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人正在吃晚饭，二伯伯走了进来。父亲忙放下手中的碗筷，拉出把竹椅子，用帕子拍了几下灰，说，大兄弟，你来啦，坐，坐！
二伯伯没坐，站着，字斟句酌地说，是这样的，我的手表不见了，到处都找过了，没找着。我过来问一下二娃，你下午来和我们家小三耍时，看见没有？
我嘴里正包着饭，两腮鼓成了两个包子。一家人陡然紧张起来，几双眼睛齐刷刷看着我，像一支支利箭。我感觉缩小了一半，头摇得像拨浪鼓。我把饭囫囵吞进肚里，甩着头说，没有，没有！
奇怪。二伯伯说，到处都找过了啊，莫非长了翅膀？你再好好想想。父亲的声音高了八度，到底看见没有？看见了就说！如果拿了就快点还二伯伯！
真的没有。我话没说完，躲不及，“哐”一声脆响，脑壳上实实地挨了父亲一筷头，我摸着被敲的脑壳，委屈地说，真的没有，我一直和小三在里屋看小人书。
二伯伯说，别打，好声问就是。
硬是没有？父亲火了，扬手就是一巴掌。我痛得龇牙咧嘴，捂着脸，强忍着，又不敢哭出声。二伯伯忙说，我只是问问，如果想起来了就给我说一声。说完，调头就走。父亲追出去，说，你放心，我一定给你问清楚，这个狗日的！
妈一直没吱声，见二伯伯走了，才心痛地说父亲，你这一耳光也打得太重了，要是打在耳膜上，打聋了，还是自己的事！
父亲恨恨地，小时偷针，大了偷金。马看蹄早，人看年小。他突然拉过我的左手。我想往回缩，但被父亲紧紧攥住。父亲指着我的左手腕道，你看看这家伙整天想些什么吃不得的！
我的左手腕上，赫然用圆珠笔画着一只手表。这无疑成了最好的证据。
你好声问嘛，凶巴巴的样子，吓都吓傻了！
你刚才没见他二伯伯的样子，分明就是认定二娃拿了。父亲转过头，瞪我，你到底拿没拿？老老实实说。他的眼，鼓成了牛眼。
没有，我真的没有。
父亲举手欲打，妈道，雷公不打吃饭人，你等他把饭吃完再问不迟啊！然后柔声说，如果拿了就赶快还人家，我们不打你。
我真的没拿。我一口咬定。
父亲说，看来你是不打不招！
翻两家的族谱，虽同姓，但不属同一支。二伯伯的叔父在解放前是本地有名的一位开明绅士，任过省参议，曾出资修过路，建过桥，办过学堂。万年街的居民三教九流者居多，大多是“睁眼瞎”。他和他的妻子是中学教师。我与他家的小三同年、同校、同班。两个人长得互补：我长得黑，瘦，除了牙齿，一身黑不溜秋，像瘦猴子，黑泥鳅，黑老罐。小三大眼睛，白净，壮实，像个白瓷娃娃。
父亲只读过两年初小，妈读过几天的扫盲班。我的一个叔在外地工作，写了信来，父亲就揣着信，找二伯伯，恭敬地说，大兄弟，给我念念。二伯伯把信封拆开，很慢很慢的念，念完了，又讲信上说的大概意思。然后，父亲就口述，二伯伯帮他写回信。每找二伯伯回一次信，父亲就对我俩弟兄说，你两个给我好生读书，多认几个字，像你们的二伯伯那样！
小三家有我家没有的东西。
他们家有把电风扇，台式的。吃饭的时候，搁在桌上吹，歇凉的时候，放在地上吹。还可以摇头，转过来摇过去，“呜呜呜”的响，不知疲倦地送出一缕一缕清凉的风。还可以定时，想吹多久就吹多久。我家别说电扇，连电灯都点不起。我家里用的是煤油灯，一盏用墨水瓶作的煤油灯。晚上，屋子里被黑暗包裹着，只有煤油灯映出的一团亮光。伏在油灯下看过书，第二天两只鼻孔里全是黑的。有时看着看着，不注意就会熛着头发。热天里用竹篾编的扇子扇凉，但扇子的特点是手停风停，常常是睡着睡着，被热醒。醒来，一身的汗。
二伯伯夫妇还戴着手表，上海牌的。在万年街，大多数居民都点上了电灯，但能戴手表的屈指可数，有两块手表的独此一家。那手表可是稀罕玩意儿，圆圆的，有小药瓶盖那么大，戴在手腕上，发出熠熠的光，为主人平添了几分帅气、洋气。旁人见了，一脸的羡慕。谁家的姑娘谈恋爱，男朋友送一块手表，那是女方最有脸面的事，这事多半也就成了。而且，不管买的什么东西，只要看产地是上海、北京的，那东西一定金贵。我妈连手表上的时间都不会认。我们小孩，最喜欢用圆珠笔在手腕上画一块手表过过瘾。用钢笔画的“戴”不了多久，一出汗，就成了“残表”。
小三家有不少小人书。有《红旗谱》、《红岩》、《闪闪的红星》、《小兵张嘎》、《半夜鸡叫》、《四渡赤水》、《童年》。装在两个纸盒里，满满的，放在他的床底下。还随时买新的。我爱去看。朱老忠、江姐、许云峰、潘冬子、张嘎这些人物，就像一颗颗璀璨的星星，闪耀着我童年那单调的天空，也装饰了我的梦境。我与小三常常缩在他的房间里，不吭声不出气的，一看就是小半天。有时到吃饭时间了，妈寻了来，在门外喊，二伯，二娃在你们那里没有？二伯伯说，噫，先都看见两个娃娃在屋里！果然，我正蹲在地上，闷着头看小人书……
吃过了饭，搁了一支烟的时间。父亲把门打开，找了根绳子，厉声叫我跪下，我跪下，仰着头。那一刻，我觉得，我就像是将要赴刑场的江姐、许云峰。父亲说，好！你可以当共产党了，死不投降！然后，把我提起来，按在板凳上，我胡乱舞动着手脚，拼命挣扎，嘴里发出像杀猪般的嚎叫，半条街都听得见。但到底力气小，父亲像缚小鸡一样，用绳子把我绑在板凳上。父亲拿一根竹丫枝做的牛鞭杆，“啪啪啪”地往我的腿上、屁股上打。鞭落处，我的腿上、屁股上立即起了殷红的鞭痕，像一条条趴在腿上、屁股上的菜青虫。我痛得嗷嗷叫唤，不停地说着我没有，我没有。母亲强行夺下父亲手里的牛鞭杆，气喘吁吁，脸上不知是泪水还是汗水。你也是，只知道打，怎么大点的娃娃，禁得住你这样打吗？
父亲喘着粗气，说，我不相信你龟儿子不招！
停了片刻，父亲把煤油灯吹灭，锁上门，走了出去。
屋子里漆黑一片，只剩下我一个人，被孤零零地绑在板凳上，动弹不得。我感觉黑夜像无边的海水，我被淹没在深不可测的海里，大脑里一片空白，恐惧、无助、窒息，等待在前面的只有死亡。时间似乎停滞，每一分每一秒都显得十分漫长，多一分一秒都是痛苦的煎熬和折磨，这种心理的煎熬与折磨带来的痛苦与绝望，远胜于皮肉之苦。我正在被时间慢慢地吞噬，被恐惧吞噬，灵魂如一缕轻烟，正悠悠地从身体里蹿出来。叫鸡子（蟋蟀）躲在墙缝里，扯直了脖子，一声接一声的哀鸣，像是唱着最后的挽歌。我的脑子里浮现的都是关于“偷”的点点残片：和兄弟一起偷吃过家里的藏在柜子里的白糖，也和小三一起扒开过果园的竹篱笆，偷摘过柚子，还三分、二分的偷过父亲铺子里钱盒子里的钱……但像手表这样的，给我一百个胆子，我也不敢偷，而且，放在我的眼前，也绝不会拿的。
过了半个钟头的样子，门开了，妈重新点上了油灯。那光，又重新回到屋子。妈给我解开绳子，把我抱起，放在椅子上。我歪着头，有气无力的斜坐着。父亲叉着腰，眼睛直视着我，像在琢磨一只准备修理的鞋。我好半天才回过气，原先跑出去的东西又悠悠地飘落回我的身体里，我半睁开眼，望了眼他们，哽咽着，爸爸、妈，我真的没拿。如果我拿了，天打五雷轰，如果是我拿了，你们就砍断我的手！
话一说完，我的眼泪如雨，簌簌簌簌往地下砸。
父亲声音软了下来，却字字如金，人活一辈子，讲究的是什么？就讲究的是个名声和信实。像干我们这一行，全靠口碑好。人穷要穷得有志气。人家有是人家的，别眼红眼黑。想自己有就靠个人的双手去挣，知道吗？
我点头。
你起来，我们一起到你二伯家去，你给他说清楚。不然，今晚我睡不着瞌睡，你的妈睡不着瞌睡，你也睡不着瞌睡。
我们站在二伯伯门口，没进屋。
我的脸上，还残留着汗水、泪水和灰尘混合后没揩干的道道痕迹，手臂上嵌着起了血珠珠的鞭痕。二伯伯连忙说，你看你看，怎打成这样？他想抓我的手，我躲开了，仰着头，说，二伯伯，我没拿你的手表。我对天发誓，如果我拿了，天打五雷轰，如果是我拿了，你们就砍断我的手！
二伯伯说，谁说你拿了。我就是问问。
第二天下午，父亲收完鞋摊，一进屋，母亲迎上去就说，早上二伯伯来过了，他的手表找到了。今早上，二伯娘整理被子，手表从枕套里落了出来。
平日里，他们睡觉时，都习惯把手表顺手放在枕头底下，既安全，又方便。
一大早，父亲叫住我，说，幺儿，走，我们去吃馆子。
父亲带着我走过万年街的水井，穿过幽长的小巷，来到新街。大众食堂在文化馆的旁边，每天上午，在大众食堂的店门口，都会摆张桌子，桌子上的大蒸笼里是热气腾腾的鸭儿粑（叶儿粑），为了卫生，用一张大的白布遮着。那鸭儿粑有大人的拳头大，白白的，面上有几粒芝麻，吃在口里滋融、化渣，香、甜。从旁边过，闻到就想吞口水。父亲带着我，走进店里。平时，即使吃，也不过是站在外面的桌跟前，买上一个两个，手拿着，边走边吃。
父亲坐了下来。我不敢坐，疑惑地望着父亲。父亲说，坐啊。我怯生生地坐在板凳上，桌子高，我的个儿小，下巴刚过桌面，看上去像是蜷缩着。父亲高声喊，来三个鸭儿粑。鸭儿粑用白盘子装着，端了上来，冒着热气，还有两双筷子，两杯茶。父亲喝了口茶，说，你吃，今天你敞开肚皮吃，吃饱，吃个够！
我用筷子拈了个在父亲的碗里，父亲将碗推给我，我望了眼父亲，见父亲正望着我，我只好埋着头，夹起一个吃起来。我慢慢地吃着。我不敢抬头，但我知道我被包围在父亲的复杂的目光里。我听到父亲问，疼吗？
我点头，又摇头。身上还在烧乎乎的疼。我知道父亲马上要说黄荆棍子出好人。每次两弟兄挨了打，父亲都会说。但这次，父亲没说。
吃完了，父亲又叫，再来两个！
我又吃，足足吃了五个，直到撑得肚儿像一只小皮球。结账时，父亲数了数手里的票子，又递给我两毛钱。在我的记忆里，长这么大，这是父亲破天荒的一次慷慨、大方、奢侈。即使过年，父亲给的压岁钱也没超出过两毛。走出馆子，父亲笑眯眯地拍着我的后脑勺。他的腰挺得直直的，我也直直的，一老一少就这样走着，阳光把我们的影子，长长地拉在石板街上。吊着的书包，像母亲宽厚而绵柔的手，安抚着我那痛并快乐着的屁股。
2011年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