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开始了我肯定会铭记终生的一天。我把绿色绉绸长裙干洗了，仔细地卷起来放进小旅行包。祖母曾经教过我把衣服紧紧卷起来这个诀窍，比起把衣服折起来，这样做更不容易弄皱衣服。我预计我得在某个地方的女洗手间里换衣服。我要仔细地观察沿途有没有早开的野花，我可以采一些，做一束捧花。他会同意我捧一束花吗？但时节还太早，甚至金盏花都没有开。道路空寂而曲折，除了细瘦的黑色云杉和一片片蔓延的刺柏和沼泽之外，路边什么都没有。路堑上有一堆乱糟糟的石块，我已经在这里熟悉了这些石块，血红色的铁陨石和一片片倾斜的花岗岩。
车上的收音机开着，正在播放胜利的音乐，因为盟军正越来越逼近柏林。医生——阿利斯特——说他们在拖延时间，好让俄国军队先进柏林。他说他们会后悔的。
既然我们已经远离了亚孟森，我发现我可以叫他阿利斯特了。这是我们一起驱车旅程最远的一次，而他漠视我的那种男性态度——现在我知道，这种漠视会迅速转向其反面——和他漫不经心的开车技巧让我兴奋。我因为他是一个外科医生而感到激动，虽然我绝不会承认这一点。就在现在，我相信我可以为他躺在任何沼泽地或污泥坑里，或者如果他要求站着的话，我可以让自己的脊柱被挤压在任何路边的石块上面。我也同样知道我必须把这些感觉留在自己心里。
我开始想象未来。到了亨茨维尔之后，我希望我们找到一位牧师，并肩站在一间客厅里，客厅有几分祖父母的公寓和我一生所熟悉的那些客厅的朴素雅致的风格。我回想起祖父在退休后仍然被请去主持婚礼的时候。祖母在两颊打上一点腮红，拿出深蓝色蕾丝上衣，那是她为见证这样的场合而准备的。
但我发现还有其他的结婚方式，以及我之前没能了解到的我的新郎对婚礼的另一种厌恶。他不愿意和牧师扯上任何关系。在亨茨维尔市政厅，我们填了几张表格，郑重声明自己是单身，并预约那天下午由一位治安法官为我们主持结婚仪式。
到了午饭时间。阿利斯特在一家餐馆外面停住了脚步，那家餐馆大概是亚孟森咖啡馆的近亲。
“这家行吗？”
但他审视了我的表情之后改变了主意。
“不行吗？”他说，“好吧。”
最后我们来到一家宣称有鸡肉大餐的雅致的餐馆，在阴冷的前厅里吃午饭。盘子冰凉，餐馆里没有其他客人，也没有收音机播放音乐，只有我们用刀叉切开咬不动的鸡肉时发出的叮叮当当的声响。他肯定在想如果我们去了他刚开始提议的那家餐馆兴许会好一些。
不管怎样，我鼓起勇气问了女洗手间在哪里。在比前厅更冷的洗手间里，我抖开绿色长裙穿上，重新抹了口红，整理了头发。
我出来时，阿利斯特站起来迎接我，微笑，捏我的手，说我很好看。
我们手牵着手，浑身僵硬地回到车上。他为我打开车门，然后绕到另一边上了车，在座位上坐好，用车钥匙把车发动，然后又熄了火。
车停在一家五金店前面。铲雪的铲子在半价出售。橱窗里还有一张告示，写着店里可以磨溜冰鞋。
街对面有一座木房子，漆着油腻的黄色。房子前门的台阶已经不安全了，两块木板交叉着钉在台阶上。
停在阿利斯特的车前面的卡车是战前的型号，有一块脚踏板，挡泥板上有一圈铁锈。一个穿工装裤的男人从五金店里出来，上了车。发动机突突地抱怨了一阵，车在原地嘎嘎作响，又上下晃动了几下，然后开走了。现在一辆写着商店名字的送货车试图停进卡车开走后留下的空车位。车位不够大。司机下了车，走过来，轻轻地敲阿利斯特的车窗玻璃。阿利斯特吓了一跳，如果他刚才不是在那般郑重地说话，就会注意到这个问题了。他摇下车窗，那个男人问我们把车停在那里是不是打算去店里买东西。如果不是，能把车开走吗？
“马上就走。”阿利斯特说。这个坐在我身边的男人本来要和我结婚，现在又不打算和我结了。“我们马上就走。”
我们。他刚才说我们。有一瞬间我紧紧地抓住这个词不放。然后我想这是最后一次了。最后一次我被包括在他说的我们里。
重要的不是“我们”这个词，告诉我真相的不是这个词。是他和那个司机之间男人对男人的说话语调，他平静而通情达理的道歉。现在我希望能回到之前他说那些话的时候，那时他甚至还没有注意到那辆试图停车的货车。当时他说的话太可怕了，但是他紧紧攥住方向盘的动作，他的动作、他出神的模样和他的声音都表露着痛苦。无论他说了什么，是什么意思，他的话都是从同一个深深的地方说出来的，从那个他和我在床上时说出话来的地方。但现在，在他和另一个男人说话之后，情况不一样了。他摇上车窗，把注意力转移到车上，从狭小的停车位把车倒出来，注意不碰到那辆货车。
然而一会儿之后，甚至假使能够回到他探头去查看车后情况的那个时候，我也会很高兴的。那要比沿着亨茨维尔大街开车好——他现在正在开车，好像再也没有什么可以说或可以去做的了。
我做不到，他刚才说。
他说他无法把这件事情做到底。
他无法解释。
他只知道这是一个错误。
我想以后每当我看到和“磨溜冰鞋”告示上一样弯曲的字母S[8]时没法不听见他的声音响起。或者每当我看到像商店对面黄色房子的台阶上那样钉着的交叉的木板时。
“现在我开车送你去车站。我会给你买一张去多伦多的车票。我相当确定傍晚有一趟开往多伦多的火车。我会想出一个非常可信的故事，并且让人把你的东西整理好。你得告诉我你在多伦多的地址，我想我没有留着你的地址。哦，我会给你写一封推荐信。你的工作很出色。不管怎样，你都教不完一个学期——我还没有告诉你，孩子们要被转到别的地方去了。正在发生各种重大变动。”
他的声音里有一种新的语调，几乎是轻松活泼的。一种如释重负的欢快语调。他在努力克制，不在我离开之前流露出如释重负的样子。
我看着街道。这有点像被赶往刑场。还没到。还有一会儿。还不是我最后一次听到他的声音。还没到。
他不需要问路。我大声说出自己的疑惑，他是不是曾经这样送过其他女孩上火车。
“别那样。”他说。
每一次拐弯都像从我剩下的人生中剪去一块。
有一趟五点钟开往多伦多的火车。他让我在车里等着，他进去核实一下。他出来时手里拿着一张票，迈着在我看来更轻快的脚步。他一定意识到了这一点，因为走近汽车时他的步子慢了下来。
“车站里温暖舒适。有一间专供女士的候车室。”
他为我打开了车门。
“或者你更愿意我陪你等着，送你离开？也许我们可以找个地方吃一块像样的馅饼。午饭糟糕透了。”
这让我动起来。我下了车，在他前面走进车站。他把女士候车室指给我看。他对我扬起眉毛，试图最后开一次玩笑。
“也许有一天你会把今天看作你一生中最幸运的日子之一。”
我在女士候车室里挑了一张长凳坐下，从那里可以看见车站的前门。其实是如果他回来的话就能看见他。他会告诉我所有这一切都是一个玩笑。或者一个试验，就像在某些中世纪的戏剧里那样。
或者有可能他改变了主意。他沿着高速公路开着车，看到春天淡淡的阳光照在石块上，就在刚才我们还一起看到过这景象。这时他突然意识到自己多么愚蠢，于是在路中间掉转车头，飞快地开了回来。
至少还有一小时开往多伦多的火车才进站，但感觉已经几乎没有时间了。甚至此刻幻想仍在我心中萦绕。我仿佛戴着脚镣上了火车。当火车离站的哨声吹响时，我把脸贴在车窗上，目光扫过月台。甚至现在跳下火车也许还不算太晚。跳下火车，穿过车站，跑到大街上，而他刚在大街上停好车，正跑上台阶，一边想着还不算太晚，但愿不算太晚。
我自己奔跑着去迎接他，不算太晚。
那一阵喧闹、大喊、叫嚷是什么，不是一个而是一群迟到的乘客从座位之间冲过。是一群穿着运动服的中学女生，哈哈笑着自己造成的麻烦。售票员很不高兴，在她们乱哄哄地抢夺座位时催促她们快一点。
其中一个女生，或许是嗓门最大的一个，是玛丽。
我转过头去，不再看她们。
但她看见我了，她大叫我的名字，想知道我去了哪里。
去看望一位朋友，我告诉她。
她重重地在我身边坐下，告诉我她们是来和亨茨维尔的篮球队比赛的。那是一场混乱的比赛。她们输了。
“我们输了，是不是？”她用显而易见的欢快语调大声说，其他人发出咕哝声和咯咯的笑声。她说出了比分，的确丢脸。
“你穿得真正式。”她说。但她并不太在意，她似乎对我的解释不是真的感兴趣。
她几乎没注意到我说我要去多伦多看望祖父母。只是说他们一定年纪很大了。没有一句话提到阿利斯特。甚至没有说他一句坏话。她不会是已经忘了。只是把那个场景收拾了起来，放到一边，和她过去的自我一起放进壁橱。又或许她是那种真的可以对羞辱毫不在意的人。
现在我很感激她，即使当时我无法感受到这一点。如果只有我一个人，车到亚孟森时我可能做什么？跳起来，下火车，跑到他家里，要求知道为什么，为什么。那会对我造成怎样的永远的羞辱啊。而实际上，火车停靠时间很短，她们几乎来不及集合，也来不及去敲打车窗引起接她们的人注意，售票员在一边提醒，如果她们不快点，就会被带到多伦多去了。
多年来我一直在想也许我会跟他偶遇。我以前住在多伦多，现在仍然住在那里。我感觉似乎每个人最终都会到多伦多住至少一段时间。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假如你真的想看见某个人，就一定会看见他。
事情终于发生了。当时我正穿过一条甚至无法放慢脚步的拥挤街道。我们正朝着相对的方向行走。同时毫不掩饰地惊愕地盯着对方刻满岁月痕迹的脸。
他喊道：“你好吗？”我回答：“很好。”然后又额外补上一句：“很幸福。”
当时这句话只能说大体上是真的。我和丈夫正进行一场旷日持久的争吵，为了我们给他的一个孩子偿还积欠债务的事。那天下午我去了一家画廊看展出，为了舒缓自己的心情。
他再次对我喊道：
“太好了。”
似乎我们仍然能够走出人群，转瞬之间我们就可以又在一起。但同样可以肯定的是，我们会沿着刚才的方向继续走下去。我们就是那么做的。没有上气不接下气的哭泣，当我走上人行道时没有一只手放在我的肩膀上。只有一瞬间我看到那目光一闪而过，他的一只眼睛睁大了。左眼，一直是左眼，和我记忆中一样。眼神看上去还是充满了不安、警觉和疑惑，仿佛某件不可思议的事情突然发生在他身上，某件几乎让他发笑的事。
对我而言，那种感觉就和我离开亚孟森时一样，火车拖着仍旧一片茫然、难以置信的我离开。
关于爱，其实一切都没有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