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都是许多年以后的事情了，1966年，我们搬迁到干将坊103号。这是苏州城里的一个比较典型的大居民院，前后好几进，前有天井，后有小楼，范围是比较大的。我不太清楚像这样的民居大约建于什么年代，反正从前有这般大的住宅，也算是个大户人家了，惟一不够典型的是这住宅不靠着河。都说苏州的人家是枕河人家，君到姑苏见，人家尽枕河。其实，苏州并不是所有的人家都枕河，真正枕河的人家是小部分，还是不枕河的多一些。
我们家搬进干将坊103号的时候，院子里大约有十五六户人家；分配给我们的是一间十多平方米的平房，砖地、土墙，屋顶是赤裸裸的，梁椽满砖什么都历历在目、根根可数，我们家三代五口，连厨房、马桶都在其中。
环境真是变得很快。
但是，对我来说，还不太明白生活到底怎么了，人生的路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我看到同院里的小朋友也都和我们的新家一样，多半是一家人挤在一间屋里。我不觉得有什么不好，快快活活地加入了新朋友的队伍。
我不懂得也不可能和大人一起承担什么，我只是在一个平平常常的院子里，走过了我从童年到少年的时光。
现在，我常常想起那一段时光，想起那时犯过的种种过失和做过的许多错事；想起那时的不懂事，不能为生活得很沉重的父母分担一些什么也想起那时候的许多愉快和许多乐事。我们的门前，就是一片空场，空场便是我们欢乐的天地。
其实，身边也有一些事情，只是我们不知道它们的残酷罢了。
张老师的养女叫张自莉，“张自莉”三个字到底是不是这么写，我已经没有把握，只是知道她叫张自莉。她的样子一直在我的脑海里不时地浮现出来。
当时她大约有二十多岁，刚刚大学毕业，分配到某个单位，正在谈恋爱；她个子高高的，长得很漂亮，走路的姿态很美，我们只能从低矮的角度去仰视她。她是我们一群小女孩儿心目中的偶像。她的男朋友个子更高、更潇洒，也是我们的偶像。
当以温文尔雅著称的小城，发生了令人难以置信的争斗，温文尔雅的张自莉也参加到其中的一派里去，和她的男朋友并肩战斗。每天回来，她都情绪激动地向我们讲述他们的英勇事迹。
后来，张自莉参加的这一派情况不妙，慢慢地往城外退了，她的男朋友叫她跟他一起到城外去，但张自莉不放心母亲，没有去。
有一天，突然闯进来一些人，有男有女，差不多都像张自莉那般年龄，都像张自莉和她的男朋友一样高大潇洒，他们呼啦啦地直冲后院。
“你是张自莉吗？”他们问平平的爸爸，平平的爸爸正坐在小矮凳上看报纸，摇摇头说：“我不是张自莉。”
这时，张自莉走出来，那些人问她：“你是不是张自莉？”
张自莉说：“我是。”
话音刚落，一个耳光就打在她的脸上。我们听张自莉说：“你们为什么打人？”
他们说：“你们也打我们的。”
张自莉说：“我不认识你们，你们是谁？”
没有人回答。
过了一会儿，我们看见张自莉被黑布蒙上眼睛，两个女的一前一后拉着她的手，穿过大院走出去。平平的爸爸说：“其实，他们根本就不认识张自莉，张自莉不承认就好了，就能逃过去了。”
可是，当时的情况，紧张得让张自莉不敢不承认她自己。
她被另一派的人抓走了，抓她的人根本不认识她。事后张自莉说：“是我们单位的人叫他们来抓的。”
过了两天，张自莉回来了，脸色平静地从我们眼前走过。前院的人问她：“张自莉，放回来了？”
张自莉笑了一下，说：“没啥，体验了一次生活。”
但当她走进自己家里后，我们就听到了她的哭声。
邻居的大婶们都去安慰她，她们出来说：“唉呀，背上全是皮带印。”
我们小，不敢进去看。
第二天，张自莉就不见了，张老师也不说她到哪儿去了。
张自莉被她的男朋友接到城外去了。
以后，我曾见过张自莉，见到她时，她是什么样子，我记不清了。
留在记忆中的是我们大院中那片很大的空场，在空场上我看到做厨师的邻居把一只鸭子的头割下来，鸭子仍然在走路。好多年以后，我回到这里看自己从前住过的地方，空场没有了，再过一些年，干将坊103号也没有了。
永远消失的，却也永远地留在了心里。
4.外公和外婆
在过去的许多年里，由于一些特殊的原因，外公一直是一个人住在老家，他的子女和孙子们离他远远的。
在外婆生命的最后几年里，她常常对我说：
“我看到你外公来叫我，他病了，病得很重，他让我回去，我也应该回去了。”
其实，外婆对我说外公叫她回去的时候，外公已经不在人世了，只是母亲和舅舅们商量，认为这件事不毖告诉外婆。外婆当时已经很衰老了，母亲和舅舅们认为没有必要再在外婆布满创伤的心灵扎一刀，能瞒就瞒，就像后来母亲对我隐瞒了外婆去世的消息一样。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母亲家族的传统习惯。
就这样，外婆一直到死也没有得到外公的确切消息。但是，在很长的时间里我一直在想，外婆到底是一无所知地被我们大家瞒住了，还是她早就知道了一切，只是不说罢了？就像母亲在她生命的最后几年里，我们一直对她隐瞒她的真实病情，母亲一会儿充满信心，一会儿又万念俱灰？我也不知道母亲对自己的病到底是怎么想的，她是充满希望地走向另一个世界，还是怀着绝望的心情离去？！
在外婆常常对我说起外公的时候，离外婆的归期无疑也不太远了。
其实，外公和外婆算不上什么恩爱夫妻，他们的旧式婚姻以及他们各自的性格脾气，决定了他们不能平平静静地走完共同的一生，而只能在两地思念着对方；他们若是走到一起，在一起过日子，就会吵得过不下去，他们在年轻的时候，就已经明白了这一点。所以，外婆离开外公，并且一走就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但是，不管外公和外婆怎样的合不来，外婆对于她的这一走就只能在另一个世界和外公相见这样一个结果大概也是始料未及的。
就这样，外公在无声无息中走完了他的一生，而外婆则也追随而去。
在漫长的岁月里，外公一个人是怎么熬过一天又一天的，我无法想象得出。尽管我能够想象出他在某一个特定的时间里的形象，但是，我无法把这许许多多的形象连接成一串历史。每天太阳升起又落下，每天月亮升起又落下，外公每天早晨起来面对着一个又一个完全相同的、毫无新鲜感的沉闷的日子，他活得怎么样，我一点也想象不出来。
外公曾经因为历史上的某些不知道算不算问题的问题蹲过两年狱。在狱中的时候，小舅舅去探望过他。事后，小舅舅对我们说，那一次他给外公带了点香蕉，和外公同室的犯人，把外公吃下来的香蕉皮都吞进肚里。我想外公也一定吞过别人的香蕉皮。
其实，外公在狱中的时间并不长，很快就出来了，更长、更沉闷的是他出狱以后的日子。
外公每天早晨起来面对的是另一座“监狱”，他坐在破败不堪的屋前，听着乌鸦在头顶盘旋聒噪，看着别人忙忙碌碌、大哭小叫，他是不是觉得自己早已经是另一个世界的人了呢？
那些年月里，惟一联系外公和外婆、联系外公和他的子女的是一张汇款单。
在漫长的岁月中，每个月的15日，他坐在旧宅门前的小矮凳上，翘首盼望着一个身穿绿色制服的人骑着自行车从巷口出现，走到他面前，笑一笑，说：“敲图章。”
外公起身去取图章，他的动作一个月比一个月迟缓，一年比一年麻木。然后，外公从邮递员手里接过一张填着“壹拾贰元整”的汇款单。外公戴上眼镜，颤抖着手，仔仔细细地看一遍汇款单上的笔迹。有一次汇款单是我填写的，外公一眼就看出是我的字，他立即来信说我把他名字中的一个字写错了，它是这个“扬”，而不是这个“杨”。外公看过汇款单以后，叹息一声，说：“这怎么够用哦。”但是，他的脸上还是露出一丝宽慰的微笑。然后，到邮局去取钱。每个月的10日大舅舅领取工资以后就给外婆寄来一张17元的汇款单，外婆从中取出5元，这是大舅舅给外婆的零用钱。外婆再把剩余的12元寄到老家去。与此差不多的时间内，小舅舅也从另一个地方给外公寄去5元钱。在许多年里，外公的这17元生活费一直没有变化过。我想，当外公从邮递员手里接过汇款单的时候，他同时也按到了子女们平安的消息。他一边牢骚满腹地抱怨子女让他孤苦伶仃的一人度过贫困的晚年，没有人陪伴，没有人看望，生了病也没有人照顾；一边抱怨子女们不能再多给他一点生活费，使他过着一日三餐粗茶淡饭之外再不能有丝毫改变的生活。一年又一年，不知重复了多少个日夜。外公一边抱怨并且自己向自己诉说着子女的不是，一边在他的内心深处祈祷，祈祷他的子女们平平安安，也许还希望子女们兴旺发达。在我的记忆中，母亲和舅舅们很少给外公写信，所以，这每个月的汇款单，就是外公联系他的子女们的惟一纽带。我不知道在这漫长的岁月中，邮局的汇款单是否出现过差错。外公在汇款单该到的时候接不到，心情一定很糟，他一边骂着母亲和舅舅们，一边又心急如焚地以为子女们出了什么事。我虽然没有亲眼看到外公那时的情形，但是，我能够体验出外公的心情。
就这样，在每个月的“敲图章”的喊声陪伴下，外公走完了他的一生。我不知道外公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是不是仍然有力气坐在门前等候穿绿色制服的邮递员出现；是不是仍然有力气起身取图章，然后到邮局取钱；我不知道在外公不能起床的那些日子里，是谁替外公在汇款单上“敲图章”。
外公已经去世很多年了。
现在，我们领汇款的时候，基本上不需要图章，只要签字就行，有人代签也行，一切比从前方便多了。
像我这样以写作为职业，常常有汇款单寄来。
邮递员只需将汇款单放在传达室，由传达室的师傅代签字收下，然后再交给我就行；我拿汇款单的时候，再签一次字。所以，基本上见不到邮递员。
但是，我总是不能忘记外公坐在小屋门前，等候那个身穿绿色制服的身影出现，等候那一声“敲图童”。
虽然我从来没有见过外公。
5.母亲与外公
我没有见过外公。
我第一次回故乡，是在外公去世多年以后的一个雨季。那时候，外婆、母亲也都已经不在人世。
我常常独自心酸，和我最亲的亲人都先后离我而去。
当我第一次回故乡走进外公多年来一直一个人居住的那个老屋时，心情很平静，只是想起外婆和母亲在我小的时候说起的一些事情，想象着外公坐在朝南的堂屋里的样子。我们家朝南的堂屋是很宽敞、很气派的，屋中间有很粗的圆木柱子，母亲和舅舅们小时候围着柱子捉迷藏。这是母亲告诉我的。从前，在南通大家都知道冯财徐势，外公姓冯，我想象着外公坐在堂屋中央高高的红木太师椅子上的那种威风凛凛的神态。
我没有找到母亲向我描述的关于老屋的那种感觉，外公的老屋破落得不像样子是我没有想到的。
我想，外婆和母亲她们几十年不回老家，一定想象不出老家的面貌已经完全改变。
我跟随着舅舅们走进了外公居住的院子。
我茫然地站在小小的院子里，从小院子里能够看到街口的一棵香樟树。我想象着外公每天坐在院子里，看着树上的鸟窝，鸟在头顶飞来飞去，我不知道外公对此有什么想法。
一直住在老家的堂舅舅闻声出来接我们。
堂舅舅告诉我们，外公后半辈子的生活主题就是老屋，或者说就是卖老屋。他一直到去世也没有得到平反，虽然舅舅们可以坦然地对我说：“你外公其实什么事也没有。”但是，在过去的许多年中，我们家的人谁也不敢这么说，甚至连在心里偷偷地想一想都不敢。外公一直到死，也不知道他没有罪，不知道房子是属于他的。他在根本不能确认房子是属于他的情况下，还一心想卖掉自己的房子，这就是他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中的矛盾和痛苦。
外公的老屋到底被没收了，或是合营，或者是出租，母亲和舅舅们一直是糊里糊涂的。堂舅舅告诉我们，外公一直住在朝北的小屋里。朝北的小屋，使我想起外公大半辈子阴云笼罩的生活。
朝北的小屋没有被没收？没有被合营？或者没有出租？或者是曾经被没收了又发还了？对于这一切我搞不清楚，只能想象。朝北的小屋终年不见阳光。
生活日渐艰难，这是外公活着的时候最强烈的也可以说是惟一的感受。从前家里留下的一些东西，能当的都当了，能卖的都卖了，再也找不出一件值得去换钱的了。外公向母亲和舅舅们提出了增加生活费的要求又没有得到回答，于是，外公开始想办法。
母亲接到外公的信，信上说，老屋是国家的，过去让我们白住了，从现在开始要收房钱，外公说他付不起房钱。其实，这样的理由是经不起推敲的，老屋的性质是早已经确定了的。母亲可能多少明白一点外公的意思，她回信说，既然国家要收房钱，当然是要交的，请把房租的收据寄过来。在下一封信里，外公说：“随信寄上房租收据。”可是，母亲怎么也找不到收据，母亲哭笑不得。外婆说：
“江山易改，本性难移。”难道外婆对外公的本性看得很透吗？我不知道。许多年以后，当我回想母亲满地寻找房租收据的情景时，我想，那时候我们为什么不挤一点钱给外公过日子？其实，我的想法根本不可能实现，为了给外公寄生活费，我们家、大舅舅家和小舅舅家已经挤了又挤、不能再挤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