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坐在车站外的长凳上等车。刚才火车到站时，车站门一直开着，但现在锁上了。另一个女人坐在长凳的另一头，手垂在两膝之间，拎着一只网兜，里面装满了用油腻的纸包着的包裹。肉，生肉。你能闻到肉味。
铁轨对面停着电动火车，车上空无一人，正等待出发。
没有其他乘客出现，过了一会儿，站长探出头来叫道：“院里。”开始我以为他在叫一个男人的名字，约里。也的确有一个像是穿着某种工作服的男人从楼房那头走了过来。他跨过铁轨，上了电动火车。带包裹的女人站起来，跟在他身后，于是我也跟了过去。街对面突然爆发出一阵吵嚷，一座深色墙面的平顶房的房门开了，一群男人从里面跑了出来，边跑边把帽子扣在头上，饭盒叮叮咣咣地敲打在大腿上。听他们的叫喊声你还以为火车随时会开走。但当他们在车上坐稳后，什么也没发生。火车停在那里，他们数了人数，说谁还没来，对司机说现在还不能开。然后有人想起那个没来的人今天休假。火车开动了，但你无法知道司机有没有在听他们说话，或是否在意。
这些男人都在灌木地带的一座锯木厂下了车——从刚才的车站走过来不会超过十分钟——然后很快，湖泊就出现在了视野之中，湖面上覆盖着白雪。湖边有一座长长的白色的木房子。那个女人重新整理了一下一包包的肉，站了起来，我也跟着站了起来。司机又叫了声“院里”，车门开了。有几个女人正等着上车。她们和拎肉的女人打了招呼，拎肉的女人说，今天的天气真是阴冷。
我跟在她身后下车时，所有人都移开了目光。
显然在这个终点站不需要等任何人。车门砰地关上，火车开始往回开。
接着是一片寂静，空气像冰。看上去一碰就碎的白色的桦树皮上有黑色的印记，某种矮小杂乱的常青植物缩成团，像一只只瞌睡的熊。结了冰的湖面并不平坦，冰面沿着湖岸起伏，仿佛波浪在落下的一瞬结成了冰。那边房子的窗户排得整整齐齐，两头各有一座有玻璃围挡的门廊。一切都简单朴素，具有北方风貌，在云朵卷积的高高的穹顶下面黑白分明。
但当你走近一些就会发现桦树皮并不是白色的。灰黄色，灰蓝色，灰色。
如此寂静，如此令人陶醉。
“你去哪儿？”拎肉的女人对我喊道，“三点钟探视就结束了。”
“我不是来探视病人的，”我说，“我是老师。”
“不管怎么样，他们不会让你从前门进去的，”那个女人有些得意地说，“你最好和我一起走。你没带箱子吗？”
“站长说他过后会带过来。”
“刚才你站在那儿的样子像是迷路了。”
我说我停住脚步是因为景色太美了。
“有些人可能会这么想。如果他们不是病得太重或太忙的话。”
直到走进房子一头的厨房，我们都没再说话。我已经需要厨房里的温暖了。我没有机会环顾四周，因为我的靴子引起了注意。
“你最好把靴子脱了，别在地板上留下脚印。”
由于没有椅子可以坐，我费力脱下靴子，放在那个女人放靴子的垫子上。
“把靴子拿起来拎着走，我不知道他们会把你安排在哪儿。你最好穿着大衣，衣帽间里没有暖气。”
没暖气，没电灯，只有从我够不着的一扇小窗户透进来的光线。这就好像在学校受罚，被关进衣帽间。没错。同样的永远不会干透的冬衣的气味，连里面的脏袜子都湿了的靴子的气味，没有洗过的脚的气味。
我爬上一张长凳，但仍然看不到外面。在扔满了帽子和围巾的架子上，我发现一只包，里面装着无花果和枣子。一定是有人偷了这些东西，藏在这儿，准备带回家。我突然饿了。从早上起就没吃东西，只在安省北部铁路公司的火车上吃了一块干巴巴的奶酪三明治。我仔细考虑了从小偷那里偷东西的道德问题。但无花果会粘在我的牙齿上，出卖我。
我下来得很及时。有人正走进衣帽间。不是在厨房里干活的雇工，而是一个女学生，穿着臃肿的冬季大衣，裹着头巾。她急急忙忙冲了进来，书本扔向长凳，散落在地板上，头巾被一把扯了下来，像灌木丛一样浓密的头发四散开来，似乎与此同时，两只靴子也被蹬了下来，从衣帽间的地板上滑过。显然，没人抓住她，让她在厨房门口脱下靴子。
“嘿，我刚才不是想砸到你，”女孩说，“刚从外面进来，这里太暗了，你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你是不是冻僵了？你是在等人下班吗？”
“我在等着见福克斯医生。”
“那你不会等太久，我刚从镇上和他一起乘车回来。你没生病，是吧？如果你病了，就不能到这儿来，应该到镇上去见他。”
“我是老师。”
“是吗？你是多伦多来的吗？”
“是的。”
片刻的停顿，也许是出于尊敬。
不是尊敬。是在仔细打量我的大衣。
“真漂亮。领子上是什么毛？”
“波斯羔羊毛。其实是仿的。”
“差点儿把我骗了。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让你待在这儿，这儿能把你屁股冻掉了。抱歉。你想见医生，我可以带你去。我知道什么东西在什么地方。我差不多从出生起就住在这儿。我妈妈管厨房。我叫玛丽。你叫什么？”
“薇薇。薇薇安。”
“如果你是老师，我不是应该叫你小姐吗？什么小姐？”
“海德。”
“剥你皮的海德[3]。”她说，“对不起，我现编的。我希望你能做我的老师，但我得去镇上上学。都是那些愚蠢的规定闹的。因为我没得肺结核。”
她边说话边领我穿过衣帽间尽头的门，然后走过一条和普通医院里一样的走廊。打蜡的地毡。晦暗的绿色油漆，消毒剂的气味。
“既然你来了也许我可以要红毛让我转学。”
“谁是红毛？”
“红毛狐狸福克斯。从书里看来的名字。我和安娜贝尔给他起的绰号。”
“谁是安娜贝尔？”
“现在谁也不是了。她死了。”
“哦，对不起。”
“不是你的错。这种事在这儿经常发生。今年我上中学了。安娜贝尔从来没有上过学。我上公立学校的时候，红毛让镇上的老师允许我在家里待很长时间，这样我就可以陪陪她。”
她在一扇半开的房门前停下，吹了一声口哨。
“嘿。我把老师带来了。”
一个男人的声音说：“很好，玛丽。你今天一天已经说得够多了。”
“知道。听见了。”
她慢悠悠地走开了，留下我面对着一个中等身材的瘦削男人，一头微微发红的金发剪得很短，在过道照进来的人造光中微微发亮。
“你见过玛丽了，”他说，“她老是谈自己，有点自吹自擂。她不会在你班上，所以你不必每天都忍受这一点。大家要么喜欢她，要么受不了她。”
他给我的印象是比我大十到十五岁，而且从一开始他就是以一个比我年长的人的口吻和我说话的。一个心不在焉的未来雇主。他问我旅途怎么样，箱子怎么安排。他想知道我在多伦多住过之后住在这里会有什么感觉，会不会厌烦。
完全不会，我说，然后补充说这里很美。
“就像——就像走进了一本俄国小说。”
他第一次专心看着我。
“真的吗？哪一本俄国小说？”
他的眼睛是淡淡的明亮的灰蓝色。一道眉毛扬了起来，像一只小鸭舌帽。
并不是我没有读过俄国小说。有几本已经全部读完了，有几本读了一部分。但因为那道眉毛，还有那被逗乐的却又咄咄逼人的表情，我除了《战争与和平》之外一本小说的名字也想不起来。我不想说这本小说，因为什么人都能想起它。
“《战争与和平》。”
“嗯，这儿只有和平，我得说。但我想如果你渴望的是战争，你早就参加了一个妇女组织，把自己送到海外去了。”
我感到气愤和屈辱，因为我其实并没有在卖弄。至少不仅仅是卖弄。我想说的是这景色给我带来了多么美妙的感受。
他显然是那种会提些问题让你掉进陷阱的人。
“我想我原本以为会是一个从阴暗角落里钻出来的老太太，”他的语气略带歉意，“好像现在每个年龄和资质合适的人都回到了体制当中。你读书不是为了当老师吧，是不是？本来打算拿到本科学位之后做什么？”
“读硕士。”我简短地说。
“是什么让你改变了主意？”
“我想我应该挣些钱。”
“明智的想法。但恐怕你在这里挣不到多少钱。对不起，我不该打探你的私事。我只是想确认你不会跑掉，抛下我们不管。没有结婚的打算吧，有没有？”
“没有。”
“好。好。现在你脱身了。我没让你灰心吧，有没有？”
我已经转过头去。
“没有。”
“到走廊那头护士长的办公室去，她会告诉你需要了解的所有事。你和护士们一起吃饭。她会告诉你在哪儿睡觉。小心别感冒了。我想你对肺结核没什么经验吧？”
“我读过——”
“我知道。我知道。你读过《魔山》。”又一个陷阱出现了，他似乎恢复了刚才的样子。“我希望情况与那里面的描写相比有所改善。瞧，这儿有一些我写的关于这里的孩子们的情况和我认为你也许应该为他们做的事情。有时候我更愿意用文字表达自己的想法。护士长会告诉你实情的。”
我在那里待了还不到一个星期，就发现第一天发生的事其实非常特别，极不寻常。我再也没有见过厨房和工作人员用来放衣服和藏偷来的东西的厨房衣帽间，大概永远也不会再见到了。医生办公室同样是不可涉足的地方，护士长办公室才是问问题、发牢骚和安排日常工作的正式场所。护士长身材矮胖，脸色粉红，戴一副无框眼镜，呼吸粗重。无论你要什么，似乎都会吓她一跳，并且令她为难，但最终，要求总会得到处理，你也能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有时候，她在护士餐厅吃饭——餐厅会为她准备一份特别的乳冻甜食——给那里笼罩上一层阴影。但大部分时间她都待在自己的地盘。
除了护士长，还有三个注册护士，没有一个和我的年龄差小于三十岁。她们都是退休后又回来工作的，尽战时义务。此外还有护士助理，她们都和我年龄相仿，甚至更年轻，大多都结了婚，或订了婚，或正在往订婚的方向努力，对方通常都是军人。护士长和护士不在的时候，她们不停地说话。她们对我毫无兴趣。虽然有几个认识去多伦多度蜜月的人，但她们不想知道多伦多是什么样的，也不在乎我的课上得怎么样，或者我来疗养院工作之前做过什么。这并非因为她们粗鲁无礼——她们给我黄油（说是黄油，其实不过是带橘色条纹的人造奶油，颜色是在厨房里上的，那是当时唯一合法的做法），告诫我不要吃肉馅土豆泥饼，说里面有土拨鼠肉。只不过任何在她们不知道的地方、不认识的人身上或不知道的时代发生的事都必须受到怀疑。这种事妨碍了她们，惹她们生气。只要有机会她们就把收音机里的新闻关了，换成音乐台。
“和娃娃一起跳舞，她的袜上有个破洞”
护士和助理都不喜欢加拿大广播公司，而我从小就接受了加拿大广播公司在穷乡僻壤传播文化的观念。但她们都对福克斯医生充满敬畏，部分原因是他读过很多书。
她们还说没有人能像他一样，只要他愿意，能把人骂得体无完肤。
我没弄明白她们是否觉得读过很多书和把人骂得体无完肤之间存在某种联系。
惯常的教育理念不适合这里。这里有些孩子会重新回到这个世界或体系之中，有些不会。最好不要给他们很大的压力。也就是考试、背诵、分级这些毫无意义的事情。
完全忘掉打分这件事。需要学习的孩子以后会赶上的，不需要分数也可以学习。实际上只需要教走上社会所必需的非常简单的技能、事实等。至于那些所谓的“优秀儿童”怎么办？那是一个令人恶心的词。如果说在本身就值得怀疑的纯理论意义上，他们十分聪明的话，他们会轻而易举地赶上的。
忘记南美洲的河流，还有英国大宪章。
更应该教音乐、绘画、故事。
做游戏也可以，但要注意别让孩子们过于兴奋，或者竞争得太激烈。
在压力和厌烦之间保持平衡是件富有挑战性的事。厌烦是住院治疗的灾难。
如果护士长不能提供你需要的东西，有时候会是看门人把这个东西藏在了某个地方。
祝一切顺利[4]！
上课孩子的人数经常变化。有时有十五个，有时只有六个。只在上午上课，从九点到中午十二点，包括休息时间。如果体温升高或正在接受体检，孩子们就不能来上课。上课时，他们安静听话，但并不是特别有兴致。他们立即就意识到这不是真正的学校，没有人要求他们学任何东西，他们也不需要遵守时间表或者背诵功课。这样的自由并没有让他们变得骄横，也没有让他们变得厌烦，令人讨厌，只是让他们变得温顺和心不在焉。他们轻声地轮唱，玩井字棋游戏。临时课堂里笼罩着失败的阴影。
我决定相信医生说的是真话。或者有一部分话是真的，例如厌烦是敌人。
我在看门人的小屋里见到了一个地球仪。我请求把地球仪拿出来，开始从简单的地理教起。海洋，陆地，气候。为什么不学风向和洋流？国家和城市？北回归线和南回归线？为什么不学南美洲的河流？
有些孩子以前学过这些知识，但几乎全忘记了。湖泊和森林那边的世界已渐渐远去。我觉得他们振作起来了，仿佛重新开始和他们曾经学过的东西交朋友。当然，我没有把所有东西一股脑儿地塞给他们。而且我不能对那些因为病得太早而从没有学过这些的孩子们太苛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