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在德国爆发的那场骇人听闻的浩劫的更深刻原因这一问题，将是未来世纪所依然要从事的，只要这些世纪一般说来仍然愿意而且有能力思考这类问题。然而，德国的浩劫这个问题却同时扩展为一个超乎德国之外的普遍西方命运的问题。直接把我们带进了这一深渊的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并不是一种单独出自德国的发展势力的现象，而且也还有着某些邻国的极权体制一定的类比和先例，不管它向我们呈现为德国人的本性的一种多么堕落的现象。然而人们可以进一步问道，何以竟会出现了这一令人震惊的、背离了欧洲发展主线的逆流？而那条主线看来原是朝向某种个人主义自由和受集体约束这两种因素相结合而前进的，并且是朝向维护19世纪所取得的自由主义的成果而前进的。代替了这些的，却是突然间转入到专制主义以及terribles simplificateurs{可怕的单一化者}的兴起，那是雅各布·布克哈特[5]早在半个多世纪以前就看出它的来临的。布克哈特目光之敏锐，没有一个当代思想家可以比拟，他早在我们的问题最初一出现时就理解了它，并给出了最早的答案。他已经看出在启蒙运动时代和法国革命的乐观幻想之中就有着大患的萌芽了，即错误地要追求那不可能达到的群众性的人类幸福，随后它就转化为一种占有欲、权势欲以及普遍地为追求生活享受而奋斗。布克哈特还进一步觉察到，于是就将出现旧社会纽带的解体并终于创立新的但又非常强而有力的束缚，它将是由那些强而有力的人们、由那些terribles simplificateurs{可怕的单一化者}建立起来的；他们会得到军方机构的支持，强迫人民群众再度俯首听命，并放弃自己以往对自由的一切热望。在他们可悲的日常生活状态之中，他们奉命每天清早随着鸣鼓而就位，傍晚又随着鸣鼓而归家。
因此，布克哈特看到这些事情所展示出来的，乃是作为西方的、而不单纯是作为德国的问题，乃是文化衰落的普遍历史问题。法国的例子，那里的民主制两次转变为帝制，引起了他的历史的和预见的幻想。他的幻想总是宏伟的，尽管我们可以责备他的道德说教有某些夸张。那在整体看来倒更像是欧洲社会的一场道德堕落的过程，——既是人民群众的，也是领导阶层的。而且其中还有着不可抗拒的动力学上的原因在起作用。而同时最初在英国由机器而开始的经济—技术范围的革命则唤起了大工业、新的人民群众和高度的资本主义，它正像法国革命一样地以其对人民群众的动员以及不仅唤起自由而且还唤起对权力和占有的渴望而获得极大的成功；这时候，空前迅速增长着人民群众对一切迄今为止的社会秩序和文化所施加的巨大无比的压力，是无论怎么评价都不会过分的。它的崛起，并不像布克哈特所看去的那样，单单是出于贪婪，而且也出于那种根本的需要，即一直都是被严重忽视的并且尚未成型的新的人民群众应该获得人类的尊严。旧的社会和新的人民群众，——这就是此后19世纪各种各样的事物都在其中开展着的那个结构，无论是直接地或间接地、公开地或隐蔽地、在中心或在边缘上。人民群众自然而然地最初是极力要求民主，此后则逾越了这一点，为着充分保障他们的生活水平而要求社会主义。这对他们成为了一种思想体系、一种福音，成为了期待着一种能变革一切并且能创新的革命；它被设想为是达到人类幸福的千年福王国的手段。这种来自人民大众的富有威胁性的危险，像一股强大的浪潮汹涌而来，自从19世纪的下半叶就在激荡着传统的文化界。然而为时不久，人们就又制服了它，部分地是通过内部预防、镇压或改良的政策，而部分地并且更多的是由于从19世纪高涨起来的人民群众的生活中兴起了第二股强而有力的浪潮，它横溢了第一股浪潮，多次地削弱了它或者引导它转向；——然而其目标并不是一场翻天覆地的社会革命，而是这些民族本身的权力政治的高涨。因为这第二股浪潮只不过是19世纪的民族运动。它本来也是自由主义的，是以个人的自由权为目标的运动。然后在自由权已经获得并似乎有了保证之后，民族主义的和追求权力的运动就日益走向前台。这第二股浪潮在它一开始，一点也不能适应传统的国家形态，到处都对它发生了革命性的冲突，然而它与那另一个朝向社会主义转化的浪潮之不同就在于，它与古老的欧洲世界并不是那么敌对的，倒反而是及时能与之形成联盟。它并不是从始终未能定型的并沦于绝望的新的工业无产者群众之中、而是从有教养的并且日愈富裕起来的中等阶级之中，找到了它的主要支持者。而这一中等阶级就其范围而言，就其不断增进着的优裕生活和自我意识而言，乃是自18世纪末叶以来古老的欧洲社会所发生的种种特征性的变化的结果。这一中等阶级的各个组成成分确实是古老的，一般说来正如城市生活一样地古老。然而它那高涨及其在整体上成长为巨大的民族主义运动的浪潮，则只是由于19世纪初以来群众人口的迅速增长才成为可能的。其中我们看到了西方普遍的转化过程之最基本的而又最强烈的动力学上的原因。
在这一点上，我们并没有什么是不忠于精神史（Geistes-geschichte）在历史思考中的首要地位的。我们在历史中应该区别开因果关系与价值，在这里则是应该努力充分理解那最原始的和最基本的因果作用，——即新的群众对旧社会的压力，——我们不辞辛苦要理解它，只是因为它归根到底在左右着西方的伟大精神价值的命运。今天，这些价值正受到我们所经历的这场浩劫的后果的致命威胁，所以我们就倍加有理由要认识西方的、而特别是我们自己（德国）民族的文化中一切光荣和神圣的东西在其上生长起来的那种原始的黑暗基础。当我们谈到因果关系对价值的作用的“原因”时，我们所指的并不仅仅是单纯机械的联系，而且还有那些深邃而隐蔽着的有机生命的联系。
我们谈到了19世纪两大浪潮，即社会主义运动和民族主义运动，两者相互的关系。社会主义运动的领袖们所预言的那场迫在眉睫的最后革命、那场巨大的爆炸，并没有很快地出现，因为民族运动先声夺人，并且能够扩大开来。它成长为民族主义，而且在一些强国则成长为帝国主义，并在19世纪末膨胀了起来。人们在忧虑着各国的经济之间为了未来的世代之取得生存空间而进行的竞争。通过建立陆军和海军以及通过海外殖民和商业的扩张来扩充实力，就被提上了日程。Post equitem sedet atra cura{每匹马后面都有着可怕的烦恼}，这是一个极有才华的年轻经济学者保罗·弗格特（Paul Vorgt）在1898年《普鲁士年鉴》（Preussiche Jahrbücher）（第91卷，第275页）上所写的话。他写这话时，首先想着的是出口产业，因为他正满怀不安地在探讨世界市场；他也描绘了英国封锁德国的可能性，就像是三十年战争期间[6]所造成的惨状以及俄国统治我们的时期那样。20世纪开始以来，谁应当拥有太阳光下最大的份额这件事，就趋向于以战争来解决。社会主义运动的领袖们竭力在宣传反对这种趋势，然而他们却无法制止它。当第一次大战爆发时，世界史的日程表上所写着的，并不是社会主义而是帝国主义。
这一结局引来了一场大反动。在俄国和在德国一样，帝国主义企图压倒社会主义的想法，以及利用其百万大军——那是西方人口增殖的典型结果——以实现民族资产阶级的那一目标，都遭遇了挫折。社会主义的浪潮这时再一次澎湃汹涌起来，尤其是在俄国它已经涌现为共产党的布尔什维主义。在德国则与此相反，自1918年以来就当了权的社会主义[7]采取了更加小资产阶级的方向，因此也就更加强调其纲领中的民主部分而放弃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全部帝国主义的目标。在西欧和北美的一些战胜国里，它们获得战争的胜利之后，却在帝国主义的思想和社会主义的思想二者间并没有作出任何明确的决定。但大体上，此前的大资产阶级保住了他们的地位。
然而西方的这两大浪潮终究能不能够始终彼此隔离呢？是不是它们之间只有斗争和对立呢？它们两者之间是不是也能达成某种内在的融合呢？这一点，当它被尝试过而又失败了的时候，就会对它本国以及对全世界都带来巨大的灾难，——正如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所发生的那样。可是，人们却必须承认，这两股浪潮，民族运动正如社会主义运动一样，每一方都能够为它自己提出深刻的历史权利。它们丝毫不像布克哈特的思想所提示的那样，仅仅是人类贪婪的这种或那种形式的产物而已；它们乃是一种本能的探索性的努力，想要解决世界历史上闻所未闻的人口增长在各个国家里所呈现的全人类问题。我们承认，例如甚至于在帝国主义这个世界和平的破坏者那里，也有着一种可以用来辩解的内核，即它担忧着自己人民经济生存的可能性。而且在社会主义那里也有一种非常类似的担忧，只不过社会主义在寻找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来解决它而已。一种浪潮的权利是否能够以及如何才能够与另一种浪潮的权利相融合，对这个问题，我们留待以后再作答案；目前让我们先检阅一下要融合这两股浪潮实际上所已经做出了的努力。我们这里只限于谈在意大利和在德国所已经做过的实验。与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浪潮的融合问题相联系在一起的，便是这一思想：要通过一种极权主义的、集中的、不受任何一种国会性质约束的对国家、民族和个人的控制而赋予这种融合以顽强性和坚固性。此前在西方一直受到虔诚尊敬的整个理想世界，就这样陷入了黑暗，——那种理想不仅是自由主义和人道主义在追求个人的幸福和自由的理想，而且就其针对个人灵魂的福祉而言，也是古老的基督教的理想。基督教通过它对于个人灵魂的关怀，确实也就是人道主义的自由主义的母体，人们可以把人道主义的自由主义理解为就是世俗化了的基督教。
但在意大利和德国的这种新极权主义的体制中，成为核心的那种独立个体并不是个人的心灵，而是把个人的心灵牢牢凝聚在一起的那个整体。个人的心灵在这个整体之中丧失了它的内在价值。这场可怖的变革、这场对此前一切文化价值的无可衡量的损失，是只有当那种新的生活方式能够创造出更新的意想不到的文化价值来的时候，才会是可以忍受的。然则，这个整体在它吸吮了心灵的生气和力量时，是不是就获得了它所要获得的一切呢？
这里就我们的目的而言，对意大利只消几句话就够了。***主义的紧身衣是完全不适合于意大利的民族性的。富于创造能力并对文化有着不朽贡献的意大利民族从来都不是一个军人的民族，他们并不适合于墨索里尼[8]为了把意大利升格为一个世界强国而强加给他们的任务。***主义中真正投合了意大利人的，只不过是他那修辞性的东西和他那以光荣伟大的空中楼阁而自我陶醉的本领。墨索里尼就是靠了懂得让他的宝剑铿锵作响而又不必在一场全面大规模的战斗里当真拔出剑来，才维持了20年并造成一副意大利登上了大国地位的假象。1940年，在我们（德国）对法国取得了意想不到的大胜利[9]之后，他就成了希特勒的帮凶[10]，——也许是不得不如此，以免丧失其威信和权威，——这就导致他走上了终于灭亡的道路。如果没有希特勒，如果他能继续他以往运用的策略，也许他还能维持一个长时期。
自从1940年以后，墨索里尼的事业就更受到另一个基本弱点的挫伤，——意大利在原料和粮食两方面都没有准备得足以成为一个头等强国而与世界列强进行角逐。即使是德国也不行，尽管她在这方面要比意大利多少好一些。经验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而且任何一个严谨的观察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也都会这样说。对我们（德国）来说，想要成为一个世界强国，乃是一种冒险。然而这桩事情的充分冒险性，却只是在希特勒和他的党所挑起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才逐渐清楚的。这桩事情在德国民族的历史中又有着什么样的根源呢？以下各章就试图对它给出一个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