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斯贝恩冷漠地说：“那个女的也是被人打晕的，虽然不明显，但的确有伤痕。只有把她打晕了，才能把她的衣服脱下来，再制造几处抓痕，这样就会像你看到的，抓痕处有血流出来。那个人是先用浴巾把枪裹起来，才把她打死的，这样就没人会听到枪声。肖蒂，是谁报的警？”
“我怎么会知道！就在你来前两三分钟，一个家伙打来电话，你到的时候，里德还在找摄影记者呢。不过接线员说打电话的那个家伙嗓音挺粗。”
“好吧，肖蒂，如果是你杀了那个女的，你怎么逃走？”
“我会直接走出去，”肖蒂说，“为什么不呢？嘿嘿。”他冲我喊道，“你为什么不直接走出去？”
我说：“这是秘密。”
德斯贝恩不紧不慢地说：“肖蒂，你不会从通风井爬出去，是吧？你不会冲进隔壁的公寓，假装住在那里，是吧？你也不会报警，让他们上楼，缉拿凶手，是吧？”
“该死，”肖蒂说，“是这个家伙报的警？没错，你刚才说的事情我一件也不会做。”
“凶手也不会这么做，”德斯贝恩说，“这么一来，就只能是他了。是他报的警。”
“有些性虐狂老是做些常人想不到的怪事，”肖蒂说道，“这个家伙没准儿是个帮凶，另外一个家伙想让他做替罪羊，就用棍棒把他打晕。”
德斯贝恩发出刺耳的笑声。“喂，性虐狂，”他一边说，一边用枪管般坚硬的手指戳着我的肋骨，“你看，我们这几个傻瓜，把工作抛到一边儿，坐在这里——或者该说，我们这里有一个正在工作的人——把所有想法都说了，而你这个知道所有真相的家伙，却闭口不言。我们甚至连死的那个人是谁都不知道。”
“她是我在康里德俱乐部带回来的一个红发女人，”我说，“不对，是她把我带回来的。”
“你不知道她的名字或者别的什么信息？”
“不知道，她喝醉了，我带她出来透透气，然后她就要求我带她离开那个地方，我正让她进车的时候就有人把我打晕了。再醒过来的时候，我就躺在了公寓的地板上，而她已经死了。”
德斯贝恩问道：“你在康里德俱乐部的酒吧里做什么？”
“去剪头发，”我说，“你在酒吧能做什么？这个红发女郎喝多了，看起来有些不安，她还往大厅经理的脸上泼了一杯酒，我有点儿替她难过。”
“我也有点儿替这个红发女郎难过。”德斯贝恩说道，“把你打晕的家伙竟然能把你搬上那个公寓，看来得是个大块头了。”
我说：“你被打晕过吗？”
“没有，”德斯贝恩说道，“肖蒂，你呢？”
肖蒂有些不高兴，说他也没遇到这种事情。
“好吧，”我说，“这跟喝醉了是一样的。可能我在车上的时候就苏醒了过来，那个家伙拿枪指着我，让我保持安静，再逼着我和那个女孩儿走进公寓，没准儿那个女孩儿认识他。我们上去以后，他再次把我打晕。这样一来，两次被打晕期间的事情就记不得了。”
“我听说过这种说法，”德斯贝恩说，“但是从来不相信。”
“好吧，是这样的，”我说。“肯定就是这样的。首先我什么都记不起来，再者，那个家伙也不可能徒手把我搬上楼。”
“我能，”德斯贝恩说，“我抬过比你更重的人。”
“好吧，”我说，“是他把我抬上去的。现在我们该怎么做？”
肖蒂说：“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自找麻烦。”
“把一个人打晕没什么可麻烦的，”德斯贝恩说，“把手枪和钱包递过来。”
肖蒂犹豫了一下，还是递了过去。德斯贝恩接过枪闻了闻，草率地把枪塞进侧兜，而且是靠近我的那个侧兜。他打开钱包，借助仪表的光看了看，就收了起来。他发动汽车，在街道中间转了个弯，快速驶回阿尔圭洛大道，往东转，在一个卖酒的商店前停了下来。这个店挂着一个红色的霓虹灯招牌，虽然很晚了，店门依然敞开着。
德斯贝恩转过头，说：“肖蒂，跑进去，给办公室打个电话。告诉警官，我们得到一个重大线索，正在追捕布雷敦大街凶杀案中的嫌疑犯。让他转告警长，这个案子他快出局了。”
肖蒂下了车，砰的一声关上后门，嘴里念叨着什么，快速穿过人行道，走进商店。
德斯贝恩猛然发动汽车，以每小时40码的速度穿过第一个街区。他从内心深处发出一阵笑声，在下一个街区开到了50码，他沿着街道拐来拐去，最终在校舍外的一棵胡椒树下停了下来。
我趁他刹车前倾的时候，把枪夺了回来。他冷笑一声，朝车窗外吐了口痰。
“没事儿，”他说，“我把枪放这儿就是为了让你拿回去。我跟‘紫罗兰’马基谈过，那个小记者从洛杉矶打来电话告诉我，已经找到了马特森，现在他们正在审问公寓里的一个家伙。”
我从他身边挪回我坐的那一角，镇定自若地把拿枪的手放在两膝间。“警官，我们已经出了海湾城的管辖范围，”我告诉他，“马基怎么说的？”
“他说他给了你有关马特森的线索，但是不知道你跟他是否取得了联系。公寓里的那个家伙——我没听到他的名字——在一条小路抛弃一具死尸的时候，被几个酒鬼撞上了。马基说如果你已经和马特森取得联系并了解他的情况，你可能就遇到了麻烦，可能被打晕，醒来的时候躺在一具尸体的旁边。”
“我没和马特森联系过。”我说。
我可以察觉到德斯贝恩浓黑粗犷的眉毛下的眼睛在盯着我。
“但是你的确陷入了麻烦。”他说。
我用左手从口袋里拿出一支烟，用打火机点燃。我右手握着枪，说：“我明白了，你过来的时候，根本没有安排你接手这个案件。现在，你要带着嫌疑犯出城，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一片混乱——除非我找到对我有利的说辞。”
“我也是如此，”我说，“我想我们应该合作，破获这三起凶杀案。”
“三起？”
“是啊。海伦·马特森一案，哈里·马特森一案和奥斯特莱恩医生的老婆一案。他们先后被杀。”
“我抛开了肖蒂，”德斯贝恩平静地说，“因为他过于谨慎，而警长就喜欢这种谨小慎微的人，肖蒂会把责任推到我身上。我们从哪里下手？”
“我们最好从一个叫格雷布的人入手，他在内外科综合大楼管理一间实验室。我觉得在奥斯特莱恩一案中，他交上去的报告是假的。他们把这告诉你了吗？”
“他们用的是洛杉矶广播，他们不会用这种方式联系自己的警察。”
他身子往前倾了一点儿，再次启动汽车。
“你可以把我的钱包还我，”我说，“这样我也就可以把枪收起来了。”
他发出刺耳的笑声，把钱包给了我。
7 大下巴
我们要找的化验员住在远离城镇的第九街，他的房子是一栋管理不善的框架平房。路旁的一大丛绣球花灌木上面落满尘土，低矮的植被也是一副养分不足的模样，这些看起来就像一个试图实现“无为而治”的人所创作出来的作品。
我们到了比较显眼的地方时德斯贝恩熄了车灯，说：“需要帮助的时候，就吹口哨，如果遭到警察围堵，就藏到第十大街，我会绕过去接你。不过，我猜今晚他们也不会过来，布雷敦大街死的那个女人就够他们忙了。”
我仔细打量了一番这个安静的街区，在朦胧的月光下穿过街道，走向那栋房子。房子的前门与街道构成一个直角，从影子中看起来像是房子建好后添加上去的一个房间。我按下门铃，听到从后面某个地方传来铃声，可是没有人回应。我又按了两次，推了推前门，发现门是锁着的。
我离开狭窄的门廊，沿着房子的北侧，绕到后面空地上的一间小车库。车库的门关着，还上了一把挂锁。这样的锁，只要憋足力气，弄开不成问题。我俯下身子，透过门缝，用袖珍手电筒往里照着，看到了汽车轮胎。我再次回到房子的前门，使劲地敲门。
前面房间的窗户嘎吱作响，从顶部拉下来大约一半。窗户后面是垂下来的窗帘，里面漆黑一片，什么都看不到。一个浑厚嘶哑的声音问道：“什么事？”
“请问是格雷布先生吗？”
“是的。”
“我想和您谈谈——有件重要的事情。”
“先生，我已经睡下了，明天再来吧。”
这种语气听起来可不像是一位化验员发出来的，倒像是很久之前我从电话里听到的声音，没错，就是前天晚上，在丁尼生·阿姆斯公寓里。
我说：“好吧，格雷布先生，我就去办公室找您吧。请问您的办公室在哪里？”
一阵沉默后，他说：“嘿，你再敲，别怪我出去痛扁你一顿。”
“这样没办法解决问题，格雷布先生。”我说，“既然您已经起来了，就不能给我几分钟的时间吗？”
“少废话，这样会吵醒我太太的，她生病了，如果我出去……”
“晚安，格雷布先生。”我说道。
在柔和朦胧的月光中，我顺着小路，回到停靠在远处的黑色汽车那儿，说：“看来是两个人干的活儿。里面有个不好对付的人，我猜他就是从洛杉矶打过电话来的大下巴。”
“天哪！不就是杀了马特森的家伙吗？”德斯贝恩挪向我这边的车窗，探出头，利索地朝外吐了一口痰，这口痰越过了八英尺之外的消防栓，我没说什么。
德斯贝恩说道：“如果这个被称为大下巴的人就是莫斯·洛伦兹，我肯定认识。没准儿我们还能得到更大的线索。”
“就像电台里说的那些警察一样？”我问道。
“你怕了？”
“我？”我回答说，“我当然怕了。汽车就在车库里，所以可能他已经把格雷布困在里面，正在考虑该怎么处置他……”
“如果在里面的人真是莫斯·洛伦兹，他可是个没有头脑的家伙。”德斯贝恩粗鲁地说，“那个人平时都是醉醺醺的，两种情况除外——一种是拿枪的时候，另一种是开车的时候。”
“还有拿金属棍的时候，”我说道，“我想说的是，格雷布可能出去的时候就没开车，然后大下巴……”
德斯贝恩弯腰看了一下仪表盘上的钟表，说道：“我猜他已经开溜了，这个时间他本应该是在家里的。他肯定是得到消息，为了躲避麻烦逃走了。”
“你到底去还是不去？”我打断了他，“谁会给他报信？”
“肯定是最初指使他的那个人，当然了，如果他的确是受人指使的话。”德斯贝恩咔嗒一声打开车门，走了下来，站在原地望着街道对面。他撩开外套，松了松肩带里的枪。“也许我能骗过他，”德斯贝恩说道，“要让他看到你的手里什么也没拿，这是我们最好的机会。”
我们穿过街道，走到门廊前，德斯贝恩倚在门铃上。
一个咆哮的声音再次从破旧的墨绿色窗帘后面那扇半开的窗户里传出来：“谁？”
“喂，莫斯。”德斯贝恩说道。
“什么？”
“莫斯，我是阿尔·德斯贝恩，这事我也有份儿。”
接下来是沉寂——相当长一段时间令人窒息的沉寂之后，一个浑厚嘶哑的声音问道：“跟你一起的是谁？”
“从洛杉矶过来的一位朋友，一个值得信赖的家伙。”更长时间的一阵沉寂之后，“你们想做什么？”
“就你一个人在这里吗？”
“还有一位夫人，她听不到你说话的。”
“格雷布在哪里？”
“是啊，他在哪儿呢？警察先生，你想干什么？快说！”
德斯贝恩很镇静，就像在家里，坐在收音机旁的靠背椅上一样，说：“莫斯，我们在为同一个人做事。”
“哈哈。”大下巴笑了。
“马特森被发现死在洛杉矶，并且市里的那些警察已经把他跟那个奥斯特莱恩夫人联系了起来，我们就马上赶过来。大人物已经托词去了北方，但是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呢？”
那个声音说：“呵，胡扯！”但是很明显，他的语气已经有一丝质疑。
“这看起来不是小事儿，”德斯贝恩说道，“快点，出来吧。你可以看到，我们没拿任何对你不利的东西。”
“等我走到门口的时候，你们就会拿出来了。”大下巴说道。
“你不会真是个胆小鬼吧。”德斯贝恩嘲笑道。
窗户旁边的窗帘沙沙作响，看来那只手已经把它放下去了，窗格被拉了上去。我举起双手。
德斯贝恩怒吼道：“别犯傻。这个家伙跟我们是一伙的，我们得让他安然无恙。”
房子里面传来微弱的脚步声。前门打开了，一个人站在门后，手里拿着一把很大的柯尔特左轮手枪。大下巴这个名字太适合他了：他那宽大的下巴在脸上像个排障器一样醒目。他比德斯贝恩块头还大——大得还不是一星半点。
“有事快说！”他一边说着一边往屋里退。
德斯贝恩泰然自若地举起没拿任何东西的双手，保持手心向外，左脚神不知鬼不觉地往前移动了一步，朝大下巴的腹股沟踢去——就这样——虽然被枪指着，动起手来却依然干脆利落。
我们掏出枪的时候，大下巴依然在做着斗争。当然了，是他内心的斗争，他的右手挣扎着举起枪，扣动扳机，疼痛感抑制了他所有的欲望，现在只想弯下身子，痛喊一声。正是他这一时的内心挣扎，导致他既没来得及开枪，也没来得及呻吟，就被我们痛打了一番。德斯贝恩打他头部的同时我猛击了他的右手腕。我本想打他的下巴，那里太吸引我的注意力了，可是他的手腕距离枪最近。大下巴的枪掉了，他自己也撑不住了，刹那间朝我们扑倒过来。我们抓住并支撑着他，他的头在我们中间，呼出的气体里夹杂着热度和臭味，迎面扑来。很快他的下身就瘫软了，我们压着他，倒在了门厅里。
德斯贝恩咕哝了几声，挣扎着站了起来，关上门。他把那个半清醒、痛苦呻吟着的大块头翻了个个儿，把大块头的手拖向后背，在手腕上扣了手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