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天晚上，我闲来无事，跟远在山东的燕子打长途电话。心情极好，也不知乱说些什么，嘻嘻哈哈地一直讲到手机发烫。燕子还在那边喊呀喊，我拿起手机一瞅，呀，二十五分钟。刚想跟她说再见，她却突然变得严肃，说：“本子，我总想问你一个问题。”我的好奇心被她多年不见的一本正经给勾着了，马上应道：“你问，赶紧问！”燕子继续低沉着声音：“你为什么一定要回去西安买房子？在哪里不都一样吗？”
“为什么一定要回去西安？
说来话长。我先喝口水。”
我妈是受过教育的农村妇女，高中毕业家里穷，没能上大学，留在村里做会计，后来嫁给我爸。我爸爱打麻将，把好好的日子过得一穷二白，常常揭不开锅，半辈子一事无成。对于心高气傲的我妈来说，这简直是她人生莫大的黑点。而我从小乐于读书，也读得好，逢考必第一，慢慢地就成了我妈的希望之星，替她把黑点遮掩得好好的。
作为她生命中的星星之火，我很争气地一路拿高分，冷静地升级、得奖，像打游戏一样，轻轻松松过了一关又一关，好不得意。一度，我以为所谓的人生就是这样，考试、得分、获奖，接受赞美和鲜花，还有女生们爱慕又自卑的神色，有吃有喝，稍微使点劲就能博个满堂彩。然而，不是。
在电影《这个杀手不太冷》里面，少女玛蒂尔达问里昂：“Is life always this hard，or is it just when you're a kid？”里昂回答她：“Always like this.”
Always like this.谁都无法一直幸运，在漫漫的人生路途中，上帝的宠爱往往被均匀地分配在不相干的时间段。所以，上了大学以后，我的生活突然涌现出了许许多多千奇百怪的不如意。比如，专业不对口，泯然众人矣；比如，发现了城市的美，每个月生活费只有三百；比如，室友讨论着专卖店，耐克、阿迪达斯，我一个人去康复路看廉价甩卖。
如今回想，大学确实是我最尴尬的一段经历。高中时候，我英语奇好，奥赛拿奖，可大学里第一次考试，最拿手的这门课我只得了六十多分，班级倒数。当时查成绩，我妈站跟前，她看了一眼，恨铁不成钢地颤抖着问我：“是不是没好好学习呀？”这之后我更加紧张，紧张到自暴自弃，逃避一切。逃课、旷课，就算身在教室也基本埋头苦睡，昏昏然不知日月晨昏。
总之，整个大学上得很不成功，一无是处，跟我妈形容的我爸的前半生一样。毕业的时候，我作为学科类学生，也没乖乖地考个学校为人师长，倒是瞎折腾，把简历写得花里胡哨，投给西安的知名传媒单位。投出去的简历，大多数石沉大海。最后万不得已，我跟着出版社的老师写书，说得好听点是写，说得难听点那叫“拼凑”，拼拼凑凑，字数第一。工资待遇不高，一千来块，只够租个远离城市的城中村，日子过得前无理想，后没退路。一个人，从城市的大西郊到城市的大南郊，披星戴月，用现在时髦点的话修饰：像狗一样奔跑。
我也敬自己是条汉子，百毒不侵，所有这些不如意，都没跟我妈提过。怕她伤感，怕她操心，只强调“底薪是一千多，加上绩效会有两三千”“老师说了，写得好的话会很快涨工资的”“干满一年底薪加一百，两年加两百”，说得好像会地久天长一样。其实那份工作，我并没有做太久。因为自己当时年轻气盛只顾着矫情和强烈的表达，而十分缺乏扎实的文字功底和基本的写作宽度，所以，能力有限，老师也着急，没办法，我实难胜任，自动离职了事。与以往一样，我报喜不报忧，离职一事，守口如瓶，没跟我妈提。
要说这段又痛又痒的经历，对于当时不谙世事的我来说，并不坏，它就像一道闪电，哗，击碎了不凡的王子；哗，唤醒了平常的小子。平常的小子，一颗心跳得扑腾扑腾的，开始接受平凡的自己。
再往后，随着自己的沉淀和积累，一切都慢慢好了起来。新工作，新生活，新住所。我终于能有资格站在十九层的高楼上欣赏城市的夜晚，终于不必在城中村几平方米的房子里听市井晨昏，终于可以给我妈打个电话，趾高气扬地说：“嗯，暖气不热，我去找找物业。”“家里网费交了吗？我给你两千。”“家里热吗？我买个小空调吧。”
我妈慢慢安心下来，但是又像天底下所有的妈一样“贪得无厌”地希望子女能更好，更上千层楼，开始指导我：“在西安找个对象，比自己小的最好，谁谁谁都结婚了。”
可是，天算不如人算。当在西安的美好生活逐渐实现以后，我却哗啦摇身一变，把自己变作人家的丈夫，还私自辞了工作去对方的城市打拼，两个人同租了一间条件好一点的房子。而这个人所在的城市，和西安、和我家，有着一千多里的路程，开车得七个小时，坐火车十二个小时。结婚的时候，我妈没说什么，但是她的惆怅喷薄欲出。
龙应台有句话传播得很广泛：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地告诉你，不用追。
而我，从入了大学以后，一直都背对着我妈，无论境遇如何，是好是坏，坚持用僵硬的背影告诉她：我很好，你不用追。可是她不听，她的一颗心，始终悬在那里。
大家都在潇洒地说“从来处来，向去处去”，而我，非常想要“回到来处”。我呢，我就是特别想在人生的长路上，缓缓地转个身，向着我妈的方向，走一点算一点，让她不要追得太累。一辈子很短，迎着爱走。
我想如我妈说的那样，赚些钱，等到自己中年了就辗转回去西安，贷款买个小点的房子，最好附近有小公园，有点水，小区周边各种设施齐全。然后，接我妈和我爸过来，陪他们逛逛超市，走走亲戚，散散步，去那所我耿耿于怀的大学里坐一坐，说一说匆匆那些年自己的失败以及失败的原因。放慢脚步生活一段时间，弥补一下大学以来自己带给她的所有有惊无喜。
陕北民歌《羊肚子手巾三道道蓝》里有句歌词：羊啦肚子手啦巾哟三道道格蓝，咱们见格面面容易哎呀拉话话的难。而对于现在的我们来说，正好相反——咱们拉格话话容易哎呀见面面的难。难怪我妈哭。
我结婚以后也常回老家，一年三四回四五回，待几天就走，不长不短。每次走的时候，我妈都会哭，眼睛红红的，哽咽着，忙忙碌碌地帮我收拾，什么都想塞进车里，又什么都塞不进去，是那种做母亲的特有的一种爱莫能助。她焦急地搓着双手，在屋子里来来回回地走，却找不到一样儿子需要的物件来。她看着儿子，像看着一位旅客一样，来了又去，去了又来。
后来我老婆生孩子，我妈伺候完月子，临走又是一场哭。送她上了火车，打电话，她还是哭腔沙哑，我安慰她：“过不了多久又再见了啊。”她说她知道，她什么都知道。可是她不听那些道理，只剩下哭。哭得我越发伤感，不停地扪心自问：人这一生，到底最应该陪伴在谁的身边？
我妈真的是，见我一次，哭一回。哭得我怒不知所怒又肝肠寸断。大家都说她：“日子好好的，为什么要哭？”她一边哽咽一边点头：“我知道，我什么都知道。”可她还是不停止地哭，哭得再没有谁去安慰她。人都一样，越被安慰，越是伤心，不如不安慰的好，让难过悄悄地走。
有一回，我妈来看我，背着个不大的包，包里装满了葱、姜、蒜，还有各种调料、纱布。我一直不知道她要做什么，直到临走的几天，我看见她坐在阳台的藤椅上，晒着太阳，一手捏针，密密地缝纱布，一块块纱布在她手里变成一只只小小的口袋。她撑开口袋，把各种调料一点点装进去，装好一包了缝起来，再装另一包。而她身边的桌子上，已经放了许多圆滚滚的小包。
我问她：“做那些干什么？”我妈连头都没抬，一边缝一边说：“你总买调料炖肉，我给你缝好，以后炖一次肉放一包，不用再买了，悠着点花钱，攒着些，在西安买个房子，离我近。”
八月份的一个早晨，爸爸打来电话，支支吾吾的，犹豫了很长时间才开口，说妈妈昨晚突发脑溢血，正在中心医院抢救。他守了一夜没睡，病情不容乐观。我发疯似的赶到千里之外，妈妈刚挨过了危险期，还没醒过来，我悄声叫了声妈，所有的人都看到我妈的睫毛颤了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