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我们最后分手的时刻，她才从我手里的那份报纸上撕下一角，在上面写下了她的名字以及它的英文拼法。那距离我第一次看到她已经将近七十天了。我第一次看到她是在我第一次看见希拉里的那个清晨： 是希拉里充满活力的背影将我的视线引向了她。她坐在电动轮椅上，坐在海狸湖边，面对着冻结的湖面，面对着日出的方向。准确地说，我那一天并没有看到她，而只是看到了那个坐在电动轮椅上的人。我们之间的距离甚至让我无法辨明那个人的性别。而我直到与希拉里错过的那一天才第一次走近她。那一天，希拉里没有像我习惯的那样坐在服务站里，也没有像我想象的那样活跃在溜冰场上。我不知道她是已经离开还是还没有到来。我朝丛林方向走去，想去查看一下她的滑雪板是否还在老榆树的树洞里。就这样，我第一次走近又走过了总是停在海狸湖边同一个位置的电动轮椅。就这样，我第一次走近又走过了也许完全不应该出现在那里的那个人。这好像是上帝精心的设计。在整个冬天里，我不断进入这种设计。我现在甚至觉得那整个的冬天都是上帝精心的设计。我在从电动轮椅旁边走过的时候放慢了脚步： 那居然是一个女人！那居然是一个年轻的女人！那居然是一个年轻的东方女人！十五年的移民生活，尤其是开便利店那些年应付各种顾客的经验，带给了我一种特殊的辨别能力： 从身体和身体语言辨别族群的能力。这也许就是移民生活的“好处”之一吧。我现在能够不太费力地辨别谁是东欧人谁是西欧人，谁是母语为英语的人谁是母语为法语的人……而辨别中国人、日本人和韩国人对我来说就更加容易，它甚至与移民生活都没有太多的关系。是的，我只看到了她的侧面，这已经足以让我确定她不是韩国人。不过对她究竟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我却完全没有把握。她好像比中国女子多点什么，又好像比日本女子多点什么……她立刻就激起了我强烈的好奇。而在从老榆树边折回来的时候，更奇特的场面出现在我的眼前： 她居然在埋头写作！一个坐在电动轮椅上的年轻东方女子在蒙特利尔冰天雪地的旷野里埋头写作！这需要怎样的沉静、刚毅和激情啊！这是多么难以置信啊！
我相信这是我们关于写作能够想象得出的最奇特的画面。我的好奇迅速膨胀： 我想知道她为什么会出现在不应该出现的地方。我想知道她为什么具备那样的沉静、刚毅和激情。我想知道她在写什么。我想知道她是谁……在离开服务站的时候，我向一个工作人员打听了一下她的情况。他说她从冬天刚一开始就来了，而且是每天清早都来。她总是在同一个时间到达。在气温不是太低以及风不是太大的日子，她的电动轮椅总是停在海狸湖边的同一个位置。他说她一般总是先站起来活动一下头部和上肢，然后再静坐一段时间，然后就开始写作。气温太低或者风太大的日子，她就会改到服务站旁边的避风处来活动和静坐，然后到服务站里面来写作。他还告诉我，她每天清早都是由同一辆专门负责接送残疾人的出租车送到山上来的。
工作人员的这些介绍更加强化了我对她的好奇。这种新的好奇冲淡了因为希拉里没有出现而带来的失落感。那是很奇特的一天。一直到我在床上躺下之后，对在皇家山的清晨里出现的这两位神秘女性的好奇仍复杂地纠缠在一起。我虽然对她们都毫无了解，甚至都还没有看见过那个东方女子的脸，却已经感觉到了她们的不同。希拉里看上去很健康，却肯定是一个病人，而坐在电动轮椅上的东方女子当然是一个病人，却让我感觉充满了阳光。也许可以借用现在很流行的词汇，说希拉里代表的是“负能量”，而坐在电动轮椅上的东方女子代表的是“正能量”。
第二天的相遇证实了我的这种看法。希拉里为什么会用那种轻蔑又畏惧的语气重复“中国”这个词？又为什么不肯回答是否到过中国的问题？她让我清楚地感觉到了她生命中消极的力量。而在准备下山的时候，我看见那个东方女子已经等在停车场的旁边。虽然她正在低头读着她的笔记本，我还是故意绕到她的前面，想看清楚她的脸。在我走近她的时候，她果然抬起了头。可是，我不仅没有勇气正视她，还紧张地加快了步伐。不过，我用余光已经看到她有黝黑的皮肤和结实的骨骼，散发出矫健的美。我猜想她在坐上轮椅之前，如果不是一位运动健将，至少是一个酷爱户外运动的人。
从向溜冰场的工作人员打听到那个东方女子的情况之后，我就一直在盼望着气温骤降和寒风凛冽的恶劣天气。我相信一旦她被恶劣的天气带进服务站里，我就会有走近她的机会。我不需要等待太久： 在冬天里的第二场雪暴到来的当天清晨，气温骤降到了零下十六度。而按照我出门前从收音机里听到的天气预报，加上狂风的因素，当天的最低气温感觉就像是零下二十三度。刚刚走出公寓大楼，我就立刻领教了“恶劣”的程度。而在顶风上山的路上，我有两次几乎被狂风吹倒。这“恶劣”带给我的是温暖的想象。我想象那个东方女子一定已经将电动轮椅开到服务站里去了。那是我走近她的机会。我不会放过这样的机会。我对她有那么多的疑问。我对她有那么强烈的好奇。我会勇敢地走到她的身旁，问她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问她正在写什么东西，问她为什么会选择在寒冷的海狸湖边写作，问她怎么会进入只有神能够创造出来的作品……可是我的想象最后被希拉里打断了。从第一次握手之后，我们有一次在溜冰场上的相遇以及三次在服务站里的见面。但是因为她对“中国”的那种反应，那种令我迷惑不解的反应，我好像已经失去了与她深谈的信心和兴趣。我一直在想她的那种反应到底意味着什么，或者她的轻蔑和畏惧到底针对的是什么。在溜冰场上相遇的那一天，她在离场之前溜到了我的跟前，问了我一个极为普通却更令我迷惑不解的问题。她问我在中国哪些城市生活过。从她紧张的语气和表情很容易知道，这个问题对她非常重要，我必须马上回答。我回答说我出生在四川重庆附近的一个小县城里，后来去了北京读大学，移民到蒙特利尔来之前一直在广州工作。我没有想到，我的回答会让她的情绪马上松弛下来。这样的效果也令我迷惑不解。她为什么不回答我关于她是否去过中国的问题，却想知道我在中国的哪些城市留下过生活的痕迹？
是的，当意识到自己有机会走近那个神秘的东方女子的时候，我马上就想到了希拉里。这让我有点不安。自从第一天在服务站里注意到她之后，每次在上山的路上，我都会想象我们在服务站或者溜冰场上相见的可能情况。但是这时候，我想的正好相反。我希望她不要在服务站里，也不要在溜冰场上，甚至最好是不要在皇家山上，因为我非常清楚，她的“在”一定会妨碍我与那个神秘的东方女子的交谈，甚至会窒息我朝电动轮椅走近的勇气和冲动。我的脚步变得越来越沉重了。这是我第一次意识到神秘的东方女子与“健康的病人”是我现在必须要小心应对的矛盾。
还没有走进服务站，我就透过窗户玻璃看到了电动轮椅。它停靠在主入口右侧的那个死角里。我相信那是她有意的选择，因为那是整个服务站里最容易被人忽视的角落。她正埋头在笔记本上写作，当然不会注意到我的出现。这稍稍减轻了我不安的程度。我不希望马上被她注意，因为我首先需要确认希拉里是否在场。我不安地走进服务站。希拉里不在。我查看了一下溜冰场的方向，那里也没有任何人。这是出于偶然还是出于必然？整个冬天，我面对过无数可以或者应该提出这个问题的机会。我不知道。我都不知道。我都无法知道。但是现在，这样的机会给了我勇气。我走到自己那一排鞋柜前，将冰鞋放下。然后，我面对着窗外，做了一个也许是我有生以来最深的呼吸。然后，我朝着电动轮椅走去。我非常紧张，好像自己是在被押赴刑场。走到电动轮椅旁边之后，我首先用英语与神秘的东方女子打了一声招呼，然后在最靠近她的那一排鞋柜的尽头坐下，这样我就正好与她保持着一致的高度，方便与她交谈。她紧张地将脸转过来，并且迅速合上了她的笔记本。我也非常紧张。我感觉自己的脸也已经像她的脸一样涨得通红。我指着她的笔记本说我看到她每天都在写，很好奇她在写什么。她紧张地摇着头用法语说她不会说英语。这让我有点吃惊。以我的经验，生活在这里的东方人如果不熟谙英法双语，至少能说英语。我这是第一次遇见只会说法语，而不会说英语的东方人。而更让我吃惊的是她说的法语是纯正的法国法语，而不是那种带很重口音的魁北克法语。这说明她不是在魁北克的法语环境中长大的人。这时候，我意识到她的身份问题比我原来想象的还要复杂： 除了她到底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的疑问之外，她说纯正的法语又给我带来了新的疑问。
我连忙改用带着四川口音的法语结结巴巴地将我刚才用英语问的问题重复了一遍。“我的法语说得不好。”我用自嘲的口气说。
她没有评价我的法语，而是直接回答了我的问题。或者说她并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因为她说她也不知道自己写的是什么。
“是虚构还是非虚构呢？”我继续问。
她还是用紧张的目光看着我。她迟疑了一阵才低声说： “当然是虚构。”
我不知道为什么面对如此简单的问题，她会有那么明显的迟疑。“你已经写了很多了。”我盯着她的笔记本说，“都快写完一本了。”
她的情绪突然松弛了下来。她一边用手掌抚摸着笔记本，一边用充满成就感的语气说： “这已经是第五本了。”
“第五本？！”我吃惊地指着她的笔记本问，“都这么厚？”
“是啊。”她说，“不过只有这一本是在皇家山上写的。”
我没有想到她已经有那么多的积累。“它已经可以变成一本书了。”我好奇地问，“你将来会想出版它吗？”
“我不是为了出版而写的。”她用非常肯定的语气说。
“那是为了什么？”我好奇地问。
她又迟疑了一下之后，将脸转过去，面对着窗外。“为了看见，”她说，“为了看见一个人。”
“什么人？”我忍不住急切地问。
“一个我用其他的任何方式都不可能看见的人。”她说。
我觉得这样的激情太不可思议了。“我从来没有听说过有人为了这样的目的而写作。”我说，“我也从来没有听说过有人会像你这样在严寒的旷野里写作。”
她又用手掌抚摸了一下放在膝盖上的笔记本。
“你怎么能够在严寒的旷野里坐那么久，还那么专注？”我好奇地问。
她微笑着看着我，目光中充满了自信。
“你不觉得冷吗？”我好奇地问。
“不觉得。”她说。
“为什么会这样？”我好奇地问。
“我也不知道。”她说着，又将脸转过去，面对着窗外。可是，她突然又转过头来，用略带惊喜的语气说： “也许是因为我写的故事更冷吧。”
这出其不意的回答如同一道闪电击中了我。我的好奇心更加强烈了。我对她和她正在写的故事又产生了更多的问题，比如她还有没有其他的语言？比如她是因为什么而坐上轮椅的？比如她正在写作的是不是她的第一部作品？比如它是一部什么风格的作品？……可是，我注意到她已经不想继续交谈了。她又翻开了笔记本，做出了要继续写作的姿态。
我很不情愿地站了起来。但是，我还想利用最后的机会满足一下自己强烈的好奇心。“你的法语真好听。”我说。
“谢谢。”她说。
“你写作的语言也是法语吗？”我好奇地问。
“当然，”她很肯定地说，“法语是我的母语。”
这又是我没有想到的回答。我没有想到法语不是她掌握得很好的外语，而是她的“母语”。“这是怎么回事呢？”我好奇地问，“我一直以为你是中国人或者日本人。”
我更没有想到这关于身份的问题会让神秘的东方女子又变得紧张起来，就像最开始一样。“对不起，”她用紧张得发硬的声音说，“我是很注重隐私的人。”说完，她又将脸转过去，面对着窗外。
她的拒绝和紧张不仅让我感觉到强烈的内疚，也让我感觉深受羞辱。我的脸也立刻又涨得通红，就像最开始一样。我责备自己不应该有那么强烈的好奇心，我责备自己不应该问那么多的问题，但是同时，我又觉得自己不应该因为这完全不带恶意的好奇而受到责备和羞辱。“对不起！”我也用很生硬的声音说着，从电动轮椅旁走开。
我没有想到在想象中那么美好的交谈竟会以比实际的天气还要恶劣的方式结束。我情绪激动地回到鞋柜旁。在换鞋的时候，我故意背对着服务站的内部： 我不想再看到她，也不敢再看到她。我因为自己无意中惊扰了她而感觉内疚，我因为自己被她断然拒绝而感觉受辱。而在这两种强烈的感觉之外，更为强烈的恐惧也出现在我的心中： 我恐惧她会因为受到了惊扰而愤然离去，离开服务站，离开皇家山，离开我的视野，离开我的生活，甚至离开我的想象……我很清楚，强烈的好奇已经将我与这个神秘的东方女子连在一起了。我不愿意自己的愚蠢导致她的消失。很快换好鞋后，我朝服务站靠近我这一边的出口走去。我很想知道她是不是已经愤然离去，却又不敢回过头去确认。我很运气： 在准备走出服务站的时候，我无意中在门边的窗户玻璃上看到了她的身影。她还是在埋头写作，她并没有愤然离去。这让我如释重负。
不过，如释重负并不足以让我将注意力集中到溜冰场上。我没有去体会冰刀与冰面的接触，也没有去欣赏高音喇叭里的音乐。我的脑海里翻腾着的是我们刚才的对话。“也许是因为我写的故事更冷吧。”天啊，这是多么奇特又多么质朴的解释啊！可是，有什么故事会比蒙特利尔的严寒更冷呢？我想象不出来。我真的想象不出来。刚才如果不是因为她自己提到了“母语”，我是不会顺其自然地触及她的“隐私”的。可是还有谁会将自己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之类的问题当成是“隐私”呢？我想象不出来。我真的想象不出来。在十五年的移民生活中，我有过很多次询问看似同胞的对方是不是中国人的经历。我也经常会听到对方义正辞严地回答说： “不是。我是香港人。”“不是。我是台湾人。”这种回答会让我马上就失去对回答者的敬意。而神秘的东方女子关于自己身份的奇特反应却进一步激起了我的好奇心。我突然想，她的这种反应其实与希拉里对“中国”的反应有点类似，它们都应该与中国有非常特殊的关系。这两个同时出现在我生活中的女人散发出不同的能量，却都因中国而有异常的表现，这不能不激起我这个已经远离中国的中国人强烈的好奇。
过了很长的时间，我才突然听到我进入溜冰场之后不久就应该已经开始播放的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第三乐章已经开始了，这是我最偏爱的乐章。激情的旋律迅速将我带离了幻觉，带回了“现在”。我对阳光、微风和寒冷都有了清晰的感觉。我对冰刀与冰面的撞击也有了清晰的感觉。我又伴着音乐的节奏夸张地摆动起了双臂。“不要被拒绝吓倒！”我一边加速，一边鼓励自己，“要向贝多芬学习，要有勇气去扼住命运的喉咙！”恐惧感果然被这些励志的口号击溃，随之被击溃的还有内疚感和羞辱感。我开始想象我们的下一次交谈。我当然会吸取刚才的教训，避开她的“隐私”。为什么要去纠缠细节呢？！我用责备的口气告诫自己，不管她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只要能够抓得住我的好奇心，她就是值得我去接近的人！我相信我们很容易就会找到共同感兴趣的话题。我相信我们刚才的交谈已经为我们的下一次交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我带着高昂的情绪走出溜冰场，回到服务站。神秘的东方女子已经离开了。这没有出乎我的意料。我也想马上离开。我想马上回家。刚才在溜最后一圈的时候，我突然对她最突出的“表象”产生了强烈的好奇。我想马上回家去上网查找有关截瘫的信息。我妻子患病期间，我也经常在网上查找有关胰腺癌的信息。那种查找不仅占据了我大量的时间，让我没有空闲去放纵自己的痛苦和绝望，也让我知道还有无数的患者和家属也在进行那注定要失败的抗争，知道我妻子并不孤立，我自己也并不孤立。
我一路跑着下山。风越来越大了。雪暴也已经越来越近。飞舞的雪花缠绕着我的身体。在鲜花店的门口，我看到鲜花店的老板将一大束鲜花交给了一对站在一辆灵车旁边的中年男女。我下意识地放慢了脚步。在我从灵车旁走过的时候，我听到鲜花店的老板用法语说“他是一个可爱的孩子”。我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那对中年男女。他们刚刚失去了他们的孩子？！一阵深深的难过刺痛了我的心。我抓紧了我女儿的冰鞋，好像我马上也会经历那一对中年男女同样的命运。然后，我又跑了起来，一直跑回到了家里。我连脱去外套的时间都不想浪费，直接冲到了书桌跟前，将电脑打开。
我已经知道网上信息的数量能够多到什么程度，质量能够差到什么程度。我知道要耐心地跳过无数通俗到空洞无物的哭诉和学术到不知所云的教条，我才有可能梳理出能够满足自己强烈好奇的实质内容。我首先查找的是汉语的网站。接着，我又查找了英语的网站。最后，我又去了法语的网站。法语是那个神秘东方女子的母语。我需要更多来自法语网站的信息。我相信这些信息会有利于我们今后的交谈。经过这些查找，我总结出截瘫大概有四种发病的原因： 一是外伤所致的截瘫；一是结核所致的截瘫；一是肿瘤（多见于椎体血管瘤和椎体巨细胞瘤）所致的截瘫；一是肿瘤(如子宫颈癌、乳腺癌、前列腺癌、肺癌、甲状腺癌等)转移所致的截瘫。我也知道了截瘫的康复只能依靠长期的运动和理疗，在医学上并没有特效（如药物或者手术）的办法。但是，这些知识与我强烈的好奇又有什么关系呢？
三种语言的查找花去了我一整天的时间。我最后连洗澡的力气都没有了，直接倒在了床上。但是，我又根本睡不着。开始的时候，我胀痛的大脑在不停地为神秘的东方女子选择截瘫的原因。我不希望她的截瘫是肿瘤或者肿瘤转移所致，也不希望她的截瘫与结核有什么关系。只有外伤是我愿意接受的原因。接着，我又开始设想造成外伤的各种情境： 车祸、家暴、运动中发生的事故……最后，我的大脑除了胀痛和扯痛之外，再也没有其他的感觉了。我嘲笑自己还没有弄清楚截瘫的机理却已经出现了脑瘫的症状。
我不知道最后是怎么睡着的。但是，我知道自己睡得一点都不好，因为我的梦一个接着一个，几乎没有间断。在其中的一个梦里，我看到自己拄着拐杖，佝着身体，踩着板结的雪，摇摇晃晃地朝海狸湖边走去。我没有想到自己会活到那样的地步。我更没有想到神秘的东方女子还会坐在那里，坐在电动轮椅上，跟我当年遇见她的时候完全一样。我走到她的身旁。她显然已经意识到我站在了她的身旁，虽然她并没有抬起头来。“你为什么要走近我？”她激动地问。“我不知道你在这里。”我说。“我是说那一天。”她说。我剧烈地咳嗽了几声之后，指着她右手上仍然紧握着的笔说： “因为它。”神秘的东方女子将右手举到空中。“没有人会因为一支笔走近一个女人。”她说。“我从来没有看见过有人坐在严寒的旷野中写作。”我说。她转过脸来看着我。我大吃一惊： 她的脸居然还像我当年遇见她的时候那样年轻。“更何况是一个坐在轮椅上的人，更何况是一个坐在轮椅上的女人，更何况是一个坐在轮椅上的东方女人。”我情绪激动地说。说完，我将脸扭向了一侧。她为什么一点都没有变化？我为什么已经面目全非？时间对我们的不同影响让我羞愧又绝望。
而那个最后将我惊醒的梦是一场真正的噩梦： 一辆银灰色的奔驰车行驶在一条沿海的公路上。车上坐着祖孙三代三个女人。开车的是母亲。坐在前排的是女儿。女儿的外婆坐在后排。突然，外婆和母亲为着什么事情争吵了起来。我听不清楚她们用的是什么语言，但是我肯定那是女儿不熟悉的语言，因为她没有任何反应。突然，前方出现了一个很急的弯道。一辆大货车拐了过来。奔驰车猛地撞了上去……惊醒之后，我沮丧地望着夜色中的天花板，后悔自己惊醒得太早。如果梦能够再延长一点，我马上就会知道车祸的结果。我真的很想知道车祸的结果。
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已经有点晚了，而且我右侧头顶仍然有明显的痛感，加上考虑到雪暴之后上山的路肯定不太好走，我决定“轮空”一天。但是，我马上就意识到上面这些理由其实都是我想躲避神秘的东方女子的借口。昨天下山前那高昂的情绪到哪里去了？从贝多芬那里获得的勇气到哪里去了？对下一次交谈强烈的憧憬到哪里去了？整个上午我都在嘲笑自己的懦弱。除此之外，我什么也不想做。在准备午餐的时候，我对自己的不满达到了极点。突然，我冲动地关掉炉子，背上我自己和我女儿的冰鞋出门了。上山的路果然没有我想象的那么难走。头部的疼痛也早已经感觉不到。但是，中午的皇家山却没有带给我任何兴奋。我完全感觉不到清早的纯净和神秘。服务站和溜冰场上都有许多的人，却没有任何人能够吸引我注意和引起我的兴趣。我只溜了不到十分钟就下山了。
回家吃过午餐之后，我又想起晚上将我惊醒的那个噩梦。我不知道怎么会有那样奇怪的梦进入我的大脑。它会不会与神秘的东方女子有什么关系？我真的希望她的截瘫是因为车祸或者运动造成的。我不希望她与任何的疾病有联系。接着，我又忍不住打开电脑，开始在网上查找关于截瘫的信息。我一口气读了五篇非常“励志”的文章。其中关于罗斯福总统的那一篇最让我兴奋，也给了我最多的启示。我相信神秘的东方女子也熟悉那些坐在轮椅上影响过世界的人们的事迹。我不知道她自己的坚定意志在多大程度上受到过那些事迹的鼓励。
那些“励志”的文章给我带来了很好的心情和很好的睡眠。第二天上山的路上，我的心情非常平静。我对是不是会遇见神秘的东方女子没有任何不安。我对是不是会同时遇见希拉里也没有任何担心。有点出乎我意料的是，服务站里空无一人，海狸湖边和溜冰场上也空无一人。我走到自己的那一排鞋柜前，背对着服务站的内部坐下。当正在系右脚冰鞋的时候，我听到一种奇特的声音在接近我。我马上就意识到了，那是电动轮椅移动的声音。它一直移到了我的身后。“你不会在意我的那种态度吧？！”神秘的东方女子说。
我回过头去，看着她，不知道应该怎么回应。
“我其实一点都不反感你的好奇心。”她说。
她的话顿时清除了两天来一直在我的头脑中或隐或现的羞辱感，给了我一种很深的安慰。
“它很纯净。”她说，“就像皇家山的清晨一样。”
我用感激的目光看着她，却还是不知道应该怎么回应。
“你是我见到过的最特别的中国人。”她说。
她的这句话让我有点吃惊。“你怎么知道我是中国人？”我问。
她笑了笑，低声说： “我当然知道。”
我不敢再多问她为什么“当然”知道。
她显然看出了我的疑惑，但是却并不想为我排疑解惑。她马上转移了话题。“我以后会有些问题想问你。”她说。
“与我的隐私有关吗？”我故意这么问。
她会意地笑了笑，将电动轮椅转了一个方向，开动起来。但是她马上又停下，回过头来用很严肃的目光看着我，问： “你去过圆明园吗？”
这出其不意的问题让我的心猛烈地抽搐了一下。我不知道神秘的东方女子为什么会突然问一个如此特别的问题。我有很多的理由相信这问题触犯了我的“隐私”。但是，我不想让我们的交谈再一次夭折于“隐私”。“我当然去过。”我模仿着她的语气说。
她没有再问下一个问题。她将电动轮椅开出了服务站的主入口，然后沿着雪地上唯一的通道，朝着海狸湖边开去。
直到我们最后分手的时刻，神秘的东方女子才从我手里的那份报纸上撕下一角，在上面写下了她的名字以及它的英文拼法。那距离我第一次看到她已经将近七十天了。然后，她指着那两个汉字，要我告诉她用普通话怎么发它们的音。“密和。”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大声读出了她的名字。她马上学着发了一遍。她发得很准确，也很动听。然后，她指着那个“密”字，用在我听来意味深长的声音说： “这就是密云水库的那个‘密’字。”这是她留在那个冬天里的最后的声音。这也是她留在我的生命中的最后的声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