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安娜·哈尔西是个中年女人，脸色油灰，重达240磅左右。一袭黑色定制套装，眼睛像黑色鞋扣一样闪耀，双颊像板油一样蜡黄柔软。她坐在黑色玻璃办公桌后面，那桌子看起来像拿破仑的墓，拿着一个黑烟嘴抽着烟，那烟嘴比卷起来的伞要短一些。她说：“我需要一个男人。”
我看着她将烟灰敲到发亮的桌上，微风透窗而入，烟灰随曼风卷曲飘散。
“这个男人要足够英俊，这样才能勾搭上那个有阶级观念的贵妇人。此外，他还得身手好，即使是电铲也可赤手空拳对付。还要像被囚禁的蜥蜴般敏捷，像佛瑞德·艾伦（美国幽默表演家）般伶牙俐齿，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还要有足够的乐观精神，就像被载啤酒的卡车撞到了头，还能把它想象成是长着美腿的漂亮姑娘拿面包砸了个包。我需要一个这样的男人。”
“这容易啊，”我说，“你需要的是纽约洋基队、罗伯特·多纳特（奥斯卡最佳男演员）和游艇俱乐部的小伙子们啊。”
“我看你就行，”安娜说，“可以小赚一笔，一天20美元，还有额外的报酬。好几年我都没给人介绍工作了，但这次要做的事我是外行。虽然我对侦探行业还是很看好的，但我也不想做亏本买卖。咱不如来试试，看格拉迪斯会有多喜欢你。”
她将烟嘴反过来转了一下，然后在一个巨大的黑色铬质信号器盒上摁了一下按钮，“亲爱的，进来把我的烟灰缸清空。”
我们等了一会儿。
门开了，一个高挑金发女郎踱进屋里，她的穿着打扮比温莎公爵夫人还要好。
她优雅地走进房间，清空安娜的烟灰缸，拍了拍胖嘟嘟的脸颊，向我抛了个媚眼，然后出去了。
“我觉得她脸红了，”门关上时安娜说道，“我猜你现在脸还红着呢。”
“她是脸红了——等下我还要和达里尔·扎努克吃晚饭。”我说，“别开玩笑了，具体是什么情况？”
“就是把一个女孩干掉。那个女孩一头红发，眼睛性感撩人，她给一位投机商做托儿，已经给一个有钱人的儿子下了套。”
“我要怎么做？”
安娜叹了口气：“菲利普，这工作吧，不怎么高尚。要是找到她做的任何形式的记录，你得当面给销毁。要是没有，这种可能性更大，毕竟她出身不错，不太可能做这种事，要怎么做就得看你自己了。你有时不就挺有主意的吗？”
“我不记得最后说的谁来着？什么赌徒，什么有钱人？”
“马蒂·埃斯特尔。”
听到这个名字后我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可又想到一个月都没什么生意了，我需要这笔钱。
我又坐了下来。
“当然，你可能会惹上麻烦，”安娜说，“没听说过马蒂光天化日下干掉了哪个人，但他也不会就此罢休的。”
“找麻烦是我的职业，”我说，“接这份工作的话一天25美元，加上250美元底薪。”
“我自己总得分一杯羹吧。”安娜嘀咕道。
“那算了吧，这小镇上苦工还是多得很嘛。很高兴看到你气色这么好，安娜，再见！”
这次我又站了起来，我的命虽值不了几个钱，但它这点钱还是抵得过的。马蒂·埃斯特尔后台强硬，可不是个好对付的主儿，他在洛杉矶和拉斯维加斯大街一带地位可是响当当。他不会耍什么花招，但只要他使一点阴招，就会不得了。
“坐下，成交。”安娜冷笑了一下，“我一个破产的老女人，没几个子儿，想努力经营一家高级侦探所，除了这一身肥肉和这把老骨头，还剩什么。最后这点钱拿走就拿走，你就笑话我吧。”
“那个女孩是谁？”我重新坐了下来。
“她叫哈丽特·亨特里斯——名字倒是很好听，住在埃尔米拉诺，北梧桐1900街区，很高档的小区。她父亲31岁因破产从办公室跳楼自杀了，之后母亲也跟着过世了。她妹妹从寄宿学校回到了康涅狄格州。这或许可以给你个切入点。”
“这些都是谁扒出来的？”
“我们的这个客户收到一堆复印的票据，票据是他的儿子签给马蒂的，数额高达5万美元。但那小伙——也就是那位老人的养子——否认这些票据是他写的，孩子当然会抵赖。所以这个年轻人他爸请了一个叫加斯特的专家对这些复印票据进行鉴定。那个专家说他擅长做这种鉴定，但也就是半吊子水平。他接过任务后查出了一点点东西，但是他太胖了，和我一样做不了外出搜集工作，所以他现在不管这个案子了。”
“我可以找他谈谈吗？”
“为什么不可以？”安娜连连点头。
“这位客户，他叫什么？”
“小子，你运气不错。你可以见着他本人——就现在。”
她又摁下了信号盒上的按键，“亲爱的，让基特先生进来。”
“那位格拉迪斯，”我问，“她有男朋友吗？”
“你别打她的主意！”安娜近乎尖叫地冲我说，“她做离婚业务一年就能给我赚18000美元。菲利普·马洛，任何人都别想动她一根手指，除非活腻了。”
“她迟早有一天会赚不了那么多，”我说，“我为什么不能追她？”
门开了，我们没有继续说。
在镶板门的接待室里我没有看到那个客户，所以他一定是在私人办公室等安娜。他在那儿等得很不耐烦，门一开立即走了进来，迅速关上门，随即从夹克里猛地掏出一块薄薄的八边形铂金表，愤怒地看着手表。他高个子，白皮肤，金发碧眼，穿着一件款式年轻的条纹法兰绒衫，翻领上别着一枚小小的粉红色玫瑰花苞。他怒容满面，眼袋略垂，嘴唇有点厚，拄着一根银制把手的乌木拐杖，穿着高筒靴，看起来像个60岁的时尚老头，但我猜他有70岁左右。我并不喜欢他。
“哈尔西小姐，你迟到了26分钟，”他冷冷地说，“我的时间很宝贵。宝贵在哪？就这些时间我能赚一大笔钱。”
“我们可在想法子给你省一大笔钱呢，”安娜慢吞吞地说，“基特先生，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但你不是想见见我挑选的侦探嘛，我这不是把他带来了。”她也不喜欢他。
“他看起来不像我要的那种侦探，”基特先生说着，讨厌地瞥了我一眼，“我想要的是那种有绅士风度的男人——”
“你不是‘烟草路’（白人贫困区）的那位基特先生吧，是吗？”我问他。
他慢慢走向我，手杖抬在半空中，冷冷地盯着我，眼睛像魔爪要将我撕裂一般。“你竟侮辱我，”他说，“侮辱我——这样有地位的男人。”
“先别吵了。”安娜说。
“干吗不吵，”我说，“他说我不是绅士。他那么有地位，也不知道到底什么地位，他这么说话自己可能觉得没什么——反正我受不了别人的挖苦。他消受不起，当然除非他不是故意的。”
基特先生一怔，盯着我，又拿出手表看了看。“28分钟，”他说，“年轻人，对不起，我不是有意这么无礼的。”
“好吧，”我说，“我知道你不是那个‘烟草街’的基特。”
这句话又差点激怒了他，但他压住了这口气，因为他不确定我这么说是什么意思。
“既然我们碰面了，我有几个问题问你，”我接着说，“你愿意给那个亨特里斯小姐一些钱——当做生活用度吗？”
“一分钱也不给，”他厉声说，“我凭什么要给她？”
“某种习俗吧。假如她嫁给你儿子，你儿子有什么呢？”
“现在他每月能从信托基金拿到1000美元，那信托基金是他母亲，也就是我已故的妻子设立的。”老基特低下头，“他到28岁时，钱就更多，多得不行。”
“你不能怪人女孩想攀附，”我说，“现在时代就这样。马蒂·埃斯特尔那边怎么样，有什么解决办法了吗？”
他用青筋暴起的手捏皱他的灰色手套。
“那个债务是无法收回的，是赌债。”
安娜疲倦地叹了叹气，往桌上弹了弹烟灰。
“当然，”我说，“但赌徒可吃不起哑巴账。毕竟，如果你儿子赢了，马蒂会把钱给他。”
“我对那个没兴趣。”这个高高瘦瘦的男人冷漠地说。
“对，但你想想看，马蒂坐在那里拿着不能兑现的50000美元的票据，他晚上怎么睡得着？”
基特先生看上去若有所思，“你的意思是他可能会采取暴力行动？”他唯唯诺诺地问。
“很难说，他经营着一家专属会所，还有一群喜欢他电影的人。他要考虑自己的名声问题。但是他也混黑道，而且他认识人，所以什么都可能发生——在离马蒂很远的地方。马蒂不是浴室防滑垫，没那么好欺负，谁要是踩在他头上，他会站起来收拾那些人的。”
基特先生又看了一下表，变得焦躁恼怒。他猛地把表塞回夹克，“这都是你的事，”他恶声恶气地说，“地方检察官可是我的私人朋友，如果这事你无能为力——”
“是啊，”我告诉他，“即使地方检察官和你交情好，就像你和你夹克里的手表一样，但你还不是屈身来到我们这儿。”
他戴上帽子，又戴上另一只手套，然后用手杖轻轻拍了拍他的鞋边，走到门口，打开门。
“我花钱要的是结果，”他冷冷地说，“钱很快会给你们，有时我出手还是很大方，尽管没人这样认为。我想我们意见达成一致了。”
他像是使了个眼色，又继续走了出去。门轻轻地关上，打在了闭门器的空气垫上。我看着安娜，笑了。
“怪老头，是吧？”她说，“他要是来我的鸡尾酒会该多有意思。”
我从她那掏出20美元用作开支。
2
我要找的那位加斯特全名叫做约翰·D.加斯特。他在伊瓦尔附近的日落大街有一间办公室。我在电话亭里给他打了电话，他的声音听起来油腻腻的，发出轻轻的喘息声，就好像刚刚赢了吃馅饼大赛。
“请问是约翰·D.加斯特先生吗？”
“嗯。”
“我叫菲利普·马洛，是一名私人侦探，现在在负责一个你之前调查过的案件，这个案子的当事人叫基特。”
“嗯？”
“我能在午饭后去找您详谈此事吗？”
“嗯。”他挂了电话。我确定他并非健谈之人。
午饭后，我驱车赶往他那儿。他的办公室位于伊瓦尔东部，一座刚漆过的二层砖瓦房。一楼有一些商店和一家餐馆。小楼的入口有一个宽阔笔直的楼梯通往二楼，姓名地址录的下方写着：约翰·D.加斯特，212房。我上了楼，看见一个宽敞的大厅，这个大厅与街道平行。右边一个敞开的门口站着一个穿着罩衫的男人。他前额上系着一面圆的镜子，看到我后退了几步，满脸狐疑，然后回到他的办公室关上了门。
我向左走了半个大厅的距离，远离日落街一侧的门上写着：约翰·D.加斯特，可疑文件审查员，私家侦探，请进。门轻而易举地被推开了，映入眼帘的是一个没有窗户的小型接待室。里面有几把安乐椅，一些杂志，还有两个铬烟缸托座台，两盏亮着的落地灯和一盏亮着的吊灯。另一边铺着一块廉价而新的厚地毯，门上写着：约翰·D.加斯特，可疑文件审查员，私家侦探。
我推开外门时警报器响了，门重新关上后才停止了鸣响。可没什么异常情况。等候室一个人也没有。内侧的门没有开，我走过去，贴在门板上听，里面没有任何交谈的声音。我敲了敲门，也没有回应。我试着扭了下门把手，转动了，于是我开门走了进去。
屋里有两扇朝北的窗户，上面都装了密不透风的窗帘，窗台上有一些尘土。屋里有一张桌子，两个档案柜，还有就是平凡无奇的地毯和墙壁。左边一扇安装着玻璃嵌板的门上写着：约翰·D.加斯特，可疑文件审查员，私家侦探。
我想我永远都不会忘了这个名字。
这间屋子很小，小得出奇，像是连那只粗短的手都容不下。那只手握着一支木工铅笔一般粗的铅笔，趴在桌边，一动不动。他的手腕像盘子一样光滑，没有汗毛。外套的袖口不是很干净，系着纽扣，从袖套里垂了出来，袖子的其他部分垂在桌边看不见。桌子长不到1米8，所以他不可能是一个大高个。从我这个角度看，我只能看见他的手和袖口。我从接待室轻轻地回到门口，顶住门，使其无法从外面打开，然后关掉那三盏灯，回到私人办公室，在桌子的一角走来走去。
他很胖，出奇的胖，甚至比安娜·哈尔西还胖。我看他那张脸就跟篮球差不多大小，尽管这样，他还是面色红润。他跪在地上，大脑袋抵在桌内可容下双膝的一个锋利的角上，左手用力撑在地板上，已经撑开到不能再大的程度，手下压着一张黄色的纸，透过指缝便能看到。他看起来好像给地板施加了很大的作用力，但其实没有，支撑他的是他自己的一身肥肉。他蜷曲着身体，坐在自己巨大的大腿上，粗大的肥腿让他保持了跪着的姿态，纹丝不动。看这架势，几个壮汉才能把他打倒吧。那时想这个并不是什么好事，可当时我就冒出了这个想法。我定了定神，尽管天气并不暖和，我还是擦了擦脖子后面的汗。
他一头银发修剪得很短，脖子上的褶皱犹如六角手风琴一样多，脚很小，犹如其他胖人一样。他穿着发亮的黑鞋，双脚并在一起斜斜地靠在地毯上，但鞋不太干净，身上穿着的那套深色西装也脏兮兮的。我弯下腰，将手伸进他无比肥胖的脖子里，也许那儿的某个地方有一根动脉，我没摸到，不过现在那对他来说已不重要了。他浮肿的膝盖跪在地毯上，双膝间一个深色斑点不断扩散，蔓延开去。
我在一旁跪下，举起他按住那页黄色纸的短粗的手指。他的手凉凉的，但不会冰冷，软绵绵的，还有点湿黏黏的。纸是从便笺本上撕下的，要是上面写了什么就好，但没有。上面只有一些模糊的毫无意义的记号，没有字，连一个笔画都没有。他被枪击中后曾试图写下什么，但他最终只是留下了几笔涂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