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着她，像是看着一团被岁月揉得发霉又褶皱的抹布。我厌恶这个女人，无数次想象过怎么报复她，现在进门来送药，也存了想看看她过得多么惨的心。但看了一眼这样的老态，看到岁月擅自将她摧毁，我只感到一种荒诞和无力。
她挣扎着坐起来，冲我笑笑。
你还记得我？我把药盒捡起来，放在床边柜上。她扫了一眼，又继续看着我，我怎么会忘了你？你和唐露，是我印象最深的学生，而且，你是唯一一个发现了我秘密的人。
秘密？我有些诧异，随即醒悟过来，跺了跺脚下的地板，你是说这里面吗？
她却不再说话了，重新躺下，似乎刚才这简单的几句话已经耗尽了她的全部力量。她躺着，吭哧吭哧地喘着气。屋子里太暗，我看不清她的表情。从窗外渗进来的风掠起了她花白杂乱的头发。
小学建在村口，附近几个村子的学生都来上学，曾经非常热闹，一个年级一百多人，分三四个班。但在我进入六年级那一年，一股去广东打工的风潮突然刮起来了。大人去车间，一天能挣一百二十块钱，小孩悄悄在黑屋子里穿线，每天也有三十块。这比在土里刨食要好多了。广东的厂家甚至派了车，停在村口，每天都有人带着孩子上车去往远方打工。村子就被这么一车一车地拉空了。
那时，一个在小学教书的老师守在村口，拦着每一个带着孩子上车的大人，说：“你自己去就去吧，别把孩子带走了！孩子要读书，读书才是唯一的出路，如果不读书，以后怎么面对这个世界？”
大人们都很不耐烦，推开老师。老师又紧紧攥住他们的衣袖，近乎固执地说：“别把孩子带走，孩子是未来，要读书。”
“读书能挣钱吗？”大人们反问。这让老师无法回答。于是大人们把衣袖从老师手中抽出来，牵着孩子的手，上了车。孩子们低着头，不敢看老师。
那个漫长的暑假结束后，开学不到两个月，六年级的学生就从一百多个减少到三十多个，老师也跑了不少。于是，原本的三个班合并成了一个班，由三个老师来教。教政治的是一个姓丁的老头儿，每天干完农活来教室，给我们把课本念一遍，然后匆匆回去种菜；教语文的是个年轻人，经常因为打牌忘了来上课，或者正上课时有人叫他去茶馆，他就放下课本跑了出去。
其余科目都是由一个五十多岁的女人来教。她姓陈，独居，据说就是她站在村口拦着上车的人。
第一次看到陈老师，我就心里一寒——暑假里，她站在坟场上看着我的阴沉眼神让我无比难忘。但这种害怕没有持续多久，因为我很快就看到了唐露。
唐露也和我合到一个班上了。
这时我才知道，这个胆怯孤单的小姑娘，之前的成绩一直是年级前列。现在唯一成绩比她好的男生，已经到广东某个城市的某个地下黑屋子里去穿线了。所以她现在是年级第一，被陈老师安排在第一排坐着，与我隔着大半间教室。
下了第一节课，我就跑到教室前面，但靠近她时又慢下来了。一种属于那个年纪的特有羞涩蒙上心头，明明没有人注意我，我却觉得自己处于所有异样目光的中心。
她一直埋头做题，没有抬头，我慢吞吞地从她身边走过，也沉默。我回到教室的时候，她抬头看了我一眼，又低下头继续做题了。
两个月没怎么说话，暑假形影相随的日子已不真切，或许她也忘了吧。
其他男生也注意到了唐露。刘鼻涕有一次被分到她旁边坐，高兴得连鼻涕也不流了，就是上课看着唐露傻笑。陈老师揪了几次他的耳朵，都没用，只能皱着眉把他换走了。还有一向以欺负人为乐趣的张胖子，看到唐露和几个女生在操场上踢格子后，居然一反往常的鄙夷，上去要求和她们一起玩，还让唐露辅导他。唐露细声细气地告诉张胖子踢格子的要诀，他边听边点头，俨然好学生的模样。陈老师看到后把他赶开，说：“怎么不见你把这股认真的劲儿放在学习上？！”
陈老师对唐露严加保护，导致没人有可乘之机。除了唐露，我们所有人在她眼中都不学无术，都游手好闲，都是愚昧父辈的延续，都注定了要在这泥土翻飞的村庄里度过一辈子。
陈老师严格按照成绩排座位，成绩差的都坐到了后面。杨瘸子提着两刀肉去陈老师家，希望她把杨方伟安排到前面坐，结果被陈老师轰了出来。第二天，她专门点杨方伟回答问题，杨方伟回答不出，于是她从鼻子里喷出一口气，轻蔑地说：“回去告诉你爸爸，拉不出屎来就别想占茅坑。”我们哄堂大笑，杨方伟在笑声中脸红如滴血。
陈老师一度对我也寄予厚望。她曾经把我叫到办公室，劝我好好学习，但当她知道我只对语文有兴趣，对数学和自然课全然无感之后，非常惊异，“为什么你会对语文感兴趣呢？这是最没有用处的学问啊！真正可以拿来改变世界的，是科学，是对量子领域的了解，是对空间物理的掌握。一天到晚背几遍‘床前明月光’能有什么出息？！”
她还说了一些什么，但那些词我都没听说过，只能低着头。她见我不开窍，叹了口气，就把我轰走了。
走之前，我突然愣住了——在陈老师的桌子上，摆放着一艘小木船，槐木雕琢，模样稚拙。我看了几眼，觉得有些熟悉，突然想起暑假我丢失在河面上的木船跟这个东西很像，连船篷的形状和上面的刻痕都一模一样。但仔细看又不对，因为眼前这艘木船的色泽很沉郁，有些地方还腐朽了，像是已经摆放了七八年的样子，而我的木船沉进水里还不到两个月。
“怎么还不走？”陈老师埋头批改作业，笔尖在本子上拖曳出一个个勾和叉。
我指着小木船，问：“陈老师，这艘船……”
陈老师抬起头，眼睛眯了一下，“怎么了？”
“您放这里多久了啊？”
“十多年了吧。”
我“哦”了一声，准备低头出去，陈老师叫住我，问：“你知道这艘船吗？”这时上课铃响了，我连忙摇头说：“没什么，没什么。”
后来我的成绩越来越跟不上，而且整天和杨方伟他们一起玩，上课丢纸条，下课后在学校后面的橘林偷橘子。陈老师也就把我归在了他们一类，平常视而不见，闹得凶了，就抓住我们，要么罚站，要么用藤条打。我们都对她恨得牙痒痒。
我跟唐露也一直没有说过话，一间小小的教室里隔开了太远的距离。我继续跟我的小伙伴们玩耍，座位越来越靠后，直至倒数第一排。
上学期快结束的时候，陈老师在黑板上写了五道算术题，让我们上去写答案，算不出来就打手心。第一批的五个人没有一个答对，她气得嘴唇乱抖，竹板都打断了一根。张胖子挨了三四下就哭了。我们在下面看得心惊胆战，祈祷陈老师不要点到自己。
“胡舟、杨方伟、彭浩、刘鼻涕、张麻，你们五个上来，要是写不出，我把你们手打断！”陈老师直接指着最后排，想了想，然后说，“算了，张麻你回去，唐露上来。我让你们看看，这题目是有人能做出来的。”
我们愁眉苦脸地从座位上起来，慢吞吞地走上讲台。张麻则拍着心口，一脸庆幸，冲我们做鬼脸。
这是五道应用题，唐露做第四题，我做最后一题，她的左边还站了一个流着鼻涕的刘鼻涕。
我至今都记得这道题目：小明看一本故事书，第一天看了全书的1/9，第二天看了24页，两天看了的页数与剩下页数的比是1：4，这本书共有多少页？
我站在黑板前，对着这些文字苦思冥想，脑子里一团糨糊。
陈老师提着竹板，站在我身后，让我背上生寒。我举着粉笔停在黑板前，却久久不能下笔，大腿开始发抖。
其他人也都不会做，只有唐露在黑板上一笔一画地写着解题步骤。她的侧脸被从窗子透进来的光勾染，成了一些柔软的线条，像是初春里挣出来的柳枝。很久以后，我学习绘画时，总是习惯性地画一个人的侧脸，用简单的线条，用明显的光影差。我一度疑惑这奇怪的习惯从何而来，原来是记忆埋下的种子，当我拿起画笔时，它就开始萌发，在画板上绽放出唐露的脸。
“看什么看！”陈老师的呵斥打断了我的走神，她用竹板敲了一下我的头，“好好做题，做不到就下来领打。”
我摇摇头，准备丢笔放弃，这时，我听到身旁传来了轻轻的话语：“设整本书为x页。”
我一愣，唐露旁边的刘鼻涕也愣住了，同时侧过头看向她。唐露拿着粉笔做题，一丝不苟，嘴唇轻不可察地颤动着，“别看我，老师会发现的。”
我俩连忙各自转回头。刘鼻涕看了眼自己的题目，小声说：“我这道题是求面粉和糖，没有书啊……”
“不是你，是胡舟。”
刘鼻涕僵了一下，两条鼻涕趁主人不注意，迅速垂下。
我反应过来，连忙在黑板上写了假设，又小声问：“然后呢？”
这时，陈老师在身后呵斥道：“说什么？！”
顿了十几秒，唐露又小声说：“九分之一X加上24，然后等于X除以括号1加4括过来，算出来X就行了。”
我把方程式列出来，在黑板上打了下草稿，很快写出了答案。这个过程中，刘鼻涕一直用哀求的眼神看着唐露，眼泪和鼻涕都快流下来了。唐露却没有理他，把粉笔放下，转身对陈老师说：“老师，我做完了。”
陈老师点了点头，“完全正确。你们看，这题目一点儿都不难，你们四个好意思吗？！过来领——咦，胡舟，你让开。”
我连忙往右挪，让陈老师看到黑板。她扫了一眼，扶了一下眼镜，又看了看我，说：“今天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啊……你下去吧。”又指着另外三个人，“你们过来！”
我迷迷糊糊地从讲台走向教室后面，唐露已经在她的座位上坐好了，坐姿端正。我看向她，她的一缕发丝垂下，贴着脸颊，侧脸依然美丽，神情认真，似乎专注在课本上，但有那么一瞬间，她的右眼悄悄眨了一下。
办完年货，小年一过，村子里也渐渐热闹起来。茶馆里挤满了打工回乡的年轻人，在狭窄的砖屋里扎堆打牌。我闲得无聊，偶尔也过去打一阵儿，茶馆里满是脏话、汗臭和烟味，待久了有一种眩晕感。摸牌、出牌、递钱和收钱，时间在这四个动作的重复中飞快溜走。
春节前一天，我去茶馆有些晚了，里面只有一桌是空的，就坐了过去。随后陆陆续续来了三个年轻人，有两个是认识的，另一个比较陌生。
陌生的青年又矮又瘦，坐我对面，刚坐下就掏出烟，发了一圈。我皱皱眉，没接。
嫌次？他自顾自地点上，嘴里和鼻孔都冒出烟雾。这位兄弟没怎么见过啊，哪家的外地亲戚？
旁边有人接了话茬，说，大路，你这五块钱一包的红河还好意思发给人家？他可是大老板，在北京工作，拍动画片，挣大钱呢，一个月万把块！
动画片？嘿，我媳妇儿以前还挺喜欢看动画片呢。这个名叫大路的青年把烟叼在嘴边，伸手摸牌，来来来，打牌。
打了半个多小时，我有些心烦，出了好几把臭牌。大路捡了空子，连赢几把，嘴都笑得都合不拢了。他的笑容让我更加心烦——不是因为钱，也不是因为他笑的时候露出满口的褐色牙齿，而是他的笑容里有明显的嘲弄。
大路一根接一根地抽烟，屋子里乌烟瘴气、空气混浊，我有好几次感到呼吸困难。又输了一把后，我把钱往桌子上一推，说，今天就到这里吧。
大路往地上吐了口痰，用袖子抹了抹嘴，一边把钱扒过去，一边说，还这么早，没过中午呢。别扫兴啊，才输了几百。你这种大城市里的人，几百还不是肉上一根毛？来，来，坐下来继续打。
我不想理他，站起来，向外走。但这时屋门被推开了，一个女人走进来，径自走到大路身旁，说，明天就要过年了，跟我回去收拾一下房子吧，我一个人忙不过来。
大路看了一眼这个女人，脸上露出烦躁的神色，你怎么来了？没看到我在忙吗？找你爸去！
我爸腿不好。女人的声音低了下来。
也是，你爸只剩下一条腿了，大路轻蔑地笑了笑，然后摇摇头说，反正我不管！你自己去弄吧，不就是洗几床被褥，擦点儿墙上的灰吗？你一天忙得完。我现在手气好得不得了，是在给家里挣钱呢。
女人劝不动他，也不愿走，就站在旁边。
你别在这里，晦气！刚刚手气好赢了，现在你一来他就不打了。大路斜眼瞪了一下女人，又看向我，说，你还打不打啊？不打我再去找别人。
我的视线这才从女人的脸上收回来，讷讷地说，那就……那就再打一会儿吧。
接下来的时间里，我更加心不在焉了，眼睛甚至不能认清麻将上的图案。我输得更多了，不停地掏钱，大路赢钱赢得喜笑颜开。他肯定把我当一个傻子了吧。
而这个傻子正透过烟雾窥视大路身旁的女人。
女人一直低头站着，垂下的头发在烟气中显得有些发白。她穿着红色羽绒服，蓬松地裹住身体，衣服面料上有很多褶皱，随着她身体的弯曲，这些褶皱像一张张细小的嘴巴一样闭紧。我注意到，羽绒服的胸口处印着滑稽的“波可登”。
我一遍遍告诉自己，是认错人了。但眼前这张侧脸，以及垂到脸颊的头发，都丝毫不差地跟记忆深处的那张脸重合了。
关于与唐露的久别重逢，我幻想过很多次，却没料到再相遇，会是在这样烟雾缭绕、人声嘈杂的鬼地方。
我的喉咙有些干涩，不知是烟呛的，还是别的什么原因。
唐露站了一会儿，见大路实在无动于衷，便转身走了。她出茶馆的同时，我站起来，对他们说，我去上个厕所。
我追到唐露身边时，她已经走出十来米远了。唐露。我喊出这个久违的名字。
她停下来，看着我，脸上憔悴，眼中迷惑。
你还记得我吗？
没见过吧……她犹疑地摇头。
我不死心，又问，你还有那本画着哆啦A梦的练习册吗？
什么哆啦A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