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觉得诗歌是一个永恒的失败的事业。你永远无法想象这一辈子的写作，最后能不能让自己满意？我们内心里对于自己的写作肯定有一个非常完美的想象，但是穷极一生也未必能写出来。诗歌是一个要求你的心灵触角无所不在的艺术，但是实际上，我们每个人心灵触角的延伸都是有限的。所以在写作过程当中，你永远充满着挫败感，因为你延伸不了。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写诗又是一个不断收获幸福的过程，你每写出一首诗来，实际上就完成了一个世界，在这个生命里你收获了一首诗；它和你生命里某些潜在的情感是相呼应的，如同潮水一样共同生长。
诗人永远会遇到他的读者，能够期待永恒的读者也永远会遇到他的诗人。
保持内心的鲜活和敏感
我并不认为自己得奖的诗集是一个水平多么高的诗集。我之所以得奖，本质上还是对于《文楼村纪事》这首诗的追认和重新认可。我过去的标签叫“下半身诗人”，现在又多了一个标签，叫“新批判现实主义”，我可以接受各种标签。因为我们很难要求更多的读者，或者更多专家学者能真正完整地进入你的诗歌、诗集，标签就像椅子的扶手一样，有了标签才能扶住，才能对你进行言说。
历史终会给你一个清晰的面貌，在它不清晰之前，或者在别人没有能力把握之前，先给它几个标签，让它浮着也挺好。反正都是我嘛，不管什么标签贴在我身上，我都照单全收了。
我确实在2001年到2004年间写了很多偏身体化的诗歌，并不是大家刻意要忽略其他的诗，而是这些诗的冲击力更强，一定会让人印象深刻。很多诗我到现在也非常喜欢，比如《一把好乳》，它可能是新世纪以来流传最广泛的一首现代诗。我永远不可能把它收进任何一本诗集里，但是我自己非常喜欢这首诗，不管外面的争议有多大，我仍然认为这是一首杰作。
现在微博上只要有人看到大胸的女孩，或者丰满的女孩，马上就会说“一把好乳”，我当然觉得非常高兴。“下半身写作”这个标签贴在我身上，至少让人可以想起《一把好乳》来。从传播学的角度看，标签化我觉得无所谓，只要我没有把自己标签化就行。如果因为外界给我贴了标签，我就永远只写一种风格的诗，那就成雕塑了。我希望自己依然是丰满的、有变化的。
但是写作会随着年龄的变化而变化。要我现在再去写《一把好乳》这样的诗，我也有心无力。那种尖锐，那种直接，都带着非常强烈的青春期的印迹，回不去就是回不去了。不能因为别人都说我批判现实主义，说我有多了不起，我就受到鼓舞，天天写批判现实主义，那不成了一个傻子吗？诗人的内心不能那么干瘪，就在一个思路上死磕，还是要挖掘全方位的心灵触角，要像章鱼一样到处延伸。其实一个诗人一辈子写的诗都是有限的，每个人触角的幽微程度、纤细程度和敏感程度都是有限的。所以我觉得最终还是要保持内心的鲜活和敏感，不要被任何观念、标签和所谓的方向所桎梏住，应该是完全敞开的。
文学是跟生命息息相关的
现在回顾这些年来民间和知识分子的争斗，没有任何变化。从历史的眼光来看，我觉得知识分子们基本上是越写越差。你没有在具体生活和鲜活的生命中写作的能力，就不要去用一些所谓的诗歌理论和诗歌学来告诉我们：这样是对的。在现在的教育体制之下，我们诗歌读者的素养都蒙上了各种各样的灰尘，这些灰尘可能来自于传统，比如我现在贴任何一首诗在微博上，就会有人问，这是诗吗？它为什么不押韵呢？因为他所受的传统文化的蒙蔽太深了。
从小学开始，所有的老师都告诉我们：这就是诗。而事实上进入现代社会的诗歌都不是那样的。现代文明是从西方来的，但是因为我们教育是要反复强调中华文明的正统和灿烂，所以不讲西方进入现代社会文明的灿烂。中国的孩子从小所接受的教育，依然是一个不睁眼看世界的教育。这样的教育是有所缺失的，在这种教育之下，人的审美能力也是有缺失的。
我最讨厌一个小学生写了一个小句子，就被父母或者社会捧成天才，这是最大的“谋杀”。文学是跟生命息息相关的，只有生命状态成熟的情况之下才能构成文学；在生命状态不成熟的时期，根本不懂文学为何物。一个孩子不存在生命状态，还是一个纯自然的儿童。人只有真正受到了各种污泥浊水的洗礼之后，才会变成“人”，才能创作出好的文学作品。
一个一个孤岛一样的存在
一首诗写作出来之后，它们就有了属于自己的生命。我当然希望能够被更多人看到，这是一个最常态的情感。在情感变成诗之前，一定是私密的，但当它变成诗的时候就不再是私密的了，它应该属于更多的人。
我对诗歌的传播方式还是属于紧跟潮流的，我始终有一个强烈的愿望，希望我的诗被更多人看到。在网络时代和论坛时代，我是一个积极的、活跃的、整天泡在论坛上贴诗的人。当然现在是微博时代，我恨不得天天在微博上贴诗，而且不断地贴，让更多的人转载我的诗歌，微博的时代让我的读者至少多了一百倍。
现在只是诗人出现的场地不一样，很多时候是你自己突然发现的，或者有朋友推荐。BBS时代比较集中，大家都到那几个论坛去谈诗论作。现在比较分散，有的人就在自己博客里写，有的人就在微博发表，有的人可能就在纸媒上发表。大家变成了一个一个孤岛一样的存在。
总体来讲，我觉得当代中国诗歌处在一个非常好的状态，整体水平很高。同时我觉得摆脱了过去八九十年代青春期写歌的一个巨大问题。过去的很多诗人基本上到了三十多岁之后就开始不写了，很多著名的诗人都是这样一个情况。现在的诗人职业性和专业性都更强。目前还活跃在诗歌前沿的这一批诗人，基本上一看就都是会写到老的，任何问题都挡不住他们。这就是收获大师的前提，我相信二十年后，中国会出现一批大师级的诗人。
蒋方舟，1989年生于湖北襄阳。作家。2009年10月获《人民文学》杂志社主办的第七届人民文学奖散文奖。2012年从清华大学毕业，就任《新周刊》杂志副主编。
蒋方舟 生活要么悲惨要么无聊
所有逃离都要面对一个回归
在写小说这件事上我真的是一个新手。对写小说这件事，认真地说，我就是想在文学上有一个立足之地，有点野心。现在文坛太群魔乱舞了，严谨都成了一种风格。不煲鸡汤，不制造幻觉，对于每个人物研究得透彻，我觉得都是一些基本的作业。
我一直觉得好的作家应该有一个优秀的小说。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每次别人喊我“青年作家”，我都会觉得挺不好意思的，我其实一直都没有一部小说作品。有的可能也只是青少年时期写过的一些跟青春有关的作品，其实从严格意义上说不算是文学作品，更像满足自己荷尔蒙的宣泄，也没有认真地去学小说上的技术。我到大学快毕业的时候又开始写长篇，包括已经写完的，写了十几万字，但是始终觉得不满意，最后全部都删了，一个字都没留，觉得我从短篇开始学起吧。我小时候看西方文学比较多，今年写作过程中重新开始看《金瓶梅》，那种对于人性的体谅和悲悯给我启发很大。
原来我认为，一个小说为什么能够叫好小说，是它讲明白了一个道理，让你哭或者怎么样。后来发现都不是，在我心目中一个好小说的标准，就是它能够带给我一种独特的体验。怎么说呢，比如说我写到一个人丧失孩子之后的那种体验，那种是很独特的，或者一个人迷路之后的体验，不是狗血的，不是预料之中的，而是非常独特的一手经验，我觉得这个是小说能够带给我最可贵的东西。
《故事的结局早已写在开头》这本书里写了九种逃离，首先逃离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前两年有各种移民的浪潮，其实它是某种意义上的逃离，逃离一块熟悉的土地，逃离熟悉的生活，逃离熟悉的朋友，但是很难看到成功的逃离。他们生活得非常寂寞，依然刷着国内的新闻，跟国内的朋友联系，没法融入当地。我们到各个旅行地去散心往往也是失败的，那些困扰着你的事依然会像鬼魂一样捉住你。唯一成功的逃离是真的跟过去一刀两断，与那些荣耀、悲喜的记忆一刀两断，其他所有的逃离都要面对一个回归，回到原有的轨道和基点上。
虚荣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我从小到大都不断地在写自己的生活，已经写无可写了。另外，自己的人生经历或者年轻人的情感也不是我最感兴趣的，我更感兴趣的是那些生活在矛盾和无奈当中的三十甚至四十多岁人的生活。
可以想象，他们的生活一定是很悲哀和无聊的。文艺女青年不是说“作”吗，我到那个年龄肯定把自己“作”得特别厉害。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晚景凄凉，像张爱玲那样，很长时间都没有很完整的一份感情，那是悲哀；还有一种是很快地结婚生孩子，过上平庸的生活，那是无聊。生活就是要么悲惨要么无聊。
写作的过程中会有“入戏”这件事。你分不清楚是她用你的声音在说话，还是你去借助她的想法在发声。对于我来说，会越来越逼近生活的真相。把自己放置在人物所经历的痛苦当中，自我拷问，越来越会知道你遇到类似的困境该如何去反应。
在我的小说里，好像没有一个成功的或者真正幸福的女性。她们被家庭塑造，被外界想象塑造，包括像叶莺也是不断被男性的幻想所塑造。对现代女性来说，为什么会被塑造？还是对于两性市场、对于安稳的家庭关系，有一种依赖或者是依附？我认为成功的现代女性，没有那么强的依附性，永远是以一个人的价值衡量自己，不会把自己放在婚姻市场或者两性市场上衡量自己，对自己有清醒的坐标，不会因外界的干扰而改变。我所崇敬的希拉里、蔡英文都是很强硬的女性。我现在才二十多岁，没有面临很现实的问题，等到三十多岁，是否能够依然对自己的人生选择很坚定、很甘心，那时才是真正检验的时候。
很多女性作家在有了一个好作品之后，很难保持旺盛来延续那种创作生命。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她们太依赖自己年轻时的经历，感情、婚姻、破碎的家庭关系等等。当人生经历停止发展的时候，就没什么创作力，创作力仅限于写自传。我看我妈年轻时写的自传非常好，非常让人惊讶，但写完那本之后也很难再去写什么，因为生活中值得写的已经被抒发光了。我从小就刻意避免自己落入这种窠臼。
我现在的创作动力，想想还是挺虚荣的，就是因为小时候看了很多很牛的作家写的书，所以也想有一天变得像他们一样，这是一个很虚荣的目的。但我希望能够写着写着，再慢慢找出一个更立得住脚的理由。现在支撑着我的还是虚荣，虚荣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很多推动人类发展的都是出于虚荣。
观众的坏品位是会有尽头的
作为《新周刊》副主编，我觉得一个编辑做的事情是挺残忍的。我做一个编辑，大部分是把作品的风格塑造出来。像卡佛的小说，他的编辑最大的功能就是让小说形成极简的风格。大量的对话和温暖的细节全部剪掉，变成很冷峻的极简风格。一个编辑有点像造型师，把一个路人塑造出风格来，这是有点残酷的一件事。好的编辑能够让这种风格和作家的内心达到一种高度的统一，最后形成的文本获得作者的承认，作者确实觉得这样能更好地凸现自己。
我的作品可能没有人愿意改成剧本，因为它不是很戏剧性的那种，没有现在电影电视剧所需要的元素。如果版权真的被卖了，我可能也不会参与改编的过程，爱怎么弄怎么弄吧。我有一个不知道算优点还是缺点的习惯，就是不太会看自己出的书，包括这本书已经写完了，再谈这本书经常就会有一瞬间的烦躁，我写完最大的一个感觉，就是它跟我已经没有关系了。
比如它说被改编成电影或电视剧很受认可，我也觉得很好，但是我绝对不会臭不要脸地说功勋章上有我的一半。作品被拿走之后，它就是一个导演、编剧、制片、演员种种联合的作品，跟我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我前几个月才知道一个词叫IP，几个字或者一个产权就卖出去好几百万，我们身边经常也会有人讲到这种都市传说。我觉得其实挺畸形的，出来的也真的不是好的作品，我相信观众的坏品位是会有尽头的。前几天看了几个电影，真的是吓死了，胡拍也可以啊。
但是大家都批评的《道士下山》，我觉得没有那么差，凯歌老师那种迷失是很真诚的，他的那种不知所措你都不忍心吐槽，包括说“杀马特”发型，林志玲床戏笨拙得像八十年代科教片，那种人与自然花开花落的镜头。而且退一万步讲，他也不是胡拍，不是骗钱，他真实展示对电影市场的迷失和不知所措，看着挺心疼的。道教的一些东西跟性有关，有一些是真的没办法在电影里展现，比如张震和郭富城修炼的“猿击术”，很多需要男男配合的东西，但是很多人不懂道教背后的基础，造成那个部分很古怪。所以凯歌老师接受采访时特别委屈，我也能理解。
大陆作家比港台作家更有优势
我这次随总理访问拉美，有一个细节，研讨会上哥伦比亚总统和李克强总理都出席了，我问身边的哥伦比亚作者，原来见过哥伦比亚总统吗？他说见过好几次了。因为哥伦比亚总统是记者出身，他们的接触很频繁，而对我们来说，可能第一次看到总理从新闻联播上面走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