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一来，继承法不但增加了家庭保全财产的难度，而且也消除了家庭要这么做的想法，甚至可以说它在强迫家庭与它合作来毁灭自己。
平分遗产的继承法，通过两种方式来实行：一种是由物及于人，另一种是由人及于物。
通过这两种方法，终于实现了彻底改造土地所有制度，削弱家庭以及财产势力的目的[68]。
毋庸置疑，法国还没有到这个地步。虽然19世纪的法国人每天都能看到继承法所带来的政治和社会变化，但是他们仍怀疑该法的效力。如今，我们天天都在自行推倒自家的院墙，拆掉自己田园的栅栏，目睹这项法律在我国的实行情况。尽管继承法已经在我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仍然有很多工作等着它去完成。我们的记忆、观点以及习惯为该法的实施设置了重重障碍。
而在美国，继承法已经快要完成它的破坏任务。所以在这里，我们能够研究它的主要后果。
至独立战争时期，美国各州几乎都已经废除英国的继承制度。
限嗣继承法也已默认财产的自由流通。（G）
第一代人死去后，土地开始被分割。随着时间的推进，土地分割的速度也愈来愈快。如今，只过了六十多年，社会的面貌便已全部改观，几乎所有的大地主家族都进入了大众的行列。在原来大地主户数最多的纽约州，现在只剩下两户还在做垂死挣扎。这些富裕公民的后代，现在都是商人、律师或医生了。他们大多数都已默默无闻。世袭等级以及世袭特权的最后痕迹已然消失。继承法在四处发挥着它的平均化作用。
这并不是说，美国的富人比别的地方少。据我所知，美国人比任何一个国家的人都更爱钱如命，比任何一个国家的人都更蔑视财产永远平等的理论。但是在美国，财富却以令人惊讶的速度在飞快周转，而且经验证明，很少会出现上下两代都是富人的家庭。
我所做的这幅图画着色不多，还不能完全展现出西部以及西南部新建诸州的往昔景象。在上个世纪末，一些勇敢的冒险家开始涌向密西西比河流域。这相当于再一次发现美洲。没过多久，大批移民来到这里，荒野中突然出现了一些从未听说过的乡镇。一些连名字都还没取的州，建立后不久就申请加入美国联邦。在西部，民主已达到了它的极限。在这些应用而生的州里，居民不过是昨天才刚刚踏上这片土地。大家都是刚刚认识，每个人都不清楚邻居的家史。所以，这里既没有受到大家族和大财主的影响，也没有受到因为学识、德行而被人称为贵族的人的影响。在这里，没有任何人因为在众人面前做了一辈子好事，而被赐予受人尊敬的权力。虽然西部新建的诸州已有了居民，但是尚未形成社会。
在美国，人与人之间不仅在财富上平等，甚至他们自身的学识，也在一定程度上是平等的。
我认为，世界上再也没有一个与美国人口相当的国家像美国这样，没知识的人这么少，而有学识的人又不多。
在美国，每个人都可以受到初等教育，而高等教育却少有人问津。
这种现象并不难理解，可以说这是上述一切的必然结果。
几乎所有的美国家庭都达到了小康水平，所以美国人能比较轻易地获得人类的基本知识。
在美国，富人并不多，所以绝大多数美国人都要求有一份职业。但任何一项职业，都需要经历一段学徒时期。所以，美国人只能在早年专心于普通教育，而到十五岁的时候就需进入某行业，因而他们的学校教育，结束于法国人开始接受学校教育之时。倘若他们往后又到学校深造，那也是出于特殊的或挣钱的目的。他们研究科学，就像学习一门手艺。他们只看重能立竿见影的应用。
在美国，大多数富人都是从穷人发展起来的；现在大多数清闲人士，年轻时都是大忙人。所以会造成这样一种现象：当他们有兴致学习时，却没有时间专心读书；而当他们有时间专心读书时，却又没了学习的兴致。
因此，美国并没有以脑力劳动为荣的阶级，求知的爱好也不会随世袭的财富而代代相传。
由此可见，美国人不但没有专心从事脑力劳动的意志，而且也没有专心从事脑力劳动的毅力。
在美国，人们的知识处于中等水平。众人都接近这个水平：有些人比中等稍高一点，有些人比中等稍低一点。
因此，在宗教、历史、科学、政治经济学、立法以及行政管理方面，大家的知识都大致相当。
智力的不相等是由上帝直接决定的，人们根本无法防止这种不相等的出现。
然而，我刚才所提到的一切，并不妨碍我做出以下结论：尽管人的智力不相等，而且这是由上帝决定的，但他发展的条件是相等的。
可见，一向在美国都比较薄弱的贵族势力，即使在今天仍未被完全摧毁，但已然一筹莫展，以致其难以影响事态的进程。
与之相反，时间、事件和法律不仅使民主因素发展成为占有主导地位的因素，同时也变成独一无二的因素。如今在美国，不管是家庭还是团体，都没有半点影响可言，就连稍微持久一点的个人影响也不多见了。
所以，美国的社会状况显现出一种非凡的景象。在财产和学识方面，这里的人比在世界上任何地方，比在历史上有记载的任何时代都更接近平等，换言之，在力量上更接近平等。
英裔美国人社会状况的政治后果
推断这种社会状况的政治后果并不难。
不要以为平等进入政界或者其他领域以后就不再发挥作用。不要以为人们会长久安于在其他方面都已平等而只有一个方面不平等的局面，他们迟早会争取到所有方面的平等。
然而，我只清楚两种在政界建立平等的办法：一种是赋予每一个公民以权力，一种是让每一个公民都没有权力。
所以，对于社会状况已达到英裔美国人这种地步的民族来说，很难在人人有权与个人专权之间找到一个较为折中的办法。
毫不讳言，我们所描述的社会情况既容易产生前者，又容易产生后者。
实际上，有一种要求平等的强烈愿望，在促使人们认可大家都强大并且都受到尊重这一事实。这种愿望当然也包括小人物能与大人物平起平坐，但人心对平等也有种变态的爱好：弱者想方设法将强者拉低到自己的水平，人们宁肯在束缚中保持平等，也不愿意在自由中不平等。这并不是说社会状况民主的民族生来蔑视自由；刚好相反，他们对自由有种与生俱来的兴趣。然而，自由并不是他们所期望的主要和固定目的，平等才是他们永远青睐的对象。他们以飞快的速度以及前所未有的干劲冲向平等，倘若没有实现目的，就心灰意冷。除了平等以外，任何事物都满足不了他们，他们宁肯死也不愿意失去平等。
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当全民平等后，他们就很难再团结起来反对当局侵犯他们的独立。他们中没有一个人强大到可以独自取得斗争的胜利，只有将他们所有人的力量联合起来才能保住他们的平等。然而，这种情况并不是经常出现的。
所以，不同的民族可能从相同的社会状况得出两种截然不同，但又出自同源的政治后果。
在这种两者必选其一的可怕抉择面前，英裔美国人是第一个摆脱专制统治的民族。他们的环境、来源、智慧，特别是他们的民情，促使他们建立并维护了人民主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