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最好是从这一事实着手，即19世纪的民族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这两大浪潮在德国有着一种全然特殊的性质，并且它们二者在互相作用着。它们或许比在其他国家中更加尖锐地相互交织着而又相互斗争着，并由此而发展出一种战斗性的特点；当它们融合在一起的历史时刻到来时，这些战斗性的特点就决定了这里最终所追求的融合方式的命运。这一普遍的公式现在就将通过对具体事件的论述来确定。
在德国，民族的浪潮来得要比社会主义的浪潮更早得多，大约要早上半个世纪。从而可以说，新的资产者的中等阶级在德国登上舞台也比新的无产阶级群众要早得多。无产阶级成长的基本原因，即经济—技术的变革，在德国也比在西欧来得更迟。反之，资产者中等阶级强大得更早而且达到了高度的精神繁荣这一事实，则确实也是由于在18世纪其地位已经开始增强才得以促成的。
关于完整意义上的民族运动，即它所指的不仅仅是个人的和小团体的、而更加是全体人民各个阶层的民族感情，可以说最初是在外国统治和解放战争[12]之后才开始的。随着它，便开始了德国人民在性格方面的某些确切的变化；我们必须认识这一点，才好在某种程度上理解我们（德国）的命运。在1815年及以后，洪堡[13]就以他突出的敏感指出了一种变化；从他的观点看来那似乎意味着有得有失，而且或许是得不偿失。他注视着那些为爱国心所鼓舞的战士，并且认为在他们身上已经显现了一种新的更伟大而更高贵的品质，那要比他自己的或歌德的那一代人与现实联系得更紧密，而他自己的或歌德的那一代人却能够过着一种超现实的生活。
这种强烈地屈从于现实，每十年十年地在大步地前进着；而对于超现实的、更高一层的永恒的生活的关怀却隐退了。歌德有一次向蔡尔特[14]谈到，今天人们要的只是财富和速度。蒸汽机和铁路的新魔术，创造了新的对煤和铁的宗教崇拜。新的现实主义也占领了精神生活，于是就结束了目标纯粹在于人自己个性的提高和精神化的那种生活方式，并把注意力更加放在人们集体的共同生活上，放在社会的构成和整个的国家上。此外，还有众所周知的内部政治的驱动力：强烈反对警察国家和渴望一部宪法，以便有助于中等阶级当权。这样就准备好了1848年的革命，那次革命不仅是要求更大的自由的呼声，而是正像达尔曼[15]有一次所说的，有更大部分是国家要求权力的呼声。然而近代德国的强人，像是我们今天终于满怀恐怖的心情所体会到的那种强人，这时候却还远远没有成熟。德国人从歌德时代到俾斯麦时代和从俾斯麦时代到希特勒时代，其间我们或许都能感到数量日益增大、要求日益增多的人民大众的压力的声音。像是黑格尔所说过的，群众在前进，而且他们数量上的增长就转化为质量上的差异。
在群众的压力以及随之而来的日益庸俗化和衰颓化的面前，既要保卫住歌德时代的神圣遗产——那对德国来说全然是一场奇迹，——同时又要有力地支持在新的群众的愿望之中的一切看来是有生命力和有成果的东西；这就是一般说来自19世纪中叶以后德国文化的大目标，是精神与权力的综合、国家建设与精神建设的综合，从而也是文化、国家与民族的综合、世界公民国度（Weltbürgertum）与民族国家的综合，——然而这一切已经是微微偏向于新的权力和民族的思想了；——这就是现在我们称之为“古典自由主义”的德国精神界的领袖们的心愿，他们从50年代末就以《普鲁士年鉴》为他们的喉舌。特赖奇克[16]或许是他们最伟大的、至少也是他们最有影响的代表人物。这里出现了一大群值得注意的人物，出现了一个惊人之丰富的世界，如果我考虑到他们的生活和他们作品的更为深刻的内容的话。它和歌德时代相比较，确实只不过是一个白银时代之于一个黄金时代，因为它多少已经染上了没落的色彩；但是和今天的文化水平比较起来，却又远胜一筹。既承认强而有力的对立而同时又让它们相互能产生果实，这种尝试乃是德国所特有的一种现象，无论在俄国还是在法国和英国都没有这种情形，至多是在意大利的复兴运动（Risorgimento）[17]中或许有过类似情形。它既想要凌空翱翔，但又牢固地立足于地上，它要使自由而骄傲的个性权利与国家和民族的集体权力的需要调和一致。但是这一点一般说来是不是可能持久？并且它在德国的具体情况之下是不是有可能？古典自由主义所力求实现的上述两方面的综合，遭受到严重的威胁，随后在几十年的过程中就逐渐遭到破坏而终于消灭了。在这里，第一次的威胁来自它力图直接领导并使之彼此联合的那两个生活圈子，具体地说，也就是普鲁士国家及其君主—军事结构和上层资产阶级，后者有一部分致力于资本主义的发财致富，另有一部分则致力于文化教育。对于这一综合工作之获得成功的另一大威胁则来自前面已经强调过的19世纪的基本事实，即那两股浪潮的互相交织，——以中产阶级为支柱的民族运动和以日益增长的群众为支柱的社会主义运动。
自从腓德烈·威廉第一和腓德烈大王[18]以来，普鲁士国家里就存在着两种心灵，一种长于文化，而另一种则反对文化。腓德烈·威廉第一所创建的普鲁士陆军造就了一种令人瞩目而深入的****，它影响了整个的民间生活。这在所有的邻国都找不到它的类似者。但是，早在孟德斯鸠[19]的游记里，——当时他居住在靠近普鲁士的汉诺威边境，——我们就发现某些有关这方面的不愉快的记载。普鲁士****的兴起问题，这里暂先留在一旁不谈；我们在这里想仅仅探讨它在19世纪对德国整个命运的影响。
只要德国精神和权力的综合看上去是有希望的，就连****我们也会以一种更温和的眼光来看待的；我们强调它所具有的那种毫无疑义的高度道德品质、那种铁的责任感、那种服役时的禁欲主义的严格性，以及一般的品格的纪律化。但这里易于忽视的是，这种纪律化也意味着一种单一化，它缩小了眼光，而且往往导致对上级一切决定不假思索地服从，并造成了许多丰富的生活源泉的枯竭。并且最初，普鲁士****的拥护者们就正好忽视了一个事实，即在表面纪律化的掩盖下可能爆发各种各样并不可爱的冲动和狂激。在****之下，公众生活也可能受到损害，如果在****空气中已经舒舒服服地成了要人的政治家们和将军们，对国家的命运起了作用的话。这一点在解放战争时期，就已表现出来了。那次战争是对精神和国家的综合的第一次大胆的尝试，在许多方面得到了光辉的证实，但却终于被一个头脑狭隘的军人君主和一个同样狭隘而又自私的贵族和官吏阶层致命地搞垮了。1819年以洪堡和博因[20]的去职为其象征的普鲁士改革时代的挫败，可以看作是普鲁士国家那种反文化的心灵对那种长于文化的心灵的一场胜利。这两种心灵之间的这一分裂，一直贯穿着整个19世纪并延续到20世纪；——直到最后，普鲁士****也为自己在这个混合罐里取得了一块广大的地盘，而希特勒也把德国历史发展中一切对他可用的材料和实质都一起纳入其中。关于它对于第三帝国的创立的作用，我们还要更详细地加以研究。
然而，在帝国建立的那个时代，普鲁士****中那些坏的而且对全体的繁荣有危害的方面，却由于它的力量和教养在为民族统一的服务中以及为俾斯麦[21]帝国的建立中的动人表现而被掩蔽了。这就给它身上加上了一道光环，——一个普鲁士的中尉在人间走动着就像一个年轻的神，而一个平民后备役的中尉至少也像半个神。一个人必须升为一名后备军官才能在大资产阶级的世界里，而尤其是在国家的行政部门中，发挥充分的作用。于是****就渗入到了平民的生活里来。于是就出现了一种因袭的普鲁士主义（Borussimus），出现了一种天真的、自我陶醉的普鲁士性格，从而也就随之出现了一种精神视野和政治视野的急遽狭隘化。一切就都被融为一种僵硬的因袭势力。人们在漫长的生活过程中必须是曾在自己的眼前的无数事例中看到过这种典型，必须是亲身感受过它，与它做过斗争，慢慢地把自己解放出来，才能够理解它对于人心的力量——从而终于才能够理解1933年3月21日希特勒和兴登堡[22]站在腓德烈大王墓旁所表演的那幕动人的波茨坦喜剧[23]的效果。因为国家社会主义这时是作为一切伟大和美好的普鲁士传统的承继人和传播者而出场的。
一个像提奥多尔·丰达尼[24]这样的人，他毕生的事业只可能是代表着普鲁士传统中一切伟大的和美好的东西，竟然在他一生的末了，变得十分会批判而又有洞察力；他在1897年所写的一封信里，对他周围的普鲁士世界说了不愉快的话；我们不可因为他的话在各方面都有尖锐的夸张就拒绝他的话。他写道，普鲁士主义（Borussism）乃是历来所未有过的最低下的文化形式。只有清教主义才更坏，因为它彻底是撒谎。另有一次他又写道：“首先应该砸烂的是****。”
这种邪恶的普鲁士主义和****，就像压在俾斯麦的事业上的一桩沉重的抵押品，并变本加厉地由他的混血儿后继者[25]承继了下来。但是，在俾斯麦本人的直接业绩中也有某些东西是介乎健康与不健康之间的边缘上的，并且在后来的发展中是更加朝向不健康的方面在生长着。这一点是那些在俾斯麦的事业庇护之下壮大起来并充分享了他的福的人所不肯轻易认可的。与迄今为止的整个德国过去相对比，我们（德国人）往往是多么感到自由和骄傲，能够生活在强大繁荣并给了我们每个人一份生存空间的这个1871年的帝国里！但是第一次大战的、而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动荡的历程，使得人不可能再对这个问题保持缄默了：那就是是否后来的灾难的种子根本上就植根于此前的历史之中。这是一种放肆无羁的历史思想，是历史上每一种伟大的而且起过有益作用的、但后来又堕落了的历史现象所必须面临的问题。这时人们呼吸着历史悲剧的空气，那是人类的和历史的伟大的空气，但同时也是始终会萦绕着俾斯麦和他的事业的一个难题，——而希特勒的事业则应该看作是世界历史上一种恶魔原则的爆发。
现在我们来考虑1866年和俾斯麦的铁血政策。今天我们是带着更深沉的激情在倾听当时对于行将到来的灾难表示关怀的那些呼声的，——像是雅各布·布克哈特和康斯坦丁·弗兰茨[26]这样重要人物的呼声，——而且我们还可以提名那位古怪的士瓦本人克里斯蒂安·普朗克[27]作为第三位，——俾斯麦的行事在他们看来，动摇了西方国家共同体和文化的某些基础，而且它是一场全面深入的革命，开阔了不断扩大的革命的前景以及一个战争的时代。这就意味着马基雅维里主义[28]对国际交往中的道德和正义原则的胜利，而且听任更美好的精神文化在追逐权势和享受之中沦于毁灭。让我们还是老老实实吧。不管这些埋怨可能是多么地片面，但是其中总还是有着真理的颗粒。同样，也有很多为俾斯麦辩护的言论，它们指出了当时欧洲其他国家中也有各种各样类似的马基雅维里式的做法，并特别指出了这一点，即俾斯麦本人已经认识到权力政策的限度，而且在俾斯麦1891年以后的和平政策中，也为西方各民族共同体效了力。“您知道我不会喜欢俾斯麦”，一位丹麦历史学家的朋友在第三帝国时期曾向我说，“不过现在我必须说：俾斯麦是属于我们的世界的。”
我们必须把俾斯麦评价为一种临界的现象。他在某种程度上仍然保持着权力与文化的综合，就像是{德国}统一运动的精神领袖们所理解的那样。这些领袖们自己以特赖奇克为首，他们起初对俾斯麦在冲突时期[29]的最初步骤采取严厉的抨击态度，但在1866年[30]以后却变成了他的代言人和赞美者。结果就是在权力与文化、精神和国家的综合之中，重点就缓慢地但稳步地越来越转到了权力及其领域这一边来。根据我自己的思想发展，我可以为这一点作证，——直到已经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年代，人文主义的感情的反作用力才又一次在我的身上出现。
人们常常都在反驳说，强权国家的和马基雅维里主义的思想并不限于德国，它或许只是我们{德国人}更经常在宣扬的，但并不是更强有力地在运用着的。这一点确实是不移的定论，——然而恰好是它那种公开性和赤裸性、它那种原则上的尖锐性和自觉性、它那种不顾后果的乐趣以及它那种把主要的是实践的东西提高为某种世界观的倾向，才是真正德国的东西而且对未来也是危险的东西，如果这些最初只是在理论上所表达的思想一旦转化为当权者手中的武器的话。德国的强权国家的思想，其历史始于黑格尔，却在希特勒的身上体现了它的最恶劣的和最致命的应用高峰。
这就是我们在这里企图只是以初步的轮廓来探讨和摸索着要了解的那场德国人民的堕落的历史。
但是要勾画出的有关（第二）帝国建立最初十年[31]德国精神文化情况的一幅正确画面，以及其中所潜伏的好的和坏的发展的萌芽，又是何等的困难！就今天所常用的、并且往往只不过是跟着尼采在学舌的判断来看，它就是浅薄的自由主义而且是无所作为。我们所谈过的那种古典自由主义的白银时代，仍然在持续着而且仍然在艺术和科学方面产生了许多辉煌灿烂的东西，但同时，一般水平和日常趣味则确实是很低。然而这时候却从没有人会想到，在有教养的德国居然可能出现一种像国家社会主义那样的现象，——人们所恐惧的对我们未来文化的真正威胁，只能是来自未受过教育的、社会民主党的无产阶级的德国。我们，特别是我们青年{德国}人，在拥有我们的高度民族的和教育的遗产方面，感到格外地安全，简直是太安全了。但是就在这样明朗的天空中，这里或那里，乌云已经开始聚集了。
自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以来的反犹运动，就带来了气候变化的最初闪光。那些正在无忧无虑地一心想要享受正在向他们微笑着的那种良机的犹太人，自从他们得到充分解放以来，就已引起了各式各样的震动。他们对自从19世纪末叶以来所出现的自由主义思想界的逐步贬值并为人所摒弃，是有着很大的贡献的。事实是，他们在这种消极的和瓦解性的作用而外，也确曾对德国的精神和经济生活提供了许多积极的东西，但是这一事实却被这时正在与犹太人品质的危害性进行斗争的那些群众所忘记了。从这种反犹的意识之中，很可能轻而易举地发展出来一种普遍的反自由主义和反人文主义的意识。这也是走向国家社会主义的第一步。在80年代，一个最粗俗的、只是半受教育的人，反犹主义的院长阿尔瓦特（Ahlwardt）已经拥有群众了；人们从这里面可以看出后来的希特勒成功的一场小小的序幕。但是如果那时候有人就向我们预言那场成功的话，我们是会发笑的。我们{德国人}在我们巩固建立起来的法治国家里、在我们的足堪告慰的民事秩序中、在我们的——一直光辉灿烂的、尽管是正在褪色的——个人自由、自决和人的尊严的自由主义理想中，感到自己是太安全可靠了。
整个资产阶级世界，无论是反犹的还是亲犹的，都同时始终是受到那贯穿19世纪的两股浪潮之一，即民族运动的影响的。但是这股浪潮，像已经说过的那样，是同时交织着那第二股巨大的浪潮的，即由工业无产者群众所产生的社会主义运动。我们这里只限于试图回答这个问题：即这一运动通过它本身的内在倾向，以及通过它与资产阶级世界的共同作用，对于国家社会主义的兴起究竟都曾意味着些什么？
他们所争取的未来的社会主义国家，是只能作为一个高度极权的和作为一个直到把日常生活都彻底组织起来的国家，才可以得到实现的。它最初始终是一种对未来的梦想，而且人民群众的思想里肯定是充满着日常生活的需要、操劳和欲望更有甚于社会主义的。然而我们可以这样设想，它从根本上有助于使人民群众集体化，并且从内心深处来改造他们的权利感；也就是说，每个个人的权利都要黯然失色，而凌驾于个人之上的整体的权力却不断得到加强。“感化所国家”一词，已经被人用来谴责社会主义者说，那就是他们所要建立的东西。而那些感到自己受了被认为是传统社会里的反动派所剥削的人，他们的愤怒和仇恨就直接摧毁了一般对于传统历史权威的感情；他们燃烧着革命的、不顾一切的热情，正在践踏着他们的对手及其权利和财产。于是就普遍地发展起来了一种革命的精神，后来国家社会主义就得以继承它的遗产。令人震惊的而且成为德国发展的特点的事情则是，这种革命精神能够改变它的承担者，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从迄今为止在承担着革命的那个工业无产阶级身上以某种方式一跃而转到另一个、其中有一部分还是刚刚兴起的社会阶级的身上。这个进程以后将要讲到。
但在社会民主的思想范围以内，除了长期占优势的以革命（Revolution）解决未来问题的方案而外，也还有另一种以演进（Evolution）来解决的方案，它期望着依靠一种缓慢的、逐步的改良和改造社会的情况，并依靠工人反对资本主义世界的斗争中最初是很小的、但却是累积起来的各种成果。彻底重新安排社会世界这一目标并没有放弃，但却留给了遥远的未来。
这样一种修正主义的观念，确实是只有在19至20世纪之交的事实发展对他们有了好处之后，才能凌驾于正统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之上而起更大的影响。德国工人阶级并不像革命理论所声称的那样日愈贫困化，他们的生活地位有了显著的改善。并不是所有与资本主义利害攸关的其他阶级的反动群众一致起来与他们为敌；反而是这些反动群众卷入发展的洪流中而自行解体了：其中一部分已经准备去迎接工人，而另一部分则确实是下定决心以坚决的反动力来与任何有威胁性的革命进行斗争。于是一个阵营里的演进派就在另一个阵营里的演进派那里找到了对自己的辩护和支持，而粗暴的革命派则在粗暴的反动派那里找到了自己的共鸣和某种程度上对自己的历史性的补充。这就是资产阶级民族运动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运动两大浪潮相互作用的共同进程。而且它就是这样相互分裂地在前进着。让我们现在分别地讲清楚这一点。
这一过程的演进方面是以两个基本事实为基础的，一个是纯经济的，另一个则是由政治的、社会的和精神的契机共同在起作用的。纯经济的事实是自从19世纪90年代以来巨大的经济高涨，它给资产阶级带来了享乐和财富，也给雇佣工人带来了逐渐在改善的雇佣劳动的机会和生活水平的慢慢提高。甚至在这种高涨之前，社会改良的思想就已经在国家之中和资产阶级之中非常之活跃了，并在80年代俾斯麦时代后期的社会保险立法中得到了实现。在资产阶级中间主流则是从各个方面把这种社会改革的思想推行得更远，使之不断地起更大的作用。在90年代里，对此最为激进的是腓德烈·瑙曼[32]和他所领导的******运动，并以《协助》（Hilfe）为他们的机关刊物。
现在就让我们来看这一运动的更深一层的历史意义。它提出的未来设想是要使19世纪民族—资产阶级运动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运动这两大潮流汇成一种强有力的联合，这样一种联合，正如我们在一开头已经说过的那样，是高度值得愿望的，甚而在本质上是整个国家生存所必需的。因为在两种浪潮的每一种之中都有着某种深刻合理的动力、某种可望富有历史性成果的东西在发挥着作用。它们永远在互相交织而又互相干扰，——但这一点不会是它们在历史上的最后结论。然而在这两种浪潮的每一种之中，也同时存在着一种过度增长的倾向、一种危险的片面化的倾向。如果这种联合要获得成功，那就必须是这两种运动的每一方都要保持适度；它们在某种程度上必须要在这样的一点上彼此联合一致，从而使每一方的有害因素都不至于占上风。
这就是瑙曼的努力，它曾经那样地鼓舞了德国资产阶级和有理想主义倾向的青年；但如所周知，它并没有成功地使这两股浪潮达成联合，——那就是说，使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在有关公共生活的重大基本问题上达到和谐一致。假定瑙曼成功了的话，也许很可能永远都不会出现一场希特勒运动。
从纯粹的思想史和精神史来观察，瑙曼的******乃是一次了不起的尝试，它要把德国人民最精神的以及最物质的和现实的因素结合为一个内容极其丰富的综合体。基督教和德国唯心主义[33]、古典的人道理想和近代的社会经验主义、民主和帝国、近代的艺术需求、人民的武装力量和经济的扩张；——所有这些观念，现在都像善良的天使一样出现在新德国的摇篮的旁边，给它献上一份生日的礼品。甚至于从马克思主义那位可怕的天使那里，也有它所提出的某些真理是要加以接受的。古典自由主义这一综合在这里是生气勃勃的，但却朝着现实的而又世俗的方面进一步地发展了。于是人民群众的具体需要以及文化人的更高雅的需要就都得到了满足；而且即使是人民群众也被承认有一种对文化的要求而且也要尽可能予以满足。
这是德国历史上最崇高的梦想之一，但是它作为一个整体却在时间上部分地来得太早而部分地又来得太晚了，以致不可能得到实现。可是，它所已经实现了的那一小点儿，我们却不可不恰当地加以低估。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我们就可以认识到，这场瑙曼运动，即使在它作为独立的政党活动已告失败之后，还是有助于在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并促进了他们互相了解的可能性，而且还鼓舞了并在精神上丰富了社会民主党内的修正主义运动。而且在1914年8月的日子里[34]，在民族情绪的高涨和兄弟情谊之中，就深深植有某种瑙曼式的精神气质和悲怆情操。
为了充分弄清楚这种联系，我们现在必须暂时多少超出本章的范围之外。无论人们可以怎样评价瑙曼对于这一发展的影响的大小，但事实却是：全部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亦即大多数社会民主党的工人阶级，以后所遵循的道路恰恰是符合瑙曼的心愿和希望的。从第一次大战，工人阶级就不再站在与资产阶级世界处于你死我活的敌对状态了。他们是准备着与它合作的，也许没有一个公正的思想家是能够否认他们爱国的民族感情的。他们正在成熟得可以解决历史提出的这一伟大任务，即把时代的两大浪潮，民族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相互结合在一起。他们从此就长入到小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和作风里面去。在他们最优秀的分子中间，也有着一种精神上的需要，要求成为德国文化宝库中的分享者。在广大的人民群众中间流行着一种注重实际的、温和的唯物主义，——而同时工人运动曾长期处于其魅力之下的那种理论的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却慢慢地褪色了。在工人阶级的少数人中间，可以肯定，马克思主义的教诫确实始终是保持着原封未动，正如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发展所表明的那样，——以及那种要砸烂现存的资本主义社会的革命意志。至于得到布尔什维克的俄国支持的德国共产党人的这种革命意志，究竟会不会有朝一日得到贯彻，这就要取决于整个世界政治的局势了。
然而世界政治的局势，却决不是全然取决于与我们无关而又在作弄着我们的那些力量的。那些力量的形成总是有赖于自己民族的意愿和能力。而我们{德国}在世界政治上的挫败和浩劫的原因这一问题，现在就势必要把我们引到另一个问题：即领导着我们并影响着德国的世界政策的那个阶级，以及他们的精神结构和心理状态，都代表着什么意愿和能力呢？对这一点的检验将不会得出任何有利的结论来，像是我们对于工人阶级至少是作为一个整体所能得到的那种。德国资产阶级为准备这场浩劫、而特别是为国家社会主义的崛起所做的一切，其共同的责任和罪行都是非同小可的。
我们已经讨论过了德国资产阶级这种险恶发展的开端，并且已经指出古典自由主义的综合体如何转到不利于它的文化组成部分的方面来；也就是，民族的自我主义和权力国家的观念怎样地愈来愈压抑了世界公民—人道主义的成分。甚至于一个像特赖奇克[35]那样的人，在他生命的晚年也体验到这是一种严重的损失；正如他在他的政论讲演中的一次虔诚的发言里所曾表示的。无论谁在今天再阅读当年的《普鲁士年鉴》，都可以明确地追溯这一进程。它的编辑德尔布鲁克[36]是最早认识到这一点并且最尖锐地看到了由此而产生的对德国未来的危害的那些人之一。他在1895年（卷95，391页）写道：
我们祖先的崇高理想是，这个德国民族国家的兴起应该是不使德国人陷入到仇恨性和排他性里面去，那种情形在其他国家我们就谥之为沙文主义、侵略主义、莫斯科主义。一个巩固的国家权威，应该是和个性的自由开展结合在一起的，这一点对德国比对任何其他民族都更为不可缺少，因为在这样一点上没有一个民族是像我们{德国人}那样得天独厚，而对这种理想我们却有遗忘的危险。精神高尚的人正怀着恐怖的心情开始看待今天民族感情在运动着的种种形式，以及正在大胆尝试要接管民族问题的领导权的那类人们。国家当局表现为管得太宽和警察式地随心所欲。有产者的自然而然的管理权，堕落成为了阶级统治，而这一切邪恶的势力就汇合起来禁锢了德意志民族的自由精神，——而他们却是注定了要有这种精神的。这一切都还只是开始，但是这个开始却已经存在了。我们应该注意，及时加以制止。
德尔布鲁克的这番话以锐利的眼光总结了他的观察，这是他在那些年代对于拥有财富的资产阶级的某些阶层以及在政界仍然强大的贵族们所必然会做出的观察。在内外政治斗争舞台上的各个地方，都有着各种不同的对立集团；他们那种同样的或沆瀣一气的桀骜不驯的精神，有把国家和人民的一切全部加以倾覆的危险，——正如它后来就以更强烈的风暴形式表现在国家社会主义的各种不同的泉源之中那样。从歌德时代所生长起来的那种自由的人道主义文化，遭到了民族思想的狭隘化和僵硬化的威胁。
德国世界政治的战略部署也受到这种僵硬化的威胁，而世界政治的战略部署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正走入它的决定性阶段。我们在一开头就已经指出世界政治的领域对德国是多么炽热而又危险，而为了保持住她未来生死攸关的经济利益，她又必须踏入这个领域。我们听到过弗格特有关英国的长期封锁对德国整个未来的作用的警告。在这种微妙的局势中，只可能有一种非常慎思熟虑的、非常有远见的而又稳健的世界政策。最初人们还只是处于这一危机的开始，但是泛德意志运动[37]以其过多的征服目标，却成为极其危险的事，尽管还不是在当前；因为它在外国人的眼里可能使我们受到损害，也可能逐渐腐蚀我们自己的资产阶级的心理状态。德尔布鲁克此后不疲倦地在向它们进行斗争，——但是成就却很有限。
在国内，人们遇到了更僵硬的统治态度，反对企图以自由的和人道的精神来改善雇工、雇主和国家机构之间——以及东部的波兰人、北部什莱士维格的丹麦人和国家之间——所存在的强制关系的任何动议和可能性。在波森和西普鲁士的哈卡派（Hakatisten）、大企业的阴谋家，还有政府各部和各地方政府中的容克[38]官僚们，他们都是这个国内政治体系的具体代表人，而泛德意志运动则是它在外交方面的补充。
无论人们怎样强调当时非社会性的主人精神（Herrengeist）与后来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的主人精神之间的差别，——从整体联系来看，它仍然就是国家社会主义的前奏。
然而同时，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自然还存在着许多古老的、美好的资产阶级文化；尽管生活的浅薄性已在慢慢增长着，但它不言而喻地仍能对政治的愿望有一种道德的约束。这时从精神上受到触动的资产阶级青年之中就产生了瑙曼的******运动，它的确是力图成为那些阴谋家、哈卡派和泛德意志派那种具有威胁性的未来联盟所要求的东西的对立面。资产阶级阵营中的这两股洪流，在世界政治的领域很快地就汇合起来，迫不及待地要求参与瓜分世界的斗争并确保德国未来的生存空间。在要求兴建海军舰队的运动中，他们也都纠聚在一起，——至于其规模的大小则他们确实是并没有明确的概念。在严重的关头，这种共同一致性是非常之靠不住的，正如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所表现出来的那样。在根本上，德国资产阶级中精神恶劣的人和精神美好的人这时候已经完全分道扬镳了。
这种坏东西并不仅仅是渗透到德国里面来而已。我们今天必须重复说：西方民族的整个帝国主义运动就为西方这场行将到来的政治上的以及文化上的灾难创造了条件。无论我们同时怎样在承认帝国主义的不可避免性以及它对本国人民经济前途的关怀；但是每一种这类的必要性之中无不掩盖着一些新的灾难的萌芽，而这种灾难的大小则根本上取决于人民中领导阶层精神—道德结构的慎思明辨的程度。没有别的民族比德国人在他们处于紧迫的危险境地而又倾向于夸大他们一度已经接受了的观念时，更有理由要诉诸慎思明辨和节制了。我们在这里可以引用一位可敬的哲学家保尔逊[39]在1912年说的话；这段话也是引自《普鲁士年鉴》（卷110，173页），它表明了这位富有人道思想的爱国者的日益增长的焦虑：
一种过分激情的民族主义已经成了对欧洲一切民族的十分严重的危险；他们正因此而面临着丧失人类价值感的危险。民族主义被推到顶峰，就正像宗派主义一样也会消灭道德的、甚至于逻辑的意识。公正和不公、善和恶、真和假，都失掉了它们的意义；当别人这样做的时候，被人们称之为羞耻的和没有人性的事情，他们却转瞬之间就推荐给自己的人民去向外国那样做。
这里，我们就有了希特勒国家社会主义的伦理学了。
然而这里还只不过是德国资产阶级堕落过程的最初阶段。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的那20年，是强大的对立者互相角逐而未来的可能性尚在未定之天的时代。从同一个资产阶级中既出现了德意志主义的日益僵硬的民族主义，也出现了瑙曼的******运动。而且不管看来对财富和权力的追逐在资产阶级当权的阶层里是怎样无条件地在进行着；可是同时就在这20年里也充满着一种新的、强烈的理想主义的努力，它又与歌德时代重新挂上钩，并且绝不仅仅是模仿性的，也还是进一步地创造性的。一种全然特殊的近代精神兴起了，尤其是在艺术和诗歌方面。我们可以把真理、诚挚和内向性看作是这一倾向的导航星，它们常常带着一种激进的意志要粉碎途中的一切由过去世界所形成的束缚，同时它确实又和那正成为不道德的民族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上面已经知道了这种不道德的民族主义就是希特勒主义的直接序曲。可是在尼采的思想世界——它这时对一切渴望着的不安的精神开始产生强大的作用，——包含了几乎是这个时期所充斥着一切崇高的和卑鄙的愿望以及自我渴慕之情；这是它的本质和它的作用相分裂的一种恶魔式的现象。这种现象在主流上是非常有害的。尼采的那种破坏旧的道德纲目的超人乃是一个错误的指标，在照亮着可惜是颇为不小的一部分德国青年正在不安地走向歧途，走向一个必须加以征服的而又完全黑暗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