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样，希拉里和密和同时进入了我的生活。她们散发出不同的能量，就像是一对难以调和的矛盾。而她们又都与皇家山纯净寒冷的清晨那么协调，那么和谐。她们将皇家山变成了“我”的皇家山，或者说变成了“我们”的皇家山。更不可思议的是，从与她们最初的谈话开始，我就已经察觉到她们都与我的祖国有着非常奇特的联系。这种联系更加深了我对这两个深不可测的生命之谜强烈的好奇。这是我在蒙特利尔度过的最奇特的冬天。在这最奇特的冬天里，我们几乎每天都在皇家山上相遇。这是偶然的相遇还是必然的相遇？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一直在想，这是偶然的相遇还是必然的相遇？
在这最奇特的冬天到来之前的那大半年时间里，我的生活中发生了两起重大的灾难： 一是我妻子的离去，一是我女儿的离开。这两起灾难将我的精神状况推到了崩溃的边缘。进入秋天，我的孤独感突然变得那样强烈。我的内心一片灰暗。我的眼前一片灰暗。我对蒙特利尔斑斓的色彩完全失去了感觉。我感觉自己就像是一颗被抛落在时间的潮汐里的沙粒： 世界对我已经没有需求，我对世界也已经没有需求。在冬天将至的时候，这强烈的孤独感开始转化成为身体内部此起彼伏的疼痛。不管是在焦躁不安的深夜，还是在昏昏沉沉的白天，我都经常会遭受那种疼痛的攻击。它令我疲惫。它令我绝望。它彻底改变了我对时间，尤其是对“未来”的态度： 我不仅不再憧憬，也不再焦虑。我只想离开这里，甚至离开这个世界。“未来”对我已经没有任何意义。生活对我已经没有任何意义。正是在这个时候，希拉里和密和同时进入了我的生活。
这个冬天到来之前，我已经在蒙特利尔生活了十五年。注意，这里的“生活”其实是错误的措词，因为这十五年的时间里，我可以说根本就没有自己的生活。像许多中国家长一样，我妻子也说我们移民的目的是为了孩子或者说是为了让孩子能够在良好的社会和自然环境中成长、发展。而触发她移民之心的也正是中国的教育问题。那还是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的一年春节，她参加完同学聚会后很晚才回到家里。从她进门的一刻起，我就意识到她肯定在外面受了什么刺激： 她的每一个动作都显示她顾虑重重，她的每一个眼神都表明她忧心忡忡。上床之后，她直挺挺地平躺着，双眼紧闭，双手合在胸前，如同一具僵尸。我想将脸贴到她的脸上，她却猛地将脸侧向了一边。我想将手伸进她的睡裤，她却嫌恶地抓住它，将它扔到我的身上。“我很想。”我轻轻地说。“我现在什么都不想。”她稍稍停顿了一下，用很生硬的口气说，“我现在只想移民。”这是我妻子第一次向我提出移民的事。我感觉非常震惊。我撑起身体，看着她，问： “你为什么突然会有这种想法？”她没有睁开眼睛，也没有回答问题。等了一阵之后，我又重复了一遍刚才的问题。“因为中国的教育彻底没救了。”我妻子说。她好像充满了怨恨。她仍然没有睁开眼睛。
我出生在一个教育之家，从小就对中国的教育有直接的体会和强烈的批判，对中国教育的改革也有许多的想法，甚至有不少非常激进的想法。这特殊的背景肯定也是我后来积极参与那一起关于教育的系列报道的原因。我当然认同我妻子和无数中国家长对中国教育的焦虑。但是，我并不认为问题严重到了一定要移民的程度。也许是因为我妻子提出的时间不对吧： 在她只想移民或者说只想“出去”的夜晚，我想的是亲热，想的是“进去”。总之在移民的问题上，我们一开始是完全处于对立的立场的。我的不认同让我得到了“不负责任”的帽子。这是我们关系中的一个关键事件。尽管后来我对移民的态度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尽管在移民之后，我从来没有抱怨过我们的选择，而她自己却经常抱怨，但“不负责任”却成了我永远无法摘掉的帽子： 我女儿放弃溜冰了，是因为我的“不负责任”；我女儿小提琴的学习没有坚持下去，是因为我的“不负责任”；我女儿进大学的时候选择的是她自己喜欢的专业，而不是我们希望她学的专业，也是因为我的“不负责任”。
我一开始对移民不仅没有兴趣，还充满了恐惧。理由主要有两个： 一是我在大学里学的是新闻。我们这些新闻专业的学生都知道“新闻事业是党的喉舌”这句话。如此的定位当然意味着我的所学不可能与国际接轨。每次向我妻子强调这一点，她都会指责我是“不负责任”的父亲。“难道你就不可以为了自己的女儿去餐馆洗碗吗？！”她有一次甚至这样说。但是更多的时候，她会说，“我从来就没有指望过你会去工作”，或者“我从来就没有指望过靠你来养活我们”。我相信这是她的真心话。她是特别要强又非常理智的人。她一定是确信自己能够找到工作，才敢迈出新的一步。我的另一个理由是我的英语水平不高，不利于将来的生活。而我妻子并没有觉得这是什么问题。她说她是主申请人，我英语水平的高低首先对我们的申请不会有任何的影响。“而且你还可以马上就开始强化训练啊。”她接着说。
在我们正式递交了申请之后，我妻子逼着我报名参加了一个移民英语强化班。我一贯对那种功利的强化训练不以为然。不过，这一次我却有一个意外的收获： 负责强化班阅读课的是一位非常特别的老师。他身体干瘦，表情严肃，说起话来慢条斯理。但是，他对英语和阅读却充满了激情。他在第一节课上就提醒我们说要想真正掌握一种语言，就必须了解这种语言的文化背景。而要了解一种语言的文化背景，最好的办法就是多读用这种语言写出的文学作品。他的这种说法正好投合了我的胃口，因为我从小就对文学怀有特殊的感情，也非常看重文学与语言的天然联系。他接着向我们推荐了《动物农庄》，希望我们能够每天坚持读上一页。他说这样坚持下去，三个半月强化班的学习期间就正好可以将它读完，我们的阅读水平就会出现质的飞跃。他还用一种奇怪的方式向我们说明文化背景的重要： 他说如果一个中国人不知道鲁迅是谁、茅盾是谁、沈从文是谁，肯定会被周围的人耻笑甚至鄙弃。而对我们这些将来都要去国外生活的人，如果我们不知道居住国的鲁迅是谁、茅盾是谁、沈从文是谁，我们也肯定不可能赢得当地人的尊重。在参加强化班之前，我从来没有想到过要去读英语小说，也从来没有想到过我能够读完一本英语小说。《动物农庄》成了我读完的第一部英语小说。我不知道是否完全读懂了它，但是我感到了强烈的震撼。那是我从来没有在任何一部中国小说和任何一部西方小说的汉语译本中感受过的震撼。用英语阅读是我参加强化班的意外收获。它不仅极大地减轻了我对移民生活的顾虑，也成为了我克服孤独的重要手段。
我们是在我女儿七岁那年在蒙特利尔登陆的。之所以选择在蒙特利尔，是因为我妻子的一位远房亲戚一家已经在那里定居多年。这真是非常荒唐的理由，因为我妻子只见过那位远房亲戚一次，而且是在将近二十年之前，在她上初中的时候。而我直到我妻子决定将蒙特利尔作为居住地的时候，才知道她有那样一位远房亲戚的存在。当时所有人都建议我们去温哥华或者多伦多，因为它们完全是说英语的城市，华人也比较多，也没有“独立”的诉求。但是，我妻子力排众议，选择了蒙特利尔。我猜想她从走出机场的那一刻起就后悔了，因为她的那位远房亲戚在机场接到我们后说的第一句话就让我们感到了加拿大的寒冷。“在国内住得好好的，移民干什么呢？！”他很严肃地说，听上去就好像是在责备。我妻子的脸顿时就红了。她肯定没有想到等待在新世界门口的是一句如此泄气的话。她用毫无信心的声音回应说： “不是为了孩子吗？！”这样一句几乎只是敷衍应付的话又引起了她那位远房亲戚一阵不以为然的耻笑。“只怕是害了孩子。”他接着说，“这里的教育真是一塌糊涂。英语课上从来不教语法。历史课上除了魁北克历史，就是加拿大历史，会让我们这些从有五千年历史文明古国来的人笑掉牙齿。”我看了我妻子一眼。她的表情显得很尴尬。“还有数学，程度起码比中国低了三个年级。”那位远房亲戚继续说，“你们很快就会后悔的。”
随后的那个星期，我们就住在那位远房亲戚的家里。白天，他坚持要陪我们去办理各种手续或者熟悉环境。晚上，他坚持要我们陪他一起坐在电视机前看“非诚勿扰”或者“玫瑰之约”。我们告诉他，我们其实可以自己去办理那些手续（其实我们是更愿意自己去办理）；我们也告诉他，我们在国内都已经很少看电视了，对于那些庸俗的征婚节目也从来就没有兴趣；我们还告诉他，我们有强烈的时差反应，需要用更多的时间休息。而他好像没有听出我们的意思，白天还是坚持要陪我们办理各种手续和熟悉环境，晚上还是要我们陪他看国内的电视节目。同时，他还是不停地抱怨，抱怨蒙特利尔的天气，抱怨蒙特利尔的饮食，抱怨蒙特利尔的医疗，抱怨蒙特利尔的交通甚至抱怨蒙特利尔的人种。他说现在走到街上看到的都是黑人和阿拉伯人，给人一种很不安全的感觉。在蒙特利尔的最初那一个星期，我们可以说就是在那位远房亲戚的抱怨声中度过的。那不断的抱怨让我们这一家本来就忐忑不安的新移民变得更加忐忑不安了。我相信我妻子的确是“很快”就后悔了。但她并不是像她的远房亲戚预言的那样后悔了移民，而是后悔自己移民到了蒙特利尔或者说移民到了那位远房亲戚的身边。所以她没有像原来一直打算的那样，在那位远房亲戚家的附近找一套公寓租住，而是选择住在了城市的另一侧，与那位远房亲戚家差不多成对角线的位置。而且她一次次地谢绝了那位远房亲戚请我们过去吃饭的邀请，也从来没有邀请过他和他的家人过来吃饭。我们渐渐疏远了……开始每年还见一两面，大概五六年之后，就差不多完全没有来往了。我最后甚至都没有告诉他们我妻子离去的消息。
我们移民的申请刚获得批准，我妻子就已经在开始积极寻找工作的机会。在登陆之前，她已经寄出过近二十份申请。而在我们搬进租住的公寓之后，她更是全力以赴。她是一个特别好强又永远都没有安全感的人，到了一个陌生的世界，内心肯定会充满焦虑。而从进入蒙特利尔的那一刻开始就已经听到的那些抱怨当然就更加重了她的危机感。看到她起早贪黑地找信息写申请，看到她情绪波动地查邮件等消息，我心里非常难受。有一天，我忍不住劝她要注意休息，不要过于焦虑。可是她不但没有表现出任何的感激，还冷冷地回应说她不可能像我那样“不负责任”。我从此就不敢再多说什么了。
按照我妻子的安排，我们一起注册了政府资助的法语课程。我们的主要目的当然不是为了学习法语，而是为了获得政府发放的助学金。但是，那份微薄的助学金得来并不轻松。因为我们变成了两个全日制的学生： 不仅每天都要上课，在课堂上要学的内容很多，而且在课后还要做大量的作业。同时，我们还要照顾家里的另一个全日制学生的学习和生活，而我妻子还在心急如焚地寻找工作……每天我们都会有疲于奔命和疲惫不堪的感觉。好在我们的女儿非常喜欢新的环境，每天都快乐无比，而且法语很快就能够应付自如了。这对我们当然是至深的安慰。
法语课程的第一期还没有结束，我妻子就得到了那份在儿童医院实验室里做化验员的工作。我很清楚地记得她曾经对生物学博士在实验室做化验员这件事持什么态度。那是在我们结婚不久后的一天中午，她接到她导师的电话，得知她博士阶段的一位同学在美国的一家著名实验室里找到了一份化验员的工作。那是她学生时代唯一欣赏过的同学。我知道那天听到的如果是她的那位同学获得诺贝尔奖的消息，我妻子肯定一点都不会吃惊，可她听到的是她放弃自己的研究当了一名化验员的消息。我妻子首先是非常震惊。接着，她的脸上出现了不屑的表情。“我没有想到她会这样，”她对着话筒说，“真没有出息。”我相信我妻子不会忘记那个遥远的中午和那种不屑的表情。但是，收到那份化验员工作合同的当天，她显得特别高兴。那是她从来没有过的高兴。她专门带着我们去了唐人街的一家餐馆。那是我们第一次在蒙特利尔进餐馆。在吃饭的过程中，我妻子不仅特别关注我们的女儿，也特别照顾我，显得与我们非常亲又非常近。但是，我不仅感觉不到任何的温暖，反而感觉到冷，一种莫名其妙的冷，一种深不可测的冷……我的脸上始终带着笑容，我的话语里始终带着喜悦。我两次夸奖她的菜点得好。我三次夸奖我们的女儿吃得好。但是，我感觉到了一种特别的冷，那是蒙特利尔的冬天不可能让我感觉到的冷。
学完全部五期法语课程之后，我的生活节奏又出现了一次彻底的改变。我每天的大部分时间都呆在家里，照顾女儿和妻子的生活成了我的主要任务。白天独自在家的时候，我偶尔会感到孤独。于是，我决定重读一遍《动物农庄》。重读是一种非常奇特的体验。我从一开始就发现自己读到了许多上次没有读到的内容，有时候甚至感觉自己读到的是一本以前没有读过的作品。我知道这种奇特的发现和感受与自己语言能力的增强和生活世界的改变并没有太大的关系。它见证的是重读本身的魔力。我突然也明白了我们住处附近那家独立书店的墙上写着的一位法国作家的名言。他说，要了解一个人，不要看他读什么，而要看他重读什么。这种说法揭示了重读更深的魔力： 重读不仅能够帮助我们认识文本，还能够帮助我们认识他人，认识自己。
白天是我感觉最愉快的时候，因为我能够控制自己生活的节奏，也不会受到别人情绪的影响。而等我女儿走下校车的一刹那，我就没有自己的生活了。我妻子对我女儿走下校车之后的生活有非常具体的安排，那不仅是我女儿必须遵守的安排，也是我自己必须遵守的安排。督促我女儿走完她母亲为她画好的流程图在我并没有什么困难，也没有引起我的反感。事实上，我每天都会盼着她回来。她的快乐和进步对我是很大的安慰。而我妻子的情况正好相反。我发现她与刚在实验室上班的那段时间大不一样了。她回家的时候总是显得非常疲惫。这当然没有什么。重要的是，她还总是显得不很高兴，有时候甚至是很不高兴。这让我对她的回来充满了恐惧。我猜想她是已经厌倦与她的能力完全不相配的工作了或者她是与同事和领导发生了很大的冲突。但是，我不敢问。她是那么好强的人，哪怕我问她发生了什么，她也根本就不会告诉我事情的“真相”。
那一天，我妻子回来的时候又是很不高兴。我让她先吃完饭再去检查我们女儿的作业。她说她根本就没有胃口，根本就不想吃饭。我将冬瓜排骨汤端到她的跟前，她看了一眼之后，象征性地喝了两口。然后，她很马虎地检查了一下我们女儿的法语和数学作业，并且很马虎地用英语给她读了一篇童话。然后，她走进我们的睡房里，并且用力将门关上。看着她这一系列情绪化的动作，我非常紧张。而收拾好厨房，回到睡房门口的时候，我从门下的缝隙发现里面没有开灯，这让我更加紧张。我犹豫了一下，推开睡房的门。借着淡淡的月光，我看到我妻子已经躺在床上，面朝着外侧。我担心她已经睡着，所以动作非常小心，想尽量不要发出声音。很快冲完凉出来之后，我摸黑找到内衣和内裤穿上，小心翼翼地在床上躺下。我完全没有想到，刚一躺下就会听到我妻子的声音。“你打算怎么办啊？”她用很清晰的声音问。
我不是太清楚她的意思。“什么怎么办？”我问。
“你总不能整天都这样在家里耗着吧。”她说。
“你不是说——”我说。
“我现在很希望你能去工作。”她打断我说。
“我怎么可能找到工作？！”我说，“你说过不会指望我的。”
“你现在的专业当然没有指望。”她说，“但是你可以重新去读一个文凭，换一个专业。”
“我还能去读什么呢？”我说。
“你知道我那个同事的丈夫在国内是研究先秦文学的博士，”她说，“现在他已经成了电脑工程师。”
我见过我妻子的那个中国同事。那是我妻子最不待见的同事，她在进实验室工作的第二天就与她发生过不小的冲突。“你不是说她很俗气吗？”我故意提醒说。
“可是她有一个令人羡慕的丈夫，一个负责任的丈夫。”她说。
她的话让我很不舒服。但是，我提醒自己不要回应。我不想再这样交谈下去。
这时候，我感觉我妻子转身侧向了我。“你也去学一个电脑文凭吧。”她说，“你这么聪明，肯定没有问题。”
“你知道我对电脑没有一点兴趣。”我说。
“那你对什么有兴趣？”她问。
“我不知道。”我说，“我不知道。”
“这就是你的问题。”她说，“你对什么都没有兴趣。”
我不想与她争辩。我不想再这样交谈下去。
我妻子也沉默了很久。在我以为她不会再开口的时候，她突然又开了口。“你总不能每天都闷在家里读那本关于动物的书吧。”她说。
她这么说我一点都不觉得奇怪。她从来就反对我读小说。每次看到我在读小说，她就会提醒我不要读“毫无用处的书”。我已经习惯了她的这种态度。我也一点都不奇怪她这位生物学博士不知道《动物农庄》并不是一本关于动物的书。但是，她为什么会突然“指望”起我来？我觉得这很奇怪。我觉得这与她最近一段时间的情绪有很大的关系。我转过身来，面对着刚才还在羞辱我的女人，问： “你为什么突然会想要我去找工作呢？”
她稍稍犹豫了一下，说： “因为我自己不想工作了。”
我没有想到这个如此好强的女人会说出这样的话。这对我完全是晴天霹雳。我的脑海中浮现出了收到合同的那天她带我们去唐人街吃饭的情形。那种莫名其妙又深不可测的冷又一次浸透了我的全身。过了很久，我才鼓足勇气，用充满困惑的声音问： “为什么？”
我没有想到我妻子会回答得那么迅速和那么肯定。“因为那根本就不是我应该接受的工作。”她很激动地说。
我打了一个猛烈的寒颤。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去安慰她。我更不知道应该怎么来安慰我自己。我颤颤巍巍地将我的右手放到她的腰部。她的身体轻轻抖动了一下。接着，她用她左手的食指顶住了我的下巴。这是出其不意的动作。这是她从来没有做过的动作。它让我感到了我从来没有从她那里感到过的温情。我的眼眶湿了。我抓住她的手，将它贴到了我的嘴唇上。就在这时候，我妻子提出了一个我以前绝对不敢相信她会提出来的建议。
我至今也不敢相信她会提出那样的建议，因为她从来就不喜欢我那位创立了两家上市公司的弟弟，也从来就瞧不起那些不是靠智力而是靠体力惨淡经营的小店主。但是，她突然提出了那个建议，她建议我去向我弟弟借钱，建议我们用借到的钱去买下我们住处附近的那家便利店。
很久之后我才知道，是与领导和同事关系的恶化导致我妻子对被人雇用的工作彻底失去了信心。具体的情况我至今也不清楚。我妻子只是说，她的领导“种族歧视”，她的同事“嫉贤妒能”。至于他们是如何地“种族歧视”和怎样地“嫉贤妒能”，她却从来都没有提过。在买下了那家便利店一个星期之后，我妻子就辞去了那根本就不是她应该接受的工作。我们随后十三年一成不变的生活就这样开始了。如果不是因为那一次常规体检的异常结果，那样的生活现在肯定还在继续。
我们的便利店每天早上七点准时开门，晚上十一点准时关门，前五年全年的营业时间为三百六十五天，后面那些年改为三百六十三天（圣诞节和元旦各停业一天）。进货的任务当然由我来包揽。站店的责任则由我和我妻子来分担（在特别忙的时候，我们也会请一两个朋友过来帮忙）。我们的生活进入了超级稳定又极为单调的循环状态： 明天就是今天，今天就是昨天……每天都要疲于奔命，每天又都是重蹈覆辙。当然，也许在任何地方的生活都是奔劳和重复，也许生活的本质就是奔劳和重复。但如果是在国内，如果我仍然是有影响的报纸的编辑，如果她仍然是著名研究所里的业务骨干，我们奔劳和重复的方式当然会大不相同，我们奔劳和重复的意义也会大不相同。我们至少还会有时间坐下来感叹生活的无聊。在这里，我们连感叹的时间都没有。只是每年四月，要向联邦和地方政府报税的时候，我们才会猛然意识到时间的飞逝和生活的无聊。
这就是我的移民生活。如果我那天在电话里将这种“个人的经验”呈现给我那位中学同学的太太，不管她将加拿大视为火坑还是冰窟，她都肯定马上就会失去知觉。移民是残忍的选择。哪怕他们是“有钱人”，哪怕他们不必为生计去辛苦，不必为生活而奔劳，只要他们选择了移民，他们就必须面对移民带来的那些最本质的问题： 比如寂寞，比如屈辱，比如单调和重复，比如进退两难，比如无所适从……那是金钱解决不了的问题，那也是感情解决不了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