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她是文满。”
母亲说：“你知道她家的情况吗？”
我说：“不知道。”
母亲说：“她父亲是‘中和党’。”
我没有问母亲“中和党”是什么，我也不想知道什么是“中和党”，但是，当时母亲说到“中和党”时的那种神态，我永远都不能忘记。
文满就是这样走进了我的生活。
如今文满40多岁了，仍然不识字，后来，我曾经把文满以及她家里的一些情况写在一篇散文中。去年有一天，文满的爸爸突然从乡下到苏州来，找到我说：“有人告诉我，你的一本书上写了文满。”
文满的爸爸想买一本书回去看看。
我把那本散文集给他，他要付钱，我拒绝了。
文满的爸爸说：“谢谢你！”
春节前，我正在写作，电话响起来，我听到一个遥远的乡音，是文满。
文满说：“二十几年没有见到你了，我想去看看你。”
我说：“我正忙着，你过几天来吧。”
文满说：“我从来没有去过苏州，没有出过远门，到时候你要到车站接我。”
我说：“好。”
挂了电话，我忘了这件事。
到了正月初三，文满的电话又来了，我知道抵赖不过，文满是非来不可了。文满说：“我梳一条长辫子，我把辫梢咬在嘴里，你就能认出我了。”
我说：“好。”
阴差阳错，我在车站转了一个多小时才找到文满，文满果然咬着辫梢，在那里站了一个多小时。
见到我时，文满笑了，她说：“我好心慌，以为没有人来接我呢。”
文满在乡下私人工厂里绕线圈，一年收入5000元；文满的丈夫养牛蛙，文满说：“这一两年牛蛙也不好卖了。”
去年因为价不好，他们的牛蛙没有卖，已经养得很大了，她还做了个手势，说：“今年再卖。”
文满现在有两个孩子，一男一女，女儿上高中，文科比较好，明年要考大学。她说：“到时，请你帮忙。”
我说：“到时候再说吧。”
我和小天向文满打听村里张三李四，回忆从前的许多事情，我们又笑又伤感，谈得都很累，往事和故人把我们的心填得满满的。
我问文满什么时候回去，文满说：“我住一个晚上。”
我说：“好。”
下午4点左右，我对文满说：“文满，我们到车站去看看明天的车是几点的，如果能买预售票，就买了，免得明天不知道时间，赶不上车。”
我带着文满，到街上打的士，下车时，文满看我付车钱，问：“这么一段路10元钱”我说：“10元钱是起价费，上车就是10元。”
我们买到了第二天上午的火车票，出了车站，我说：“文满，我陪你到‘沧浪亭’玩玩。”
文满说：“‘沧浪亭’是什么？”
我竞一时有些语塞，说不出“沧浪亭”是什么。
在“沧浪亭”买门票的时候，文满问：“多少钱一张票？”我说：“5元。”
因为时间比较晚了，我们进园不久，工作人员就在里边催游客，让大家抓紧看。文满说：“5元钱还没看够呢。”
我们匆匆转了一圈，我只能告诉文满，这是从前的一户有钱人家住的地方，从文满的脸上，看不出她心里在想什么。
文满在我们家住了一宿，第二天早晨，我拿出一件羊毛衫、一条绒毯，还有几盒营养品和食品，都是人家送的，转送给文满。其中有一盒营养品，我对文满说：“文满，这个给你爸爸。”
在车站门口，我又给文满买了一个大蛋糕。卖蛋糕的妇女看看文满手里拿的东西，对文满说：
“这份礼蛮重的。”
另一个妇女也看看文满，又看看我，说：“是插队时的朋友吧？”
我说：“是的。”
文满回到家，给我打来电话，说她到家了。
第二天，文满的爸爸也打来电话，谢谢我给他的营养品。
4.医生
在桃源乡下住的大院里，一排开四间大屋，第一间是大队合作医疗站；第二间是我们家；第三间是一个富农；第四间是另一个富农。院前大门边有一间小屋，是知青住的。
赤脚医生有三个人，一个是大学毕业派到乡下来做赤脚医生的赵医生；另外两个是本地的复员军人。
复员军人在乡下有自己的家和老婆，他们不住在合作医疗站，每天来上班；赵医生是镇上人，分配到乡下工作，没有老婆，一个人住在站里，是我们的近邻。
做医生的人应该知道清洁卫生，但是，赵医生不太讲究清洁，他懒得倒马桶、涮痰盂，所以，不用马桶，也不用痰盂。
有一天夜里，我们突然听到赵医生大叫：“一只老八脚！”
接着，就听到赵医生出门；再后来，听到赵医生回来了，嘀嘀咕咕地说些什么。
第二天，我们看到赵医生头上横七竖八地乱缠着一些白纱布，有一个棉花球掉在外面，一晃一晃的。
赵医生说：“昨天夜里一只老八脚咬我，我去踩了草药敷上。”他用手指指自己的头，头上的棉花球晃晃荡荡的，我们都笑了。
赵医生也笑了，他说：“有什么好笑的，痛死我了。”
那时候我很向往做医生，有一本《农村医生手册》，蓝色塑料封皮，一直到现在还在我的书橱里。
手册中占了相当篇幅的是“新医疗法”。
这部分的一开头，照例是毛主席语录：
“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范围内，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因此，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
接下去的一段：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大医务人员遵照毛主席‘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的方针，以无限忠于毛主席的红心和对工农兵的深厚无产阶级感情，发扬敢想、敢干、敢于革命的大无畏精神，创造了许多中西医结合的‘新医疗法’，这是我国统一的新医学，是医学的良好开端。用毛泽东思想统帅的‘新医疗法’打开了聋哑‘禁区’，使成千上万的聋哑人喊出了时代的最强音‘毛主席万岁’；使许多瘫痪病人重新站了起来，参加到了抓革命、促生产的战斗行列使多年的盲人重见光明，看到了毛主席的光辉形象；使那些被资产阶级的专家判为‘不治之症’的患者恢复了健康……”
“新医疗法”的第一个内容就是“新针疗法”，内容十分详细。
我曾经不知从哪儿弄来一些金针和一些关于针灸的书，那时候宣传针刺麻醉，让我们这些年轻人都十分向往。我非常想学针灸，但是，始终没敢扎下第一针。母亲生了病，要打针，我终于有了一次机会，但是，我紧张得针还没有刺入皮肤，药水已经被挤掉了。
母亲叹息一声，说：“算了吧。”
合作医疗站有许多悲惨的事让人触目惊心，我们队一位副队长的儿子，5岁，蛔虫引起肠穿孔，连夜摇船送医院，走到半路孩子已经不行了，船又摇了回来，悲痛欲绝的父亲抱着儿子的尸体直冲合作医疗站。
紧接着我们家响起了急促地敲门声，母亲去开门。副队长说：“水林死了，我要几个洋钉钉棺材。”
这已经是后半夜，母亲把很长的洋钉找出来，交给副队长。母亲说：“他半夜敲门，是为了告诉大家，医生误诊了。”
医生到底误没误诊，当时就没有断定，事隔这么多年，我记得的仍然是那深夜的敲门声。
在乡下有许多人拿着一本《农村医生手册》就做医生，他们自己说是拉个黄牛当马骑。初中生、高小毕业生都能做医生，小毛病胡乱治一治，量个热度，给几片APC；抹点红药水开几帖膏药，稍有疑难的推给公社医院。
如果命运稍出一点“差池”，我也许真的拿一本《农村医生手册》做了医生。
那会怎么样呢？
我无法推断结果。
赵医生和我们做了好几年邻居，后来，合作医疗站搬走了，赵医生住的那间屋分给我们家。
赵医生后来到桃源镇医院工作，去年文满来过后，他知道了，对文满说：“你有没有范小青家的电话，我要去找范小青。”
文满对我说：“我没有告诉他。”
所以，赵医生也一直没有来找我。
赵医生仍然孤独一人，大概有60岁了。以前在乡下的时候，常常听母亲和外婆说，又有人给赵医生介绍对象了；过几天又听说，又没有成。
我想象着60岁的赵医生在桃源镇医院里上班的情形。
5.水荣
我们四个人打牌，小天和水荣搭档，我和金生搭档，他们老是输，小天就骂水荣笨。金生是很聪明的，村里好多女孩子喜欢金生，我也喜欢。
在劳动与上学之外，我们差不多都和金生、水荣在一起。
有一天，秀美终于忍不住说：“你怎么老是和金生闹。”
我刚刚萌动的心，突然动了一下，明白了秀美的意思。
几年后，我们家离开村子的那一天，金生来叫我去打牌，我犹豫了一下，终于摇了摇头：说：
“整理东西累了，我要歇一会儿。”
金生有些失落地走了。
那一年，我17岁，金生18岁。
金生后来当兵去了。
许多年后，小天回到桃源镇，听说金生复员回来了，在镇上某个公司开车。小天的同学找来了金生，当时小天心情很激动，但是，金生却麻木地看着他。小天着急地说：“你不认识我了？我是范小天。”
金生茫然。
小天又说：“新亭三队的。”
金生仍然茫然，想了半天才说：“新亭三队，我是新亭三队的。”
小天说：“你不记得有下放的干部？”
金生说：“我知道有老韦和蔡雷，他们是知青，住在合作医疗站门口。”
小天很难过，说：“你不记得我了，我妹妹你还记得吗？范小青。”
金生再次茫然。
小天对我说：“想不到金生会这样。”
我始终无法相信小天的话，但是，小天信誓旦旦，“骗你不是人。”他说。
尽管小天说了这样的话，我仍然无法相信。
回过来说水荣。水荣的父亲是“中和党”，已经死了；水荣的妈妈说他是被队长害死的，但是她不敢公开说，只是背后嘀咕。水荣兄弟三人，大弟弟叫猫猫，小弟弟叫玉生；玉生的脸色总是很苍白，不知道是不是有病。
水荣的妈妈一个人领着三个孩子，日子过得艰难，他们家是队里最贫困的人家。有一回，我们到离家几十里地的一个镇上去看样板戏，回来的路上，有一条狗跟着我们，一直不肯离去。
谁也不敢把这条狗领回家，最后，水荣把它领了回去。
水荣的妈妈把水荣骂了半宿。
水荣说：“我自己不吃饭，把我的饭省下来给它吃。”
猫猫也这么说。
玉生也这么说。
水荣妈妈没话说了。
水荣到底把狗养起来，狗长大了。
有一天，水荣的狗被知青偷走了，捆吊在屋里准备在半夜放下来杀狗吃。水荣到处找狗找不到，哭了。知青们看见了，心里很难受，但是，他们肚子饿得更难受，所以，没有告诉水荣。
到了半夜，知青煮了一大锅水，将已经“咽了气”的狗放下来，谁知狗一着地，又活过来了，在知青屋里汪汪大叫。这叫声被水荣听到了，蹿起来冲进知青屋里，把自己的狗救出来。
知青们有点尴尬。
还有一次，我们到乌镇去看舞剧《红色娘子军》，回来时已经很晚了。走着走着，就发现后面跟着一个人，是一个男的，大约三四十岁，背着一个包，也不说话，只是默默地跟在我们后面走。
我们很紧张，停下来问：“你是什么人？”
他向我们笑笑，不说话。
“你为什么老是跟着我们？”
他仍然笑，不回答。
“你不要跟着我们！”
他继续跟着，快到我们的村子时，他终于开口说话了。他说：“我想借你们那里住一个晚上，行不行？”
态度恳切，看上去也真有点可怜，使我们一个个动了恻隐之心。但我们没有谁能够做主带一个陌生人回家住下。最后，又落到水荣身上，水荣说：
“跟我走吧。”
他就跟着水荣回家去了。
过了一会儿，水荣的妈妈来到我们家问：“怎么回事？”
我们说：“他一直跟着我们。”
这时候，队干部也知道了这件事情，于是，那个晚上很热闹，水荣家里人来人往不断，一会儿队长去查问，一会儿会计去看看。
“你是什么人？”
“你从哪里来？”
“你要到哪里去？”
“你到我们这里来干什么？”
不知道他是怎么回答的，反正大家问来问去，问不出个所以然来，最终也不知道他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大半夜倒已经过去了，只好让他在水荣家里睡半宿，倒是害得水荣妈妈一夜没敢台眼。
那一夜我们都很兴奋，好像期待着发生点什么事，可是，最后还是什么事也没有发生。早上那个人在水荣家吃过早饭，要给水荣妈妈付房钱和早饭钱，水荣妈妈倒不好意思收，推辞再三才收下。
那人告辞了，走过我们家门口，还向我们笑了笑、挥挥手。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从此，再也没有这个人了。
我始终不知道他到底是做什么的，他远远地从乌镇跟着我们过来，难道就是为了在我们队里住一个晚上？如果只是为了住宿，在乌镇也是可以住的，在离乌镇近一点的地方也是可以住的，完全不必跟这么远的路。那么，他是一个坏人。因为，我们大家都提高了警惕，他没有机会下手？或者他只是一个一般的过客，初到两省交界的地方，怕碰上坏人，知道小孩子们不会坏事，才跟着我们来的？
对于这些猜测，我永远也不可能找到答案。
答案其实是无关紧要的。
水荣每天吃过晚饭就到我们家来，夏天的时候，小天躲在蚊帐里，水荣在蚊帐外的凳子上坐着，他们说话聊天。奇怪的是水荣从来不怕蚊子，我们问水荣：“有没有蚊子咬你？”
水荣想了一会儿，说：“没有吧，反正我不痒。”
是蚊子从来不咬水荣，还是水荣不怕蚊子咬？
有一天，水荣突然从我们家的凳子上跳起来，说：“痒，痒。”他翻开凳子，仔细看了一会儿，叫了起来：“虱子，你们家有虱子。”
我们家爬满了虱子，凳子、被子、床，所有的衣缝，满屋子都是。
“哎呀，哎呀，”水荣叫道：“你们家怎么会有虱子？”
我们看到虱子成群结队排满了，简直毛骨悚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