州十三行的行商之列。那一年，吴健彰41岁，正值年富力强能办事的年龄。
关于吴健彰的发家有个传闻。说的是在洋行打工的吴健彰，当年负责经办货物出入。有一年冬天，港口到了两船烟土和皮货，洋行大班吩咐他将货物分批秘密入库，不要让外人知道，以免受到地方官的敲诈。机灵的吴健彰先将烟土和皮货存放到码头附近新租的一间空屋里，准备伺机小批入库，这一招，连洋行大班都并不知情。也是老天助他，这一天夜里，洋行仓库突然失火，洋行大班惊慌失色，赶紧从床上爬起来，跑来查看。正好碰见吴健彰脸色苍白伫立在风中，双手扒墙，两腿颤抖。洋行大班急切地问货物怎么样了。吴健彰并不直接回答，脸上显出诡谲的神情。洋行大班是个急性子，匆匆跑回家，从抽屉中取出了一包烟土，当场服毒自尽。大班死后，洋行关闭，职工遣散。而据知道内情的人士透露，洋行大班前往查看之时，吴健彰正贴着墙根在小解，他患有尿道结石的顽疾，每逢小解便疼痛难忍，苦不堪言，身子颤抖是他犯病时的常态，却被洋行大班被认为大祸降临。其实，两船货物并没有在火灾中受到丝毫损毁，早已被吴健彰转移到了别处。洋行大班自杀后，价值二百万两白银的两船货物成了吴健彰的囊中物，飞来的横财成了他的第一桶金，吴健彰凭借这笔财产，成功开办了同顺行。
当然，这只是个传闻，真实与否无从查证。
道光十九年（1839），林则徐被任命为钦差大臣，到广东查禁鸦片。在那场声势浩大的禁烟浪潮中，吴健彰作为熟悉洋务的人选，进入到与外商谈判禁止鸦片进口的人员行列。在中国，官商关系历来都是说不清道不明的，从商界进入官场，是许多商海精英的人生目标，吴健彰也是如此。那一年，他迈出了第一步。
之后不久，鸦片战争爆发，清政府失败后签订了《中英南京条约》，除了向英国赔偿白银外，还同意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等五处为通商口岸。其中地处长江口的上海，位于江、浙富庶之区，是江南丝绸和茶叶等物资的主要产地，同时又是国内南北海运的中间站，更是被中外商人们看中而抢手。原来在广州的外国洋行及其雇佣的买办蜂拥而至，开办洋行。从1853年起，上海开始压倒广州，成为全国最大的贸易港口。英、美、法三国相继在黄浦江设立租界并不断扩展，形成上海公共租界和上海法租界。
吴健彰也不失时机地来到上海，开始了富有冒险意味的人生之旅。
吴健彰到上海后，主要经营的是茶叶生意。他懂得洋商的心理和做派，又略通英文，与洋行里的洋商们很契合，尤其与上海洋行开办的怡和、旗昌、宝顺三家大洋行关系密切。凭借自己的精明强干，吴健彰逐渐积累起巨资，并投资旗昌洋行，成为该洋行的七大股东之一。
这时候，吴健彰已是鸟枪换大炮，他经营茶叶贸易和典当行，成为上海滩响当当的大买办，已非昔日那个小小的鸡贩子了。
有了钱就想买官。道光二十八年（1848），吴健彰以白银五十万两，捐得上海道记名按察使，兼任上海海关监督。
据《上海租界志》记载，19世纪40年代到50年代是租界发端的时期。1845年，英国首任驻上海领事巴富尔与上海道台宫慕久商定《土地章程》，规定以黄浦江以东、洋泾浜以北、李家厂以南为英商居留地，在近代中国设立了第一块租界。1848年，首任法国驻上海领事敏体尼到达上海，与上海道台麟桂商定辟设法租界。同一年，上海道台还同意了美国传教士文惠廉提出的在虹口建立美国租界的要求。
在那些设立租界的各种谈判中，到处都可以见到吴健彰的身影。
花了钱买官，自然是要收回成本的。吴健彰成为上海道台后，最为关注的是与洋务有关的事项。因为他已经从和洋商打交道的过程中，尝到了许多甜头。要想赚大钱，必须得和洋商联手，才能够赚得盆钵满盈。但是在晚清时期，与洋人打交道到处都充满了风险。
咸丰元年（1851），由上海外国商人集体签名的一份帖子送到上海道台衙门，强烈要求委派外国人担任海关港务长。到了这年的下半年，上海的外国领事们宣布，美国人贝利斯已经走马上任海关港务长的职位，在他的主持下，江海关公布了一套管理船舶和船员的港口章程。在中国海关任用外国人的这一事件，在晚清政坛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事实上，自从鸦片战争后，中国已失去了关税自主权。虽然海关行政名义上仍由清政府管理，但却是有名无实。更加糟糕的是，正在中外争夺海关领导权最激烈的时候，1853年9月，上海爆发了小刀会起义。起义军占领了上海城，外滩租界的江海关被捣毁，外国商人安全得不到保障。1854年夏天，英国领事阿礼国提出了由中外合作组成海关的方案，得到了所有外国领事们的支持。两江总督怡良派上海道台吴健彰与英、美、法三国驻沪领事会谈，达到协议：三国领事各提名一人，由清廷任命为税务监督，与中国共同管理江海关的征税事宜。自此以后，外籍税务司管理中国海关便形成了制度，从1861年起，英国人赫德担任清廷总税务司，一直管理中国海关近半个世纪。
这件事，使吴健彰后来成为备受争议的一个人物。
事件的来龙去脉十分复杂，在这里予以梳理，简述其梗概。
1853年9月7日（咸丰三年八月初五），是上海城原定举行纪念孔子诞辰仪式的日子。每年这一天，全国各地都要举行隆重的祭孔活动，成千上万民众身着传统服装云集孔庙，依循古礼，伴以古乐，场面庄严肃穆，使在场的民众沉浸在中国古老的历史追忆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