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常常在早晨去乌镇，桑树上的露水还没有消，如果是有桑枣的季节，我们就钻进桑地，摘些紫的桑枣吃；有的桑枣还不熟，红红的，但也忍不住吃了，弄得满嘴大红大紫，身上湿漉漉的。
再走一段，小天就不老实了。他在过桥的时候，不走桥面，却爬到桥栏杆上走，像女子体操平衡木，走窄窄的桥栏，做出种种惊险动作。桥下不是厚厚的海绵垫子，而是湍湍急流，吓得母亲赶紧闭上眼睛。
桥下有船经过，船上的人大声喊：“喂，你儿子掉河里了！”
母亲又赶紧睁开眼睛。
船上的人大笑。
小天继续走着平衡木，稳稳当当，无动于衷。
若是在夏天，小天多半在河里游泳，我和母亲在岸上走，或者他吊住一条船的绳子。母亲不知为他担过多少心，受过多少怕。
在个把小时的路程中，武有武的走法，文有文的走法，文的走法多半是大人讲故事，或者讲什么新闻，说得最多的，是乡下流传最广的鬼和背娘舅。
背娘舅不是鬼，就是从前书里写的劫道的强盗。在两省交界处，一直是这些强人经常出没的地方，即使在解放后好多年，也没有彻底断绝。
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候在乡下出没的背娘舅，干一回也弄不到多少钱，那年月谁的身上会有很多钱呢？没有的，也不知道钱都在哪里。30年后的今天，恐怕一个小孩子身上也会有不少钱。现在的钱，一下子多了起来。杀人越货，这是强盗行径，但杀人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既然要干，好歹也该多弄些钱财，可是，那时候的背娘舅，常常为了几个小钱，或者为了一个不知道是什么的包袱，就背了娘舅。这决不是传说中的故事，在我们乡下，我虽然没有亲眼看到、亲身碰到，但几乎每天都有人说起背娘舅。这背娘舅的事情，一直像一片阴影似的笼罩在我的心头。我在乡下走路，常常提心吊胆，生怕从路边的桑树地里蹿出个背娘舅来。
背娘舅肯定不是一个人，这些人的形象也应该是各不相同。但是，在我的印象中，背娘舅始终只有一个形象，这形象是模糊不清的，却又深深地印在我的心里，一直到今天还没有完全消失。
同背娘舅制造的恐怖气氛有异曲同工效果的就是鬼的故事了。
在我们去乌镇这一路上，走到哪一段就有哪一段的鬼。我们过大通桥，知道大通桥有五个鬼，每天夜里都坐在桥头上乘凉，并有叽里咕噜地说话声；有人走过，就扑通一声跳进河里；有月光的时候，还能看到水花。虽然大通桥的鬼并不厉害，它们见了人还会逃跑，但是，每当经过大通桥时，我身上总是打寒噤，从心里往外冒寒气。
再往前面走，就是小红孩儿的地段了。关于小红孩儿的故事，我曾经写过一篇短篇小说。
（附）一张糖纸
到了穿棉衣的时候，妈妈就把带回去拆洗翻新的棉衣寄来了。
那其实还是一件新棉衣，才穿了两个冬天。可是，在乡下干活穿衣服就会脏的快、破的快。夏天，家里让妹妹来看我，见了这件棉衣，很是笑了一阵子，便带回去了。现在，妈妈把它弄成新的一样又寄来了。
包裹是邮递员从公社邮局代领了送来的。那天正好刮着西北风，连乡下人都穿上了棉袄。小孙接过包裹，回屋便拆，拆了拖出棉衣往身上一穿，浑身立时暖和了。
棉衣口袋里鼓鼓的，他伸手一摸，摸到了一个小包。拿出来一看，是一包水果糖，足有半斤。小孙舔了一下嘴唇，好久没有吃糖了。屋里两个同伴不在，他飞快地剥了一块，塞进嘴里，糖纸仍然放回口袋。
他含着糖，很甜，身上也很暖和，心情一下子好起来，哼着歌下河去淘米。
刮起了北风，河水还没有冻冰，却已经很凉了，刺手。河滩上有个小姑娘，在刷鞋子。穿一件红棉袄，很短、很旧，几乎盖不住屁股了。是坤宝家的大女儿，只听见别人叫她大丫头，不知道她有没有大名，也许没有。根本用不着，她不上学。小姑娘手冻得通红，有十来双鞋，都快洗好了。小孙知道坤宝家，这个十来岁的小姑娘下面，还有两个妹妹和两个弟弟。
小孙蹲下来淘米。
小姑娘盯着他的嘴，凹下去的眼睛很黯淡。半晌，忍不住地问：“你嘴里是什么？”
小孙赶紧将那块水果糖挨了一下位置，使它停留在舌尖，不再鼓起左颊或右颊。
“你嘴里是什么？”小姑娘又问了一次，随后咽一口唾沫。
小孙有点讨厌她，不理睬她。
小姑娘便不再作声，重新洗刷鞋子。鞋总算刷完了，小姑娘走上台阶，忽然又回过头来说话：
“我没有吃过糖。”
小孙心里一动，看了她一眼。
“我没有吃过糖。”小姑娘黯淡的眼睛仍然盯着他的嘴，“真的，我从来没有吃过糖”。
小孙避开了她的眼睛，仍然不理会她。
小姑娘好像叹了口气，走了。
小孙赶紧掏出那张糖纸，扔进河里。揉皱了的糖纸，在河面上慢慢地舒展开来。
天阴沉沉的发紫，老人说，要下雪了。
晚上，同屋的三个知青都在，天冷了，不能出去。那两个人无聊得很，早早地钻进了冰冷的被窝，抽一毛四一包的“大铁桥”烟。小刊、不抽烟，偶尔被逼着抽一支，也尝得出那烟的劣。
小孙几次将手伸进口袋，想摸几块糖，却又几次空着手出表。那两个的馋劲，他害怕，两三块水果糖是不会杀念的，非捣空了不可。三个人刚下来的时候，吃的用的都是“共产”，后来都“共产”不起了，偷偷地独吃。
说着说着便开始骂人、诅咒，一肚子的怨气。
后来，又说看见后湾的小卫，进城回来，一下车背着包就到书记家里去。咒语里有点羡慕，且怨自己老子无钱无势。
小孙心里一动，用劲按了按口袋。
早晨起来果真有厚厚的雪，队长挨家喊：“今天不做工录了。”
小剥、要到大队部打煤油，拎着油瓶，到门口，又看见坤宝家的大丫头，仍是那件很短很旧的红棉袄，下河去洗尿布。看见小孙，小姑娘的眼睛很黯淡，仍然盯着他的嘴。
小孙下意识地按了接口袋，那包水果糖还好好地在。
走出一段路，小孙回头看看，小姑娘还站在河滩上看着他。他心里又是一紧，听见坤宝娘子骂：
“死丫头，快洗，发什么痴！”
路上不好走，雪积得很厚，走一步陷一步，走出一段，小孙便出汗了。他歇歇，抹抹汗，忽然看见坤宝家的大丫头，穿着那件红棉袄还背着个书包在前边站着，不时地抬回头看他，像在等他。
小孙吃了一惊，定神看，却没有。雪白的一片，什么也没有，他嘘了一口气，继续往前走。
大队书记的家就在大队部边上，小孙顺路进去看看。在院门前的柴堆上，小孙又看见坤宝家穿红棉袄的小姑娘，坐在柴堆上等他，走近时却又不见了。小孙心神不安。
书记不在家，老婆和孩子都在，小孙知道书记也有一个十来岁的小女儿，这时看见她也穿了一件红棉袄，不过并不短，和坤宝家的女儿极像。
并没有人招呼他，很没趣，他招手让书记的小女儿过来，从口袋里摸出一大把水果糖，塞进她的口袋，书记的老婆脸色缓和了些，让小女儿叫叔叔。
小女儿并不叫，掏出糖来看了看，又走过去，说：“硬糖，不要；硬糖，不要：吃奶油的。”说着，把糖又塞到小孙手里，“我有奶油糖……”
小孙脸上红一阵白一阵的，捧着糖不知道怎幺办才好。
小女儿从里屋捧了个糖盒来，让他看，果真是奶糖，那糖盒也极漂亮，不知道是小卫送的，还是别人送的。
小孙好尴尬，要走，书记的老婆也不留他，他便出来了，心里好憋气。到大队部打煤油，见有几个熟人，使狠狠心发了些糖，自己也剥了两块一齐吃。
远远地便听见有哭声，走近了见河滩上围着不少人。哭声是从那里面传出来的，在雪天雪地里愈发地凄惨。
小孙奔过去，心怦怦地跳。
“什么事？”
“淹死了。”有人说。
“冻死的。”有人纠正。
“谁？谁？”小孙眼前有个红色的影子晃了一下。
“大丫头，坤宝家的大丫头……”似乎很平淡。
小孙心抖得厉害，拨开人群挤进去。
很短很旧的红棉袄，已经结了冰。小孙不敢看小姑娘的脸。坤宝娘子趴在小姑娘身上，嗓子已经哭哑了。坤宝闷声地蹲在一边，另外几个小的孩子趴在他身上哭。
“坤宝也是作孽，前世作的孽，本来大丫头养大了点，好帮手了，又淹死了，唉，可怜哪……”
小孙愤怒地瞪了那女人一眼。
“怎么会，怎么会……”他喃喃地身上一阵冷似一阵，直瞪着那红色的小身体。
“唉，林生家的丫头看见的，说是水面上有一张糖纸，去捞那糖纸，便扑了上去；林生家的小丫头，吓呆了，等叫来了人，已经沉了，捞上采，已经……”
坤宝娘子又是抢天呼地，坤宝仍是闷着头。半晌，才听坤宝嘟嚷了一句：“可怜哪，连块糖都没尝过呢……”
小孙像丢了魂儿似的，忍不住去看小姑娘的脸，那脸竞很平和，一点也不吓人，只是略有些紫。左手抓着一块尿布，右手捏着一张糖纸。小孙认出那张糖纸。再看那脸，竟有些笑意，嘴微微地张着，好像说：“我没有吃过糖。真的，我从来没有吃过糖。”
小孙回想那盯着他嘴看的眼睛，很黯淡的，凹下去的，渴求着什么……“你嘴里是什么？我没有吃过糖。真的，我从来没有吃过糖。”小孙心里在哭，脑袋要炸开了，想撕什么东西，又想大叫。他终于什么也没有干，慢慢地蹲下去，从口袋里摸出一块水果糖，剥了纸，塞进了小姑娘僵硬的嘴里。他想拿下她手里那张已经浸坏浸烂的糖纸，换一张新的，却怎么也取不下来，手将那张糖纸紧紧地捏着。
坤宝自己钉了个小棺材。小姑娘只有那一件又短又旧的红棉袄，坤宝要剥下来给小的穿，坤宝娘子哭。小孙扑过去，说这棉袄让她穿去吧。坤宝看了他一眼，不作声，也不再剥那件红棉袄。
钉棺材盖的时候，小孙最后看了一眼那又短又旧的红棉袄，将所有的水果糖全部装进红棉袄的小口袋。
雪天雪地里，坤宝娘子凄渗的哭声，很久很久不曾散去。
这篇小说发表于1986年的《太湖》杂志。
往乌镇去的路上就是这样的，我们一会儿兴奋一会儿害怕地往前走着。和我们一起走的，还有大运河的河水。
印象中的乌镇好像只有一条街，街上有什么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乌镇的轮船码头，我们曾经在这里上船到别的地方去。比如去杭州，就是从这里起航的。乌镇还有一个地名也是久久不能忘记的，是乌镇的北栅头。因为，我们家的方向在乌镇的北面，我们进入乌镇是由北栅头而八，回家则是从北栅头而出，所以，印象深一些。有一次，父亲带我和哥哥去杭州，回来时船到乌镇已经是半夜了，我们随身携带些东西，虽然不值多少钱，但在那时候却是很宝贵的。我们在塘西买了两大捆甘蔗，没舍得吃。一下船，出了码头，就有一个汉子看到我们。后来，他追过来问：“你们去哪里？”
哥哥说：“去桃源。”
父亲连忙接口说：“就在北棚头处。”
父亲的话一直记在我心里，以后，我才知道什么叫姜还是老的辣，尽管父亲那时候还不老。
我们一家人有时摇船去乌镇，父亲摇橹，哥哥纤绷，我和母亲坐在船头。生活虽然艰苦，前途也是未知，但一切却是那么欢快、那么宁静。许多年过去，我和哥哥都有了自已的事业，然而母亲却已经不在了，也唤不回那种温馨、和谐了。
已经有25年没去乌镇了，我想象不出乌镇现在是什么样子。1996年5月，我来到乌镇。
到茅盾故居参观，而后在街上转一圈，有说不出的沮丧。我没有感想，没有想象中的激动，也没有感伤，甚至没有回忆。几乎什么都没有，只是急急地想回去。我是特意到桃源来的，我是特意要到乌镇来看看的，但是，现在我什么也不想看。
我急急忙忙地上了车，车把我送回了家。
3.文满
我在乡下广阔的田野里，在清新的气息中自由自在地呼吸，农村孩子质朴友好的感情、好奇渴求的眼睛，使我第一次感到了自己存在的价值。
在很短的时间里，我交了许多朋友，这使我自己都感到奇怪。
那是一个特殊的年代，家庭的背景在孩子的心灵留下深深的烙印。在我许多的农村朋友中，有家庭出身好的，三代贫农；也有出身不太好的，或者有严重的家庭问题，比如地主富农的孩子，他们总是不能抬起头理直气壮地做人。
留在记忆中最深的是“中和党”。
那一带“中和党”很多，一个村子，差不多有三五家，至少有一家。我至今不知道“中和党”到底是什么？它的组织到底有多大？成员有多少？总部设在哪里？总书记是谁？目标纲领是什么？具体有哪些行动？我也不知道它有没有全称，全称是什么？是中华和平党？还是中国共和党？或者是别的什么？我甚至不知道这个党到底存在不存在，也许它就像当时的另外一些所谓的反动组织一样，纯属子虚乌有。
不管“中和党”有没有，是对共产党造成威胁，还是无损一根毫毛，总之，在我们那里，“中和党”的阴影是非常浓的，浓得连我这样不谙世事的外来孩子都感觉到了它的压力。在我的思想中，“中和党”是比地主富农更反动、更凶恶的敌人。
我的一些农村朋友，小小的年纪，便背上了“中和党”这样一个沉重的包袱。
文满就是其中的一个。
我刚下乡的时候，正是冬天，我们到田里敲麦泥。我没有手套，手冻得厉害。下晚儿，文满带着另一个小女孩儿来到我家，并带来一副手套，是粗线织的，送给我。文满指指小女孩儿说：“这是我妹妹，我还有一个妹妹在家里。”
我说：“她怎么没来？”
文满说：“她想来，我不许她来。”
文满和她的大妹妹只坐了一小会儿就走了，第二天，母亲从外面回来，神情很严肃地说：“你知道昨天给你送手套的是什么人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