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日早晨七点，电话响了。
我从黑沉的睡海海底向上浮，慢慢悠悠。杰伊·茜给我发来的电报已经贴在镜子上，她通知我今天不用去上班，要我好好休息一天，彻底恢复利索。还说知道了蟹肉变质的事，很难过。所以，真想不出来还有谁会给我打电话。
我伸长胳膊，把电话扯到枕头上来，锁骨上搁着话筒，肩膀上放着听筒。
“喂？”
一个男人的声音说：“请问是埃丝特·格林伍德小姐吗？”我似乎听出了些微的外国口音。
“正是。”我说。
“我叫康斯坦丁……”
没听出他的姓到底是什么，只觉得里头有好多S和K。我并不认识叫康斯坦丁的人，可也不好意思说破。
这时，我才想起威拉德太太和她那位同声传译。
“当然，当然！”我喊出声来，唰地坐起身，双手紧抓话筒。
可真没想到，威拉德太太会介绍一个叫康斯坦丁的男人给我认识。
我总想结识名字有趣的男人。我认识一个叫苏格拉底[8]的，他个头很高，面相丑陋，学究气十足，父亲是好莱坞一个大有来头的希腊制片人，可他信奉天主教，这样一来，他也好，我也好，都觉得没戏。除了苏格拉底，我还认识一个叫阿提拉[9]的白俄罗斯人，他在波士顿商学院读书。
我渐渐听出，康斯坦丁是想约我出去，今天晚一点时候见面。
“你想不想下午来参观联合国总部？”
“已经去过了。”我神经兮兮，嘻嘻傻笑。
他似乎不知如何应对。
“我从窗户里就能看到联合国的大楼。”我寻思着自己说英语是不是语速太快了些。
电话那头沉默片刻。
然后他说：“也许你愿意等会儿去吃点什么？”
我在词语之间听出威拉德太太的语气，顿时丧气。威拉德太太总会请别人“去吃点什么”。我想起来了，这个男人刚到美国的时候，曾去威拉德太太家做客——威拉德太太参加了这么个项目——你邀请外国人到家中做客，那么你去国外时，他们也会在家中招待你。
明白了，威拉德太太拿她在俄罗斯的主人家换了我在纽约的一顿饭。
“嗯，我是想吃点什么。”我拘谨地回答，“你几点过来？”
“大概下午两点，我在车里给你打电话。你是在亚马孙酒店吧？”
“对。”
“啊，我知道这地方。”
刹那间，我觉得他的语气别有深意，想了想，很可能亚马孙酒店里有些姑娘在联合国当秘书，也许他曾约请其中一位出去过。我等他先挂了电话才放下听筒，又深深陷入枕头，情绪低落。
随即又强打精神，做着美梦，想象这个男人对我一见钟情，堕入爱河，尽管我们见面的理由那么无聊乏味，义务性地参观一番联合国总部，然后再吃个三明治！
我想尽办法给自己打气。
威拉德太太的这个同声翻译十有八九又矮又丑，而我最后肯定会瞧不起他，正如我鄙视巴迪·威拉德一样。
这念头倒让我几分窃喜。我的确鄙视巴迪·威拉德，尽管所有人都仍旧以为我会嫁给他，只等他从肺结核疗养院里出来。但我心里清楚，即使满世界就剩下他这么一个男人，我也绝不会嫁给他。
巴迪·威拉德是个假模假式的伪君子。
自然，我起初根本不知他底细。我从前以为，认识的男孩当中他无人可比。遥遥暗恋他足足五年，他都没正眼瞧过我。后来一段日子十分美好，我依然暗恋他，而他也终于注意到我。再后来，他对我越发青睐，而我却不经意之间，发现他是个可怕的伪君子。而如今，他希望我嫁给他，而我对他厌恶无比。
最糟糕的是，我又不能直白说出我对他的看法，因为在我开口前，他得了肺结核。眼下我只能迎合他，等他身体养好了再跟他摊牌，不加遮掩，讲个清楚。
我不打算下楼去咖啡厅吃早餐了。要去的话就得起身穿衣，而我反正打算一上午窝在床上不起来，穿衣服岂不多此一举？我猜也可以打电话到楼下，请人给我送上早餐，但那样做的话，我得打发人家小费，而我从来拿不准该给多少钱。在纽约，付小费这件事，我可经历过数次难堪。
刚到亚马孙酒店时，一个穿着酒店小工制服、貌如侏儒的秃顶男人帮我把箱子拎到了电梯里，还给我打开了房门。我当然立马冲到窗边，眺望窗外的风景。过了一会儿，我才发觉那小工还站在洗脸盆旁边，边旋开冷热水龙头边介绍：“这边是热水，那边是冷水。”又打开收音机，逐个报上纽约电台的名字。我很不自在，便抱定心思绝不转身，背对着他，斩钉截铁地说：“谢谢你帮我提箱子。”
“谢谢、谢谢、谢谢。哼！”他语气尖酸，含沙射影，我还未及转身，弄清他为何生气，他已冲出门，“砰”的一声，粗鲁地摔上门。
后来，我跟多琳聊起这人的奇怪举止，她告诉我：“你这小傻瓜，人家这是找你要小费呢。”
我问多琳该给多少，她说最少得二十五美分，要是箱子特别沉，就该给三十五美分。我满可以自己把箱子提到房间里去，看到酒店小工那么热情，我才让他拿的。我一直以为，付过了酒店的房费，这种服务就无须另外付钱了。
把钱递给别人，请人做自己能做的事，我总感到浑身不舒服，难堪又紧张。
多琳告诉我，小费应该是总金额的百分之十。可我身上总找不出合适的零钱——先给人家半美元，再说“其中十五美分是给你的小费，剩下的三十五美分请你找零给我”？那也太难为情啦。
第一次在纽约打车时，我给了司机十美分做小费。车费是一美元，我以为十美分刚刚好，心里美滋滋的，微笑着递硬币给司机。司机呢，只把硬币托在手心里，死死地、死死地盯着。我下了车，直担心自己会不会搞错，把加拿大硬币给了人家。这时，司机嚷嚷起来：“小姐，你也要活命，我也要活命，大家都要活命哪！”嗓门那么大，吓得我狂奔而去。幸亏当时是红灯，不然他说不定会开着车一路追我，叫嚷着让我丢脸。
我问多琳这是怎么回事，她说，要么纽约的小费从百分之十涨到了十五。要么呢，那司机就是个不折不扣的混球。
我伸手去够《淑女时光》送的那本书。
刚打开书页，一张卡片掉了出来。正面是一只穿着印花短上衣的贵宾犬，端坐在狗篮里，一脸伤心。反面，这只狗安然在篮子里熟睡，头顶上花纹围绕的空白处印着：“多多休养就能恢复利索。”卡片底部，有人用薰衣草紫色的墨水写着：“《淑女时光》全体同仁祝您早日康复！”
我信手翻书，一篇又一篇，找到一篇写无花果树的故事。
话说有个犹太男人，他的房子和修道院之间的草地上长着一棵无花果树。这犹太男人和一位深色皮肤的美貌修女，去摘成熟的果子时常常邂逅，然而一天，他们在树梢的鸟窝里发现，一颗蛋孵出了小鸟，小鸟的喙一点一点，啄破蛋壳，而两人的手背碰到了一起。后来，那位修女再也没来和犹太男人同摘无花果，前来摘果的换为一名信天主教的厨房女佣，此女一张刻薄脸，每次摘完果子，都要数数那犹太男人摘了多少，绝不让他摘得比自己多，犹太男人气坏了。
这个故事颇得我心——无花果树冬日被大雪压顶，春日则挂满绿色果实，我特别喜欢这些描写。很遗憾小说已经到了最后一页，我简直舍不得读完哪。多想爬进那黑色的字里行间，钻栅栏一般，去到那棵美丽的无花果树下，悄然入梦。
巴迪·威拉德和我，很像小说里的犹太男人和修女。当然，我们既不是犹太人也不是天主教徒，而是上帝一体论者。我们在一棵虚构的无花果树下相见，目睹的情景不是小鸟破壳，而是婴儿从女人身体里出来，然后发生了可怕的事，我们便分道扬镳了。
躺在酒店白色的床上，我孤独而虚弱，觉得自己仿佛置身于纽约上州，阿迪朗达克山中的那家疗养院里，感觉真是糟透了。巴迪给我写了好些信，老提起自己正在读一个医生兼诗人的诗作，还说发现一位著名的俄罗斯亡故短篇小说家，生前也是位医生，所以没准儿医生和作家合得来。
巴迪·威拉德和我相处的这两年中，他一直唱的可不是这个调。我还记得，一天他朝我一笑，说：“埃丝特，你知道诗是什么吗？”
“不知道。你说呢？”我回答。
“是一片尘土。”言毕，他满脸扬扬自得。我注视着他金色的头发、蓝色的眼睛和白色的牙齿——他的牙很长，甚是健康——我说：“也许是吧。”
整整一年之后，置身纽约城中，我才想到，该怎么回应他那句话。
我常常在脑海中与巴迪·威拉德对话。他比我大几岁，很有科学头脑，因此总能拿出证据，证明这个，证明那个。跟他在一起，我得费好大劲，才不至于窒息而死。
那些虚构的对话，一般开头都借用了我和巴迪的真实场景，不过结尾时，我不会乖乖坐着点头赞同，而是厉声对他反驳。
现在仰面躺着的我，想象着巴迪对我说：“埃丝特，你知道诗是什么吗？”
“不知道。你说呢？”我会这样说。
“是一片尘土。”
就在他微笑着，开始扬扬自得时，我就回答：“你切开的那些尸体也是尘土。那些你以为你拯救了的病人，也是尘土。他们无非是尘，无非是土。在我看来，一首好诗能活得比一百个人加起来还长呢。”
当然，巴迪听了这话会哑口无言，因为我说的没错。人的身躯不过是尘土，我觉得救治那些尘土一点也不比写诗高尚。人们悲哀时，卧病时，失眠时，会想起那些诗篇，默默地背诵给自己听。
我曾把巴迪·威拉德说的每一句话都奉为至高无上的真理，这正是症结所在。还记得他第一次吻我，是在耶鲁新生舞会之后。
巴迪邀请我去参加舞会，完全出人意料。
圣诞节假日的一天，他从天而降，忽然登门，身穿一件厚厚的白色高领毛衣，帅得不得了，我忍不住直勾勾地望着他。他说：“我哪天可能会去大学看你，好吗？”
我瞠目结舌。之前，我只有在大学放假回到家，周日去教堂时才能见到巴迪，只能远远地倾慕，实在想不出来他着了什么魔，会跑过来看我——从他家出发，足足跑了三公里多，还说跑步是为了参加越野赛的训练。
当然啦，我们俩的妈妈是闺密。她们一起上过学，都嫁了教授，又在同一个镇子住了下来。可巴迪读的是预科学校，要么秋天拿了什么奖学金出远门，要么夏天去蒙大拿州救治疱锈病赚钱，所以尽管我们的妈妈是同学加闺密，一点儿用处也没有。
那次意外拜访之后，巴迪便杳无音信。三月里一个晴朗的周六早晨，我在大学宿舍里看书，复习“隐士彼得[10]”和“穷汉沃尔特[11]”，准备周一的历史考试，这时走廊里电话响了。
照理说，大家应该轮流去接走廊的电话，但我是这层楼上唯一的大一新生，那些高班女生基本都指望我去接电话。我等了一会儿，看会不会有人赶在我前头。后来又想，多半所有人都去打壁球或回家度周末去了，于是出去接了电话。
“你是埃丝特？”楼下负责守门的女孩问。我说是，她说：“有个男的找你。”
一听这话，我大为吃惊。那一年，我相亲好几次，可那些男孩都不曾第二次约我。运气太糟。每个周六晚上，手心冒汗，满怀好奇，下楼去见哪个高班女生介绍的什么姨妈最好朋友的儿子，最后就会见到一个苍白虚浮的家伙，要么长着招风耳，要么生着龅牙齿，要么一副罗圈腿——这种经历我真是烦透了。真不觉得自己活该遭这份罪，我哪方面都不差，只是学习太卖力，从不知疲倦罢了。
我梳梳头，抹上一点口红，拿起历史课本——万一那男的丑八怪，我就说自己正要去图书馆——下了楼，却发现巴迪·威拉德站在我面前！他倚在放信件的桌旁，身穿卡其布的拉链夹克、蓝色棉布休闲裤和磨旧了的灰色跑鞋，咧嘴朝我笑。
“我过来跟你打个招呼。”他说。
这倒怪了，我心想。他从耶鲁一路搭便车过来——这样省钱——只是为了打个招呼。
“你好。”我说，“我们出去吧，坐到外头的门廊里。”
我提出去门廊，因为那个守门的高班女孩爱管闲事，正好奇地上下打量我。明摆着，她觉得巴迪犯了个大错。
我们并肩坐到两把藤编摇椅上。阳光明媚，没有风，甚至有些热了。
“我只能待几分钟。”巴迪说。
“啊，留下吧，留下吃午饭吧。”我说。
“不行。我是过来找琼去参加二年级舞会的。”
晴天霹雳！我真是个大白痴。
“琼怎么样啊？”我冷冰冰地问。
琼·吉林也是我们镇上的，她也去我们教堂，在大学比我高一年级。她是大名鼎鼎的年级长，读物理的，也是大学曲棍球冠军。琥珀色的眼睛总瞪得溜圆，白闪闪的牙齿大得像墓碑，嗓音低沉，跟她在一起，我总是尴尬得不知所措。她的个头大得像匹马，我想巴迪的眼光真差劲。
“哦，琼啊，”他回答，“她大概两个月之前就问我要不要去参加舞会了，她妈妈还问了我妈妈，愿不愿意陪她，我还能怎么办？”
“哼，要是你不愿意陪她去的话，干吗答应呢？”我醋意十足。
“嗨，我还挺喜欢琼的。她并不在意你有没有为她花钱，也喜欢户外活动。上次她来耶鲁开放日的周末，我们骑自行车上了东山，从前还没有哪个女孩可以自己骑上去，不用我推呢。琼人挺不错。”
我嫉妒得浑身发凉。我还从没去过耶鲁呢，我们宿舍高年级的女生周末都想去耶鲁玩。我决定，不能再对巴迪·威拉德心怀希望。不对他人怀有希望，也就永远不会失望。
“那你还是走吧，去找琼好了。”我面不改色地说，“我约的男生随时会到，他可不愿看到我和你坐在一起。”
“你约了人？”巴迪吃惊地问，“是谁？”
“约了两个呢，”我说，“隐士彼得和穷汉沃尔特。”
巴迪一言不发，于是我又说：“这是他们的外号。”
又补了一句：“他们是达特茅斯大学的。”
我猜巴迪没怎么读过历史，因为他的嘴角一僵，猛地从摇椅里站了起来，还毫无道理地用劲一推。然后，他把一个淡蓝色、印有耶鲁校徽的信封扔到我腿上。
“我本想，你要是不在的话，就给你留下这封信。里头有个问题，你写信回答我好了。我现在没心情问。”
巴迪走后，我拆开信封。他邀请我跟他一起参加耶鲁三年级舞会。
我惊讶地欢呼几声，一路跑进宿舍楼，喊着：“我去我去我去！”门廊外的阳光那么耀眼，楼里显得一片昏暗，我什么也看不见。欣喜若狂，我一把抱住那个守门的高班女生。她听说我要去参加耶鲁大学的三年级舞会时，同样惊讶，马上对我敬意有加。
奇怪的是，这件事后，宿舍同仁对我态度大为改变。我楼层的高班生都开始跟我套近乎，偶尔她们也会自己想起去接接电话，再没人在我房门外故意大声刻薄，挖苦我一头扎进书堆里，白浪费了大学好时光。
然而舞会上，巴迪对我的态度只像个朋友，或者表哥。
跳舞时，他跟我的距离似乎整整隔着好几公里，只在演奏《友谊地久天长》这首曲子的时候，他才把下巴搁在我的额头上，仿佛疲劳不堪似的。凌晨三点黝黑的冷风中，我们缓缓地往我留宿的那栋房子走去，足足走了五英里路。花上五十美分，便可在房子客厅里的沙发上睡一晚，尽管沙发太短，睡不舒服，但其他多数有正经床铺的地方，都得两美元一晚。
我感到乏味而失落，幻想纷纷破碎。
我曾想象，巴迪会在那个周末爱上我，这一年往下的周六晚上，都无须再操心该如何消磨。我住的那幢房子就在眼前了，巴迪突然说：“我们去化学实验室吧。”
我震惊：“化学实验室？”
“对。”巴迪拉住我的手，“实验室后头的风景很美。”
不用说，化学实验室后头是有一道勉强称得上小山的斜坡，可以眺望到纽黑文几座房子的灯火。
我装作欣赏风景，而巴迪则忙着在崎岖不平的泥土里站稳脚跟。他吻我的时候，我一直睁着眼睛，想要牢记那些零星的灯光，让自己永远不忘。
巴迪终于往后退了一步。“哇！”他感叹一声。
“哇什么呀？”我诧异地问。这浅浅的吻干涩平淡，毫无火花。我还记得，当时心里直嘀咕，真可惜我们在寒风中走了长长五英里，两人的嘴唇都干得要裂了。
“哇，吻你的感觉真棒。”
我客气地保持缄默。
“你一定跟许多男孩子约会过吧？”巴迪当时说。
“嗯，是的。”我琢磨了一下，那一年的每个周末，我见的男孩都不同。
“哦，我的时间都在学习。”
“我也是啊。”我忙说，“毕竟得保住我的奖学金呀。”
“不过，我想每隔两周，应该能抽出一个周末来见你。”
“那就好。”我都快晕过去了，一心只想赶紧回学校，向所有人宣布。
巴迪在房子的台阶上又吻了我一次，第二年秋天，他拿到了读医学院的奖学金，我便没再去耶鲁，而是去医学院看他。在那里，我终于发现，他这些年来一直在愚弄我，这个伪君子，彻头彻尾。
那一天，我们一起去看婴儿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