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年，我在各地调研和讲课，跟不少政府工作人员和企业家有过交流，“创新”这个关键词被反复提及。一开始是传统制造业老板要转型，要创新，要互联网化；现在是房地产、金融业、互联网也在谈转型，谈移动互联、智能化。如今全民皆创新，你问100个企业家，99个会告诉你，必须要创新。但是，究竟该怎么创新？大部分人都陷入迷茫，束手无策。
创新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中国更是如此。100多年以前，美籍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在《经济发展概论》中定义：创新是指把一种新的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结合”引入生产体系。按照这个定义，技术创新本身是一个经济概念，创新的过程就是市场化价值的实现过程，是通过新技术的研发与运用，制造出市场需要的商品。
我有一个朋友在浙江做奶粉生意。有一次，我问他现在在想什么。他说，未来三年内要干一件事情，让中国孩子出生之后，都做一个基因测试和身体偏向测试；通过技术创新，了解孩子的体质，再为这个孩子定制奶粉。可以想象，如果奶粉都能做成这样，就真的实现了个性化定制，这些孩子会一直吃他生产的奶粉。这就是技术创新所带来的产品的不可替代性。
有个老板是“50后”，做了30年的洗衣生意，开了几十家店。洗衣店很难赚钱，比较辛苦。两年前，他做了一个手机应用程序，如果你有衣服要洗，就通过这个应用程序申请服务，他就派人到你家，然后拿出一个袋子。你可以把所有要洗的衣服塞在这个袋子里面。一袋衣服收费99元，48小时内洗好、烘干、叠好，再送到你家里。他的洗衣店去年估值2亿元。这是商业模式的创新，传统的洗衣店完成了一次重度垂直，创造了新的消费场景。
无论是品牌还是市场，无论是技术还是商业模式，创新无处不在，如影随形。随着经济发展，随着中产阶级的产生，随着中国变成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新一代企业竞争的撒手锏还是核心技术。
不过，在中国谈创新，有着更广和更深刻的内涵。首先是“中国式”制度创新。
经济上的全面开放和政治上的相对稳健与保守，共同组成了极具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形态。如果从制度变迁的视角来看，它意味着中国开创了一条中国式的制度创新道路。
可以说，中国30多年的改革开放，事实上就是制度创新的鲜活呈现。创新从打破计划经济的条条框框开始，让生产力得到释放，让资源配置趋于合理。制度创新的出发点是尊重市场和经济规律，它所释放的制度红利，造就了一大批中国企业，营造了现在这个充满活力的商业时代。
科技创新的成本和风险很高，一定要有制度作为基础条件。我们可以看到，真正的科技创新也是在沿海经济发达区域出现的概率更大，因为这些地方无论法治环境、商业规则还是市场氛围，都普遍优于中西部地区。同时，由于制度创新的边际效应在递减，经济发达地区未来的经济增长将更加倚重科技创新。
而在中西部不少地区，市场化程度不高，制度创新的空间和潜力都很大，边际效应也高于技术创新，因此通过制度创新来激发经济活力才是应该优先促进的事。在市场化改革仍有很大空间、制度建设尚不完备的时候，片面地寄希望于科技创新，是不切实际的。
去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们的研究视野里出现了一个独特的平台型创新机构——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简称“先进院”），这才让我感觉，在知识经济的时代，科技创新是不是有另一种可能。
科技创新，简而言之，是指原创性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原创性科学研究可以带动技术创新、经济发展，实现国家强大，这是现代大国崛起的必然规律。
20世纪70年代末，邓小平复出，以教育和科研为抓手进行整顿治理，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徐徐拉开改革开放的大幕。
跟经济领域的全面开放不同，科技领域的创新大都由政府推动，由政府及研究机构、大专院校等具体执行。两弹一星、航天军工科技、杂交水稻等重大项目，无不如此。
这类政府主导的科研项目可以集中人力物力，短期内见成效，在诸多国家战略领域是很成功的，但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例如“国家需要”导向还是比较明显，自由探索的鼓励力度不高，企业参与度低，最明显的是延缓了对科研管理体制的改革。
其结果是整体的科研水平不高，问题不少。比如，高校和科研机构只强调写文章而不考虑转化，或者转化中会有各种体制上的障碍，诸如政府管理科研单位的时候像对待小学生一样，科研投入长期有“重物轻人”的现象，这样，即使投入再多的科技资源，也无法收到预期的效果。北大教授饶毅甚至发出惊呼：中国科研一直在捡别国成果的“面包屑”。
一批有识之士意识到，这样的局面非改不可。
20多年前，以《公司法》为核心的企业相关法律体系建立，极大地促进一大批企业的诞生和成长，然而，经济领域的改革活力并没有在知识领域里得到释放与体现，知识经济的载体仍然沿用传统行政管理模式，而且也没有相关的法律法规，这极大制约了知识分子的创新活力。到了知识经济迅猛发展的今天，这成为最大的制度创新空白点，当然，也意味着巨大的机遇。
十年前，当时的中科院院长路甬祥拍板创建先进院，当樊建平等人来深圳“开疆拓土”的时候，他们事实上是在科研管理体制下撕开了一个口子，去发现另一种可能。也许，有无数双眼睛都在盯着，想知道这类面向市场、以成果转化为首要目标的科研工作，到底能玩出什么花样来。
十年来，当中科院的优势科研资源与香港中文大学的国际化视野、深圳市经济发展与产业升级的需求结合在一起，产生化学反应，很多意想不到的事情就自然而然地发生了。在实践中，有很多创新型的制度设计发挥了重要作用。
比如，先进院的理事会制度，其实是借鉴了国际上许多科研机构的通行做法，但在中国科研机构中则是首创，它很大程度上避免了行政力量对科研工作的过度干扰，有效地保障了人、财、物的高效配置和运用。
如今，先进院已初步构建了以科研为主，集科研、教育、产业、资本为一体的微型协同创新生态系统，集聚了一大批科研精英，推动了机器人、高端影像、低成本健康等产业快速发展，与国际一流大学和科研机构能够平等地对话，平等地进行科学研究合作。
因此，先进院是将中国优势的科研资源向市场主动对接的一次积极尝试，它能够出现在深圳，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并经过短短十年，成为技术创新和成果转化的生态平台，说到底，它本身也是制度创新的成果。
在调研期间，我与樊建平有过多次交流。作为在一线工作近30年的科研管理人员，他对一些体制问题深有感触。他说：“在传统的研究所与高校中，排资论辈现象很严重，埋没了很多青年人才，不利于激发年轻科研人员的创新积极性。我们知道，在互联网时代，很多重大创新成果都是由35岁以下的年轻人发明的。我希望能给年轻人更大的舞台，先进院一直努力探索建设现代化的人力资源体系，让全球顶级科研人才的才华在这里精彩绽放。”
这样的努力，仍在继续。最近，习近平总书记、李克强总理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上说要解放知识分子。如何解放？樊建平带领的先进院团队过去十年的努力弥足珍贵，堪为中国样本。
去年5月，我在美国硅谷帕洛阿托市瓦沃勒街乔布斯故居附近徘徊良久，反思中国的互联网企业为何没有重大创新，对乔布斯的“创新灵魂”高山仰止，对硅谷的创新生态心向往之。我期待，再过数年、数十年，我们在中国，在深圳，也可以看到一系列重大发明性创新成果改变世界，引领商业潮流。
吴晓波
（吴晓波，著名财经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