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周期”成为首富
为商之道关键在于认识周期，同时善于运用周期，在这方面，范蠡无疑是一位世界级的先觉者。
讲周期，是因为任何一个企业都是生存在三个周期之中——一是宏观波动周期，二是产业成长周期，三是企业生命周期。对三个周期的了解及其对应，是企业战略是否有效的前提之一。那么对于个人来说，对这些周期的掌握，也是成功的关键之一。古往今来，所有在商业上得大成就者，无一不是掌握了周期规律的人。
在中国企业史上，第一个靠了解周期来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就是范蠡。范蠡生活在公元前五世纪的春秋末期，在有文字记载的中国商业史上，他是第一个被看成首富的人，他的另外一个名字叫“陶朱公”，这已经成了大富豪的代名词。范蠡的天才之处，就是发现了周期的存在。
经济周期是现代经济学中的名词。为商之道关键在于认识周期，同时善于运用周期，在这方面，范蠡无疑是一位世界级的先觉者。
他是一位天文学家，在越国主政时曾筹建了有史以来第一个高46丈的观象台。他将天文运行与农业丰歉进行了周期性研究，并据此预测商品供求及价格的周期性变化趋势，形成经营的策略。他说：“岁星（木星）运行到金的位置时是丰收年，在水位时是涝灾年，在木位时可能有饥荒，在火位时则是大旱之年。每隔六年有一次丰年、一次平年，每隔十二年出现一次大饥荒。”这里将古代天文知识与五行学说结合起来，认为“岁星”即木星在十二年间分别经过金、木、水、火等方位而绕太阳一周期，同农业生产由丰年到灾年的一个周期是相吻合的。
当掌握了农业丰歉周期之后，范蠡提出了自己的战略，他说：“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就是说，只要搞清楚哪些商品是供过于求的，哪些商品是供不应求的，就可以知道哪些商品价格要下跌、哪些商品价格要上涨——“即知贵贱”。他已认识到，由于市场供求对生产的影响和调节，供不应求的商品上涨到一定程度，由于供给的增加和需求的减少，商品价格就会下跌——“贵上极则反贱”；反之，供过于求的商品下跌到一定程度，由于供给的减少和需求的增加，商品价格又会回升、上涨——“贱下极则反贵”。换言之，他已从现象上认识到，由于供求关系的影响，商品的价格会围绕其价值而上下波动。
且不论这一周期性总结发现是否完全符合科学，范蠡能够以长期循环波动的眼光看待客观世界，无疑已是非常卓越。农业生产从来就有靠天吃饭的特征，范蠡从气候和自然条件的变化来探求农业丰歉的周期性循环规律，以此掌握未来不同年份的农产品尤其是粮食产量的增减趋势，他能富冠天下，便不是意外的事情了。
在掌握了周期性规律之后，范蠡提出另外一个重要的商业思想，就是“待乏”。所谓“夏则资皮，冬则资，旱则资舟，水则资车，以待乏也”。夏天的时候要储备皮毛，冬天的时候要囤积薄纱，大旱之时就去造船，涝灾之时就去买车，一切都需提前准备，等待货物缺乏的时候，就可获取百倍、千倍之利。
囤积居奇，自能获取利润，但又不可以赌博式地追逐暴利，“货无留，无敢居贵”——手中的货物不应该让它久留，不要贪婪地追求过分的高价。所以，在“待乏”的同时，范蠡还强调薄利多销，加快资金的流动，这样才能获得长久的利益。
范蠡的这些商业思想，百世以降仍然不觉陈旧，将之用于治国，国家可兴盛，将之用于治家，家庭可富足，“陶朱公”之所以成为富豪者的代名词，显然不仅仅因为财富之多寡，更在于他智慧之高超。
到《全唐诗》里寻找商人
从先秦到南北朝，以商人之“贱”，其形象很少出现在文学作品之中。而入唐之后，大有改观。
公元815年，时年44岁的大诗人白居易被贬到江州（今江西九江）出任司马一职。第二年的深秋月夜，他到城郊的湓浦口送别友人，突然听到一艘舟船上有人弹奏琵琶，美妙若天籁之音。他陡发感怀之情，因作一首长诗相赠，这就是流传千古的《琵琶行》。
弹奏之女原本是长安城里的歌妓，此时则是一位茶商的妻妾。其中关于那位茶商的诗句有四节，曰：“门前冷落车马稀，老大嫁作商人妇。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
商人入唐诗，这不是第一首，却是最出名的，当然其形象也是最经典的——“商人重利轻别离”。从先秦到南北朝，以商人之“贱”，其形象很少出现在文学作品之中。而入唐之后，大有改观，经商活动及商人生活、心态成为了描写的主体。有人做过一个粗略的统计，唐代的商贾诗约203首，大约是唐以前商贾诗总量的100倍，涉及的诗人共90人。
在这些唐诗中，商人形象大抵有四：
辛苦劳顿——把商人视为一个正当职业，同情他们的谋生艰辛，这是唐人与前代最为不同的地方。白居易有诗曰：“莫作商人去，恓惶君未谙。雪霜行塞北，风水宿江南。藏镪百千万，沉舟十二三。”黄滔作诗《贾客》，把经商比作如在鲸鲵牙齿上行走，艰险非同寻常：“大舟有深利，沧海无浅波。利深波也深，君意竟如何。鲸鲵齿上路，何如少经过。”
忙于逐利——追逐利益是商人的职业本性，唐诗对经商活动中的细节多有描述。
元稹写长诗《估客乐》，对商人的为利而行、以次充好、六亲不认等等行迹进行了细致描写，诗中写到：“估客无住着，有利身则行”、“父兄相教示，求利莫求名。求名有所避，求利无不营。火伴相勒缚，卖假莫卖诚。交关但交假，本生得失轻。自兹相将去，誓死意不更。亦解市头语，便无邻里情。”
勾结权贵——诗人对官商勾结进行了揭露，表达了极大的愤怒。
元稹在《固客乐》中描写商人以“奇货通幸卿”，“先问十常侍，次求百公卿。侯家与主第，点缀无不精”，此外还行贿市卒、县胥，使他们对商人“岂唯绝言语，奔走极使令”。从这些诗句中可见，大商贿赂大官，小贾贿交小官，从两京到地方均极盛行，以致州县差科尽归贫下，为弊之深，由此可见。高适有一首《行路难》，写官商勾结尤为著名：“君不见富家翁，旧时货贱谁比数，一朝金多结豪贵，万事胜人健如虎。”
奢侈消费——诗人们描写了商人的奢靡生活和贫富不均的社会现象。
刘禹锡在《贾客词》一诗中写了商人的巧取豪夺之后，继而描写其生活的奢华：“妻约雕金钏，女垂贯珠缨。高赀比封君，奇贷通倖卿。趋时鸷鸟思，藏镪盘龙形。大艑浮通川，高楼次旗亭。行止皆有乐，关梁自无征。”施肩吾的《大堤新咏》则描写了商人在长江大堤沿岸城市寻花问柳的景象：“行路少年知不知，襄阳全欠旧来时。宜城贾客载钱出，始觉大堤无女儿。”
唐代诗人豁达天真，触景皆可入诗，生情俱能成句，从他们的诗句中透露出大量的社会实景。开元年间，国力昌盛，工商繁茂，生活在这一时期的诗人对当时的经商风尚多有咏诵，李白诗云：“云阳上征去，两岸饶商贾。”
进入中唐之后，民间经商之风更为盛行，元和诗人姚合有诗记录他在长安城郊所见的景象：“客行野田间，比屋皆闭户。借问屋中人，尽去作商贾。”贞元诗人卢纶有诗记他的友人从军队退役后的生活：“全身出部伍，尽室逐渔商。”也就是说，举家从贾、全村经商的情况在唐代已经不再罕见。
朱元璋怎样搞“稳定”？
也是从此之后，在长达400年的漫长时间里，中国成为一个与“世界公转”无关的、“自转”的帝国。
朱元璋，乞丐出身，当上皇帝是在1368年。此前的200多年，汉人受尽了外族的压迫和侵略，先是南宋偏安百余年，再是蒙古人统治98年。所以，当上皇帝后，他最想做的事情，就是让国家稳定下来。
在物理学上，一个物体要达到“稳定”的状态，有两种实现途径，一是在动态中实现，一是在静态中实现。朱先生向往的是第二种状态。
当一个统治者想要通过静止的方式实现稳定，他就会很自然地接着想——影响“稳定”的因素到底有哪些？答案是有两个，一是外患，一是内忧。控制前者的最可靠的办法是杜绝对外的一切交流，与各国“老死不相往来”；实现后者的办法，则是让人民满足其温饱而民间财富则维持在均贫的水准上。
朱元璋确实也是这么做的。明朝从创建之初起就推行对外封闭的政策，具体而言，就是“北修长城，南禁海贸”，把帝国自闭为一个铁桶。
在北方，为了防止蒙古势力的卷土重来，明朝修筑了东起鸭绿江、西至嘉峪关的万里长城，全线划分为9个防备区，由重兵驻守，时称“九边”，这些边关成为被官府严密管制起来的边贸集散地。从此，自汉唐之后就绵延不绝的“丝绸之路”日渐堵塞，中国与欧洲的大陆通道上驼马绝迹、鸿雁无踪。
在南边，朝廷下令禁止民间出海，朱元璋在登基的第四年，1371年12月，就下达了“海禁令”——“禁濒海民不得私出海”。直到1492年，明朝索性宣布“闭关锁国”，而正是在这一年，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
在对内政策上，朱元璋大力倡导“男耕女织”。在他的理想中，一个完美的帝国就应该是无贫无富的小农社会，“男力耕于外，女力织于内，遂至家给人足”，每个人都安于眼前，如乡野之草，自生自灭，帝国将因此绵延百世，千秋万代。为了建设这个“人间桃花源”，他剪灭了天下豪族，然后在“耕”和“织”两个产业上进行重大的变革，逐渐形成了一个以小自耕农为主的农耕经济。
也是从此之后，在长达400年的漫长时间里，中国成为一个与“世界公转”无关的、“自转”的帝国。而正是在这400多年里，西方社会走出了黑暗的中世纪，由自由民组成的新兴商业城市成为欧洲的新希望，一场以“文艺复兴”为主题的启蒙运动拉开了帷幕。同时，北欧和西欧各国开始海外大冒险。在政治革命、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的综合推动之下，“世界时间”的钟摆终于从东方猛烈地摇向西方。
如果从静态的角度来看的话，朱元璋所追求的“稳定”，是一种效率与管理成本同步极低的社会运行状态，若没有外来的“工业革命”的冲击，竟可能是中国历史的终结之处。
黄仁宇便论述说，“在明代历史的大部分时期中，皇帝都在没有竞争的基础上治理天下。在整个明代，都没有文官武将揭竿而起反对国家。此外，普通百姓对国家的管理不当极为容忍……由于这些条件，王朝能以最低的军事和经济力量存在下来，它不必认真对待行政效率，王朝的生命力不是基于其优势，而是因为没有别的对手替代它。”
黄仁宇所谓的“替代的对手”，仅仅是站在竞争的角度观察，而如果从制度的角度来看，又存在两种可能性：其一，新的“替代者”继续延续明帝国的模式，让社会在静止的、超稳定状态下缓慢地“自转”；其二，则是出现一种根本性的、新的制度将之彻底地推翻并更换之。这两种状况后来都发生了。第一次的替代出现在1644年，而第二次则出现在遥远的1911年。当然这些“后话”，在今天的我们看来，一定也不陌生。
谁是中国的杰克船长？
在正统的中国经济史上，从来没有为海盗留一席之地。然而，正是非法的海盗活动造就了南太平洋地区的贸易繁荣。
《加勒比海盗4》中德普扮演的杰克船长迷倒了一堆人。走出影院，就想着要写这篇专栏：谁是中国的杰克船长？
中国历史上海盗最盛的是明朝。朱元璋开国之后，就颁布了海禁令，1492年之后更是强调“片木不得下海”，当海外贸易的正常渠道被全面封杀之后，非法的海盗事业就变得十分蓬勃且难以遏制。种种史料显示，从15世纪到19世纪末的400多年里，跨越明清两代，南中国海是全世界海盗最为盛行的地区之一，极盛时多达15万人。
明中期，最出名的海盗是一群来自徽南的商人。最早在江浙东南沿海从事走私的是歙县人许辰江、许本善等。嘉靖初年，歙县许村的许家四兄弟组成了一个势力庞大的海盗集团，他们以宁波附近的双屿岛为基地，把商品贩销到了泰国和马来西亚的马六甲。到了嘉靖中期，许氏集团被击溃，其部下、同样是歙县人的汪直起而代之。
除了徽商背景的海盗之外，另外一个人数庞大的走私集团来自福建的漳州、泉州一带。这些中国籍的海盗与日本浪人纠结在一起，成了让明政权头痛不已的倭寇之祸，他们游弋于浙闽沿海，有商机则交易，乘人不备则劫掠。嘉靖年间的抗倭名将胡宗宪写道：“倭寇与海商其实是同一个人，如果开放海禁，倭寇就转身变成了海商，如果实施海禁，海商就立即变成了倭寇。”
到了明后期，最出名的海盗集团是郑氏家族，父亲叫郑芝龙，儿子名气更大，叫郑成功。
郑芝龙会讲日语和葡萄牙语，与荷兰人非常熟悉，他还皈依了天主教，教名尼古拉。他原本是海盗李旦的部下，李死后，继承了他的地盘和势力，经过数年的攻伐和机缘巧合，成为南中国最强悍的海盗集团。1624年，明廷不得不采取招安政策，任命郑芝龙为“五虎游击将军”，此时，郑芝龙有部众3万余人，船只千余艘。在后来的几年里，郑芝龙扫荡各路海盗，成了唯一的海上霸王。他除了从事走私之外，还向其他商船征收保护费，史载：“凡海舶不得郑氏令旗，不能来往，每舶例入三千金，岁入以千万计，以此富敌国。”
清军入关之后，郑芝龙先是拥立唐王称帝于福州，受封平虏侯、平国公，掌握军政大权。旋即清军入闽，他又投降了清朝。而他的18岁的儿子郑成功却率部出走金门，在其后的15年里，成为最重要的反清势力。1661年，郑成功击败了占据台湾岛的荷兰人，收复宝岛。
在抗击清军的十余年中，郑氏集团仍然牢牢控制了东南沿海的外贸事业，清政府为了切断其财源，三度颁布“迁界禁海令”，实施了严酷的禁海政策。到1683年，清军收复台湾，两年后宣布开海贸易，随后又确立了“一口通商”的政策，此后近200年间，再没有出现像汪直集团和郑氏集团那样庞大的海盗势力。
在正统的中国经济史上，从来没有为海盗留一席之地。然而，近世史料发现，自16世纪之后，正是非法的海盗活动造就了南太平洋地区的贸易繁荣。据严中平研究，从1550年到1600年前后，海盗商人把大量商品贩运到马尼拉，进而通过西班牙商人远销到欧洲和美洲。
与此同时，海盗商人还把出产于日本和墨西哥的白银大量运回中国市场。根据计算，明朝由日本流入中国的白银为1.7亿两，西属美洲流向中国的白银为1.25亿两，合计2.95亿两。严中平因此认为：“实际上，中国对西班牙殖民帝国的贸易关系，就是中国丝绸流向菲律宾和美洲，白银流向中国的关系。”
海盗经济是中国经济历史上十分重要而隐晦的一页，如果我们要为海盗商人设立一座纪念碑，确乎很难找到合适的代表人物，也无法用简单的文字来记录他们的功过。
一位你不知道的中国首富
伍秉鉴的成功主要得益于他诚实谦顺的经商个性以及与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密切关系。然而，他对鸦片泛滥难辞其咎。
亚洲《华尔街日报》曾经选出过去一千年来全球最富有的50人。其中，中国有六个人入选，分别为成吉思汗、忽必烈、和珅、刘瑾、伍秉鉴和宋子文。此六人中，有五位大家都比较熟悉，只有伍秉鉴，知道的人很少。今天说说他。
伍秉鉴是六人中唯一的商人。清朝自乾隆之后，只允许广州“一口通商”，并以特许经营的方式让十多家洋行垄断其事，伍家就是特许商人之一。伍氏之富闻名天下，1834年，他对自己的各种财产进行了粗略统计，共约2600万元。当时，清帝国一年的财政收入为8000万元左右，伍氏之富可以想见。
伍家并非老字号的洋行世家，他的父亲曾是潘家同文行的账房先生，后来在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扶持下自立门户，自创怡和行。伍秉鉴在32岁时继承父业，历二十余年，终于成为行商的总商。他的成功主要得益于二，一是诚实谦顺、敢于吃亏的经商个性，二是与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密切关系。
流传至今的伍秉鉴故事，大多与“吃亏”有关。1805年，一家外国商号按照约定运到广州一批棉花，货到港后发现是陈货，行商们都不肯碰，然而伍秉鉴却收购了这批棉花，也因此亏了1万多元。
还有一次，一位欠了伍秉鉴7.2万银元的美国波士顿商人，因为经营不善无力偿还债务，欠款在身，离家多年却不能回国，伍秉鉴撕掉了借据，让他放心回国。
这些小故事让西方人印象深刻，他们称伍秉鉴“在诚实和博爱方面享有无可指摘的盛名”。当时，行商与外商的交易虽然数额巨大，但全凭口头约定，从不用书面契约，人格信用自然成了做生意最重要的前提。
伍秉鉴与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交情延及父辈，双方都在长期贸易中获得了最大利益。而他的衰落与林则徐禁烟有关。1839年，朝廷委派林则徐南下禁烟。此刻，夹在政府与洋人之间的，就是伍秉鉴。
后世学界一直有争论，洋行商人、特别是伍秉鉴的怡和行到底有没有参与到鸦片生意之中。从史料上看，怡和行向来做的是茶叶贸易。然而，也有资料显示，伍秉鉴和怡和行对鸦片泛滥难辞其咎。
当时广州地区最大的两个鸦片走私商是英国宝顺洋行和美国旗昌洋行，前者属于英国东印度公司，后者的老板是伍秉鉴的义子、美国人约翰·福布斯，伍家在旗昌洋行中拥有60%的股份。以伍秉鉴的精明，不可能不知道他最亲密的商业伙伴在从事非法业务。
早在1817年，一艘由怡和行担保的美国商船私运鸦片被官府查获，伍秉鉴被迫交出罚银16万两，其他行商被罚5000两，罚金相当于鸦片价值的50倍。
由这些细节看，怡和行即便没有直接参与鸦片业务，也至少起到了掩护和包庇的作用。或许，商人的赚钱本能以及性格中的懦弱一面，是事实的真相。
从禁烟的第一天起，林则徐就把洋行商人看成了烟商的同谋。他认定宝顺洋行的英国老板颠地“诚为首恶，断难姑容”，下令传讯他“听候审办”。而颠地也非常强硬，竟然提出要林则徐颁发亲笔护照担保他能24小时内回来作为条件。盛怒之下的林则徐当即派人锁拿伍秉鉴的儿子伍绍荣，将他革去职衔，逮捕入狱。伍秉鉴派人前去说情，林则徐断然拒绝说：“本大臣不要钱，要你的脑袋尔！”
1839年6月3日，林则徐主持了震惊世界的虎门销烟，共销毁鸦片两万余箱。随后，义律诉诸武力，第一次鸦片战争因此爆发。
1843年9月，一代首富伍秉鉴在内忧外患和责备辱骂声中去世，终年74岁。在此前几个月，他还写信给在马萨诸塞州的美国友人J.P.库森说，若不是年纪太大，经不起飘洋过海的折腾，他实在十分想移居美国。
110年前的那个“裱糊匠”
反思那一段历史，我们必须说，精英阶层对传统文明的过于自信以及对制度重构的漠视成为中国近代化进步的最大障碍。
本文纪念一位百年前的风云人物。
1901年11月7日，当时中国政坛最重要的政治家李鸿章殒于北京城郊的贤良寺，据说，临终时“双目犹炯炯不瞑”。屈指一算，这是整整110年前的事情了。
李鸿章是安徽合肥人，少年时才情万种。1842年夏，弱冠之年的他赴京赶考，是年，中英《南京条约》刚签署，少年李鸿章心忧国难，做《入都》一阕，诗内有“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一时传诵京城。
1851年，南方爆发太平天国运动，李鸿章随曾国藩起兵，由一介儒生而成领军十万的一方统帅。之后他又力促洋务运动，成为中国近代化变革的中流砥柱。早在1864年5月，时任江苏巡抚的李鸿章就在一份奏折中提出要学习西方，同时他还试图修改千年科举制度的取士标准，在当时十分惊世骇俗。
李鸿章一生办了很多洋务，回望百年工业化，他应该是第一个不能忘记的人物。不过，李鸿章一辈人也有很大的局限，那就是，他们始终认定中国之落后只在“物器”而已，以为只要有了先进的“火器”，中国便可争胜于天下。
李鸿章等精英阶层的这些观念与同时代的日本人形成鲜明之对照。就在李鸿章、曾国藩等人大搞洋务运动的同时，日本也开始了明治维新。在一开始，日本的改革家们也曾预想用“西方的学识、日本的精神”作为日本变革的方式。然而，在对西方各国进行一番考察之后，他们意识到，“这样的公式与实行近代化是相背离的”。
明治维新的代表人物伊藤博文便认定说：“国家富强之途，要在二端，第一开发国民多数之智德良能，使进入文明开化之域。第二使国民破旧日之陋习，不甘居被动地位，进而同心协力于国家公共事务，建设富强之国家。”
李鸿章对伊藤博文的这些观点非常不以为然，多年嘲笑之。在各自的国家中，两人声望与地位相同；在私人交情上，他们“亦友亦敌”，惺惺相惜。反思那一段历史，我们必须说，精英阶层对传统文明的过于自信以及对制度重构的漠视成为中国近代化进步的最大障碍。其实，直到今天，李氏与伊藤氏的分歧仍然在中国存在。
李鸿章的晚年，过得苦风凄雨，他对自己作如下总结：“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尤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间净室，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应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
1900年，北京爆发了义和团运动，慈禧试图借势把洋人赶出去，贸然向八国宣战，结果导致“庚子国变”。为了跟列强谈判，慈禧急命当时正任职两广总督的李鸿章赴京北上。李鸿章途中路经上海，专门召见了帮他搞洋务的盛宣怀。两人在位于宝昌路（现今的淮海中路1517号）的盛家花园促膝对话两昼夜。临别，77岁的李中堂与比他小20岁的盛宣怀，执手相看泪眼，留下六字曰，“和议成，我必死”。果然，到1901年冬，李鸿章签下中国历史上最大的赔款条约《辛丑条约》，赔款总额相当于11年的全国财政收入总和。李某人被看成卖国贼，举国皆曰可杀。
据说李鸿章临终前一日，俄国公使还逼他在条约上签字，他呈慈禧太后《绝命诗》一首，其中有四句是：“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言辞凄惨，若秋风落叶。110年后，我们纪念这位面孔模糊的“裱糊匠”，也许该有一些当世之思。
江湖谁忆穆藕初
穆藕初出生在上海浦东一个棉商家庭，19岁就进了棉花行当学徒，终他一生，都与棉花纠缠在一起。
“你好，吴先生。我叫穆家修，我的父亲是穆藕初……”几个月前，手机上突然收到这样的一条短信。
今天的商业界，已很少有人知道穆藕初了。不过，在80年前，他却跟如今的张瑞敏、任正非类似，以管理而闻名全国。
穆藕初出生在上海浦东一个棉商家庭，19岁就进了棉花行当学徒，终他一生，都与棉花纠缠在一起。33岁时，他深感中国棉纺业的落后，下决心到当时棉业最发达的美国德克萨斯州读书，这一读就是整整8年。
1916年11月，穆藕初把全球管理学的奠基之作、美国人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勒(Frederick Winslow Taylor)出版于1911年的《科学管理原理》翻译引进到了中国。正是在这本书里，泰勒第一次提出了科学管理理念。穆藕初曾几次拜访过泰勒，是唯一跟这位伟大的管理学家有过切磋的中国人。更有意思的是，穆藕初的中文版竟比欧洲版出得还要早。
穆藕初学成归国后，当即与兄长筹集20万两银子创办了上海德大纱厂。一年后，德大生产的棉纱在北京商品陈列质量比赛中得到第一名，顿时一夜成名。棉纺织业在当时是中国第一大产业，聚集了张謇、荣家兄弟和周学熙等众多顶级企业家，穆藕初后来居上。德大成功后，他先后筹建了厚生纱厂和郑州豫丰纱厂。回国五年后，穆藕初一跃与张、荣、周并列成为棉纱业的“四大天王”。
与其他三位“天王”相比，穆藕初出身科班，对产业进步和工厂管理创新的贡献尤为突出。在经营工厂的时候，他先后写成了《试验移植美棉纺纱能力之报告》、《纱厂组织法》等长篇文章，对民族纺织业的进步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他发起“中华植棉改良社”，开辟棉花试验场，大力推广种植美国的脱字棉。
当时，中国纱厂的管理方式十分落后。穆藕初率先取消了工头制，改为总经理负责制。另外，他建立新式财务制度，把传统的流水账改为复式结账法，这也是西方财务制度在中国的第一次引进。在具体实务管理的基础上，他对泰勒的科学管理法进行了中国式的改良，总结出科学管理的四大原则：无废才、无废材、无废时、无废力。此外，他还概括出当经理的“五个会用”原则：会用人、会用物、会用时、会用钱、会利用机会。
1928年，穆藕初出任国民政府的工商部次长，相继编订了众多的工商法规。这位深得美式商业伦理精髓的实业家认定，“在人事日趋繁颐，社会日趋复杂的现在，无论什么团体，都要以法治为本，然后有一定的轨道可循，有一定的规矩可遵”。
抗战爆发后，穆藕初担任农产促进委员会的主任委员，为了改善后方棉布急缺的情况，他发明了“七七棉纺机”，提高生产效率的同时为抗日做出了重大贡献。
1943年，穆藕初因罹患肠癌去世，简陋的奠堂之上，最醒目的一条挽联是四个字——“衣被后方”。
中国这一百年，最大的特征就是善于遗忘。时至今日，后世商业界很少有人知道穆藕初了。他的名字偶尔出现，却是在八杆子也打不到的戏曲圈。穆藕初长得风流倜傥，一表人才，平生喜欢昆曲、书法、学佛、养鱼和斗鸟，是一个少见的才子型企业家。1921年，他感于古老昆曲的日衰，便赞助成立了昆剧保存社和昆剧传习所，今天我们还能听到昆剧，多半还拜穆先生的恩泽。
那次，与穆藕初的公子穆家修在杭州见面，他告诉我，上海社科院和复旦大学等学术机构，将在11月中旬召开穆藕初管理学术研讨会，以纪念他诞生135周年。我专撰此文，以表达自己的敬意。
穆公子学的是工科，不懂棉花，不擅昆曲，不过却也生得一表人才，虽至暮年，仍可见乃父当日丰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