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总体上来看，莫言这部小说与他过去的汪洋恣肆的语言挥洒式的叙述大相径庭。显然，他用稚拙的书信体穿插其中，再以荒诞感十足的戏剧重新演绎一番姑姑的故事。原来压抑的激情和想象，以荒诞剧的形式表现出来，给人以难以名状的冲击。
书信、叙述和戏剧多文本的叙述方式使小说的结构富有变化，也给予莫言与历史、现实的对话更为自由的空间。在对现实的直接表现中，他要介入“我”的当下感受，“我”的当下性与现实对话。很显然，不管是以“蛙”来命名小说，还是在实际叙述中选择了蛙这样贴着大地的视角，或者他伪装成一个初学写作者给日本作家写信，这样的叙述为的是真正摆脱全知全能的自以为是的权威性。“我”只是一个初学写作的人，不会写的人。没有对历史的完整规划，只是记忆的历史，而且，“我”最终只能把它戏剧化。
《蛙》以多种文本的缝合形式，重新建构当代史，它是重构历史叙事的一个启示性的文本。莫言的《蛙》通过多重文本表演，力图逃避强大的历史逻辑，“我”的经验，“我姑姑”的经验要突显出来。莫言从“我爷爷”、“我奶奶”到“我姑姑”，这是一个深刻的变化，不只是叙述的角度，而且是小说叙事的基础也完全改变了。“我姑姑”的历史终究是虚空的，不再有家族史的意义。
《蛙》最后一部分的戏剧是对前面的叙事文体的重构，它如此大胆地把文本撕裂，让悲剧的历史荒诞化。《蛙》里的叙述人蝌蚪，那是很低很低的叙述，他作为一个偶然的生命，游走于历史的间隙，或者他只是一只蛙，趴在田地里，看世界与人，他充当了一个编剧者，只能是编织出荒诞杂乱的戏剧。如此低的视角，却胆大妄为地做出这样的戏剧。莫言在低处运气，像一只蛤蟆在低处运气，这就是老到的自信和胆略！从容而自由、机智且幽默，显示出莫言在小说叙事上的强大能力和不懈的创新精神。他终究还是要顽强地保持住自己个人的风格，并以此来穿行那些现实的伤痛和人的生存困境。
很显然，莫言在当代文学研究中是讨论最多，争论也最多的作家。莫言的创作是如此丰富旺盛，任何一项研究都只能捕捉其某方面的特征。作为中国籍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第一人，对莫言展开更为充分全面的研究乃是一个迫切的任务，正因为此，笔者也动了这样的念头，编辑一本莫言研究资料汇编。笔者希望，莫言的获奖不但给中国文学打了一剂强心针，也将对中国当代文学的研究产生积极作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更大进步或可从更加深入地研究莫言开始。其实早在2005年，杨杨编选的《莫言研究资料》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2006年，山东文艺出版社又推出孔范今先生编选的《莫言研究资料》，但是两本资料汇编都大致以2003年为选文的下限。本书为避免重复，主要从2004年以后发表的莫言研究评论文章当中选文，力求反映莫言研究的最近成果，与此前两种《莫言研究资料》形成互补，共同呈现莫言研究的概貌。
这里选择的文章，大都出自名家手笔。这并非只是慕名而选，而是因为这些文章都是建立在相当丰厚的学术积累的基础上，显示出文章作者深厚的学养和独到的阐释角度，总能解开莫言作品某方面的神奇之处。
哈佛大学东亚系的王德威教授早在十几年前就撰有《千言万语，何若莫言》一文对其予以关注，本书此次又选录了他的《狂言流言，巫言莫言——<；生死疲劳>；与<；巫言>；所引起的反思》一文。王德威在文章中将莫言的《生死疲劳》与朱天文的《巫言》放在一起讨论，看似随意，实则大有深意。这两部在2008年“红楼梦奖：世界华文长篇小说奖”终审时对决的作品，一个显然带有宏大叙事的抱负，从人畜六道轮回的观点，写半个世纪以来大陆的农村变化；一个则退守自我，由一位深情却孤意的女性娓娓诉说生活与创作经验。小说的作者一在大陆，一在台湾，都是当代中文小说界的领衔人物，当然也都各自带有自己所属的文学史印记。王德威对两部作品的创作动机和得失作出观察，却显然别有怀抱，真正用意在于以这两部小说重新思考“小说”在当代为何物，或者说，是以这两部作品和文学奖作为“事件”，去探讨两位作家各自承袭的写作渊源和所延伸的谱系，反思当代中文小说的来龙去脉。与任何论者一样，王德威自然也会因其个人经验和立场观念的限制而难免于论述上有所偏颇，但他独特的视角总是能够提供意想不到的启发。将莫言及其所属的文学谱系与朱天文比较，或许也可以提醒我们，跳出莫言读莫言，另有一番天地。
王德威的评论文章总是想象奇异瑰丽，作文行云流水，如信手拈来自成一说；而陈思和的《人畜混杂，阴阳并存的叙事结构及其意义》一文与之大异其趣，却同样精彩耐读。陈文同样讨论《生死疲劳》，以精深的学养和极大的耐心对其进行文本细读。文章开篇就直截了当地指出，在《生死疲劳》当中是用两条生命链建构起西门家族的兴衰史：轮回隐喻的生命链连接了畜的世界、阴司地府；而血缘延续的生命链连接了人的世界，人世间的社会。小说人畜混杂、阴阳并存的艺术画面正是由两条生命链的结合而构成，阴司地府在小说文本当中也具主体性，有建设性的意义。对于叙事结构的理解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小说叙事中的种种混乱与缺陷：正是因为小说中诸多叙述是以动物的视角展开，因而难免粗糙，也难免离题，在粗糙和离题当中莫言其实暗藏深意。作者进而将小说正文前的题词“佛说：生死疲劳，从贪欲起。少欲无为，身心自在”与正文对照，去揭示莫言如何处理宗教观念和现实认知的关系。作者的细读并非只是为小说寻找艺术上的合法性，相反，他就文本当中的一个“缝隙”入手，找到了莫言夹在“佛说”宗教箴言与他自身的民间文化之间的矛盾两难。在陈思和看来，矛盾的存在意味着大头儿蓝千岁这一怪胎只是一个过渡性的形象，《生死疲劳》的叙事和它的叙事形式，都还没有最后完成，但他毕竟凭借对唯美主义的颠覆，有力地打击了道学的假正经和神异性，继续着鲁迅的未竟事业。
陈思和有意无意将莫言和鲁迅联系在一起，正和孙郁所见略同。孙郁是鲁迅研究专家，在《莫言，与鲁迅相逢的歌者》一文中，他建构出鲁迅和莫言之间的某种师承关系。当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所有当代作家都是鲁迅的后辈学徒，几乎没有人能够逃开鲁迅所开创的那些主题。但是将莫言放到鲁迅的影子下讨论，似乎令很多陈旧的话题有了新的意义。莫言的精神气质其实和鲁迅有相当大的差异，鲁迅是森冷的，让人喘不过气来，而莫言则汪洋恣肆，泥沙俱下。如果说鲁迅对乡村的书写带有强烈的知识分子批判性，那么莫言更像是一个狂野的农村孩童，以原始的热情和蛮力描述了乡村社会的心理状态和社会状态。但莫言确实也在以他的创作回应着他一直敬仰的鲁迅。在《欢乐》、《十三步》、《酒国》这些作品中，莫言和鲁迅一样，以强烈的个人精神面对文化沉疴，以冷峻的态度拷问黑暗；在《檀香刑》中他着意渲染的刽子手心理，更可看做是鲁迅笔下看客心理的重要延伸；而他故事当中神鬼怪异的部分，他文字中张扬不羁的风格，又何尝不和鲁迅心意相通？只是莫言选择在更为广阔的天地间跟随鲁迅，他代表的不是书斋里的文人，更不是文化精英，而是大地上的千万个农民。莫言和鲁迅的联系究竟有多少，或许是见仁见智的问题，但我们或可据此爬梳莫言的文学资源，将莫言放置到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小传统中去更深入地理解他。
邱华栋的《故乡、世界与大地的说书人——莫言论》是一篇全面周到而深入细致的作家论。邱华栋本身是小说家、《人民文学》杂志的编辑部主任，同时也常写解读欧美经典作品的评论文章，见解不凡，这使他兼具作家的文学敏感和学者的理论修养。文章结合莫言生平，详尽回顾了莫言自处女作发表到《蛙》出版之间的文学创作，几乎对每一部重要作品都作了精彩评论，堪称莫言的简明创作评传。读者可以通过这篇文章，很快对莫言的创作情况有一个总体性的把握。在邱华栋看来，莫言的小说是从故乡出发，又超越了“故乡”，表述了二十世纪中国人复杂的经验，并传达出中国精神的小说。尤其在晚近的创作中，莫言将洋溢着现代精神的小说新酒装入某种中国小说的形式外壳当中，创造性地写出了独特的、有着鲜明自我烙印的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