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错。不过，这并不影响他的机警和聪明，这一点我最清楚，他在委员会上判若两人，”父亲抬高嗓门，他很高兴德·诺布瓦先生受到母亲的赞赏，并且想证明他比她想象的还要好（因为好感往往抬高对方，揶揄往往贬低对方），“他是怎么说的……‘王公们的事情难说……’？”
“对，正是这样。我也注意到了，他很敏锐，显然他的生活经验很丰富。”
“奇怪，他居然去斯万夫人家吃饭，而且还在那里遇见了正派人，公职人员。斯万夫人是从哪里弄来这些人的呢？”
“你没注意他那句俏皮话吗？‘去那里的似乎主要是男士们。’”
于是两人都努力追忆德·诺布瓦说这话的声调，仿佛在回想布雷桑或迪龙[50]在表演《女冒险家》[51]或《普瓦里埃先生的女婿》[52]时的语调。然而，诺布瓦先生的用词所受到的最高赞赏来自弗朗索瓦丝。多年以后，每当人们提起大使称她为“第一流的厨师头”时，她还“忍俊不禁”。当初母亲去厨房向她传达这个称呼时，俨然如国防部长传达来访君主在检阅后所致的祝词。我比母亲早去厨房，因为我曾请求爱好和平但狠心的弗朗索瓦丝在宰兔时不要让它太痛苦，我去厨房看看事情进行得如何。弗朗索瓦丝对我说一切顺利，干净利索：“我还从来没遇见像这样的动物。一声不吭就死了，好像是哑巴。”我对动物的语言知之甚少，便说兔子的叫声比鸡小。弗朗索瓦丝见我如此无知，愤愤然地说：“先别下结论。你得看看兔子的叫声是否真比鸡小，我看比鸡大得多哩。”弗朗索瓦丝接受德·诺布瓦先生的称赞时，神态自豪而坦然，眼神欢快而聪慧——尽管是暂时的——仿佛一位艺术家在听人谈论自己的艺术。母亲曾派她去几家大餐馆见习见习烹调手艺。那天晚上，她把最有名的餐馆称作小饭铺。我听了甚为高兴，如同我曾发现戏剧艺术家的品质等级与声誉等级并不一致时那样高兴。母亲对她说：“大使说在哪里也吃不到你做的这种冷牛肉和蛋奶酥。”弗朗索瓦丝带着谦虚而受之无愧的神情表示同意，但大使这个头衔并未使她受宠若惊。她提到德·诺布瓦先生时，用一种亲切的口吻说：“这是一个好老头，和我一样。”因为他曾称她为“头”。他来的时侯，她曾经想偷看，但是，她知道妈妈最讨厌别人在门后或窗下偷看，而且会从别的仆人或门房那里得知弗朗索瓦丝偷看过（弗朗索瓦丝看见处处是“嫉妒”和“闲言碎语”，它们之作用于她的想象力，正如耶稣会或犹太人的阴谋之作用于某些人的想象力：这是一种无时无刻不在的、不祥的作用）因此她只是隔着厨房的窗瞟了一眼，“免得向太太解释”，而且，当她看见德·诺布瓦先生的大致模样和“灵巧”的姿势时，她“真以为是勒格朗丹先生”，其实这两个人毫无共同之处。“谁也做不出你这样可口的冻汁来（当你肯做的时侯），这来自什么原因？”母亲问她。“我也不知道这是从哪里变来的。”弗朗索瓦丝说（她不清楚动词“来”——至少它的某些用法——和动词“变来”究竟有什么区别）。她这话有一部分是真实的，因为她不善于——或者不愿意——揭示她的冻汁或奶油的成功诀窍，正如一位雍容高雅的女士之与自己的装束，或者著名歌唱家之与自己的歌喉。她们的解释往往使我们不得要领。我们的厨娘对烹调也是如此。在谈到大餐厅时，她说：“他们的火太急，又将菜分开烧。牛肉必须像海绵一样烂，才能吸收全部汤汁。不过，以前有一家咖啡店菜烧得不错。我不是说他们做的冻汁和我的完全一样，不过他们也是文火烧的，蛋奶酥里也确实有奶油。”“是亨利饭馆吧？”已经来到我们身边的父亲问道，他很欣赏该隆广场的这家饭馆，经常和同行去那里聚餐。“啊，不是！”弗朗索瓦丝说，柔和的声音暗藏着深深的蔑视，“我说的是小饭馆。亨利饭馆当然高级啦，不过它不是饭馆，而是……汤铺！”“那么是韦伯饭馆？”“啊，不是，我是指好饭馆。韦伯饭馆在王家街，它不算饭馆，是酒店。我不知道他们是否侍候客人用餐，我想他们连桌布也没有。什么都往桌子上一放，马马虎虎。”“是西罗饭馆？”弗朗索瓦丝微微一笑，“啊，那里嘛，就风味来说，我看主要是上流社会的女士（对弗朗索瓦丝来说，上流社会是指交际花之流）。当然哪，年轻人需要这些。”我们发觉弗朗索瓦丝虽然神情纯朴，对名厨师来说却是令人畏惧的“同行”，与最好嫉妒的、自命不凡的女演员相比，她毫不逊色。但我们感到她对自己这门手艺有正确的态度，她尊重传统，因为她又说：“不，我说的那家饭馆以前能做出几道大众喜欢的可口菜。现在的门面也不小。以前生意可好了，赚了不少的苏（勤俭的弗朗索瓦丝是以‘苏’来计算钱财的，不像败家子以‘路易’来计算）。太太认识这家饭馆，在大马路上，靠右手，稍稍靠后……”她以这种公允——夹杂着骄傲和纯真——的口吻谈到的饭馆，就是……英吉利咖啡馆。
元旦来到了。我和妈妈去拜访亲戚。她怕累着我，事先就按照爸爸画的路线图将要去的人家按地区、而不是按亲疏的血缘关系分成几批。我们去拜访一位远房表亲（她住得离我们不远，所以作为起点），可是我们一踏进客厅，母亲便惊慌不安，因为一位好生疑心的叔叔的好友正在那里吃冰糖栗子或果仁夹心栗子，他肯定会告诉叔叔我们最先拜访的不是他，而叔叔的自尊心会受到伤害，因为他认为我们自然应该从玛德莱娜教堂到他住的植物园，然后是奥古斯坦街，最后再远征医学院街。
拜访结束以后（外祖母免除了我们的拜访，因为那天我们要去她那里吃饭），我一直跑到香榭丽舍大街那家商店，请女老板将一封信转交每星期来买几次香料蜜糖面包的斯万家的仆人。自从希尔贝特使我十分难过的那一天起，我就决定在元旦给她写信，告诉她我们旧日的友谊与过去的一年一同结束了，我的抱怨和失望已成往事。从元月一日起，我们要建立一种崭新的友谊，它将异常牢固，任何东西也无法摧毁，它将十分美好，我希望希尔贝特殷勤照料它，使它永葆美丽，而且，万一出现任何威胁它的危险时，她必须及时告诉我，正如我答应要告诉她一样。在回家的路上，弗朗索瓦丝让我在王家街的拐角上停下，那里有一个露天小摊，她挑了几张庇护九世和拉斯巴耶[53]的照片作为新年礼物，而我呢，我买了一张拉贝玛的照片。女演员的这张唯一的面孔，与她所引起的形形色色的赞誉相比，似乎显得贫乏，它像缺乏换洗衣服的人身上的衣服一样，一成不变而又无法持久。上嘴唇上方的那个小皱纹、扬起的眉毛，以及其他某些生理特征，它们总是一成不变，而且随时有被烧和被撞的危险。单凭这张面孔并不使我感到美，但我却产生了亲吻它的念头和欲望，因为它一定接受过无数亲吻，还因为它在“照片卡”上似乎用卖弄风情的温柔眼光及故作天真的微笑在召唤我。拉贝玛一定对许多年轻人怀有她在淮德拉这个人物的掩饰下所供认的种种欲念，而一切——甚至包括为她增添美丽，使她永葆青春的显赫声誉——能使她轻而易举地满足欲望。黄昏降临，我在剧场海报圆柱前停住，观看关于拉贝玛元月一日演出的海报。微风湿润而轻柔，这种天气我十分熟悉。我感到、预感到，元旦这一天和别的日子并无区别，它并非新世界的第一天——在那个新世界里，我将有机会重新认识希尔贝特，如同创世时期那样，仿佛过去的事都未发生，仿佛她有时使我产生的失望及其预示未来的迹象统统不存在了。在那个新世界中，旧世界的一切消失得无影无踪……除了一点：我希望得到希尔贝特的爱。我明白，既然我的心希望在它周围重建那个未曾使它得到满足的世界，那就是说我的心并未改变，因为我想希尔贝特的心也不可能改变。我感到新友谊与旧友谊并无区别，正如新年和旧年之间并不隔着一道鸿沟。我们的愿望既无法支配又无法改变岁月，只好在岁月毫无所知的情况下对它换一个称呼。我想将新的一年献给希尔贝特，将我对元旦的特殊想法刻印在元旦这一天上——好比将宗教重叠于盲目的大自然规律之上——但这都是徒劳和枉然。我感到它并不知道人们称它元旦，它像我所习惯的那样在黄昏中结束。微风吹着广告圆柱，我认出，我又感到往昔时光的那共同的永恒物质，它那熟悉的湿气和它那懵懂无知的流动性。
我回到家中，我刚刚度过了老年人的元旦；老年人与年轻人的不同，不仅仅在于他们得不到新年礼物，而是在于他们不再相信新年。新年礼物，我倒是收到一些，但没有那件唯一能使我高兴的礼物——希尔贝特的信。不过，我毕竟还很年轻，我居然给她写了一封信，向她讲述我孤独的热情之梦，希望引起她的共鸣，而衰老的人们的可悲处在于他们根本不会写这种信，因为他们早已知道毫无用处。
我躺下了，街道上一直持续到深夜的节日喧嚣使我无法入睡。我想到所有将在欢乐中度过这一夜的人，想到拉贝玛的情人或者那一群放荡者，他们一定在演出（即我在海报上看见的当晚的演出）以后去找拉贝玛。这个想法使我在不眠之夜更为激动不安，为了恢复镇静，我想对自己说拉贝玛也许并未想到爱情，但我说不出口，因为她所朗诵的仔细推敲的诗句，显然处处提醒她爱情是多么美妙，而她也深有感受，所以才表演出人所熟知的——但具有新威力和意想不到的柔情——慌乱心情而使观众赞叹不已，其实每位观众对此都有切身体会。我点燃熄灭的蜡烛，好再看看她的面孔。此刻它大概正被男人们亲抚，他们给予她并从她那里得到非凡而模糊的快乐（而我无法阻拦），这个臆想使我产生一种比色情更为残酷的激动，一种思念，它在号声（如同狂欢之夜及其他节日之夜里往往听到的号声）中更显得深沉；号声来自一家小酒店，毫无诗意，因而比“傍晚，在树林深处……”[54]更为忧郁。此时此刻，希尔贝特的信也许不是我所需要的。在紊乱的生活中人们的种种愿望互相干扰，因此，幸福很少降临在恰恰渴望它的愿望之上。
天气晴朗时，我仍然去香榭丽舍大街。街旁那些精致的粉红色房屋展现在多变而轻盈的天空之下，因为当时水彩画展览风靡一时。如果我说当时我就认为加布里埃尔[55]的建筑比四周的建筑更美，而且属于不同时代，那这是撒谎。我那时认为工业大厦，至少特罗卡德罗宫[56]更具特色，也许更为悠久。我的少年时光浸沉在激荡不定的睡眠之中，因此它在睡眠中所见到的这整个街区都仿佛是梦幻，我从未想到王家街居然有一座十八世纪的建筑。如果我得知路易十四时代的杰作圣马丁门和圣德尼门与这些肮脏街区里最新的建筑属于不同时期，那我会大吃一惊。加布里埃尔的建筑只有一次使我凝视良久，那时夜幕已经降临，圆柱在月光下失去了物质感的轮廓，仿佛是纸板，使我想到轻歌剧《俄耳浦斯游地狱》[57]中的布景，使我第一次感受到美。
希尔贝特一直未回到香榭丽舍大街，而我需要看见她，因为，甚至她的面貌我也记不清了。我们以一种探索的、焦虑的、苛求的态度去看我们所爱的人，我们等待那句使我们对第二天的约会抱有希望或不再抱希望的话语，而在这句话来到以前，我们或同时或轮流地想象欢乐和失望，正因为如此，当我们面对所爱的人时，我们的注意力战战兢兢，无法对她（他）获得一个清晰的形象。这是一种由各种感官同时进行的、但又仅仅是试图通过视力来认识视力以外的东西的活动，它对一个活生生的人的千种形式、味道和运动也许过于宽容。的确，当我们不爱某人时，我们往往使她（他）静止。我们所珍爱的模特儿时时在动。我们的记忆中永远只有拍坏了的照片。我的确忘记了希尔贝特的面貌，除了她向我舒展笑颜的那神奇的瞬间——因为我只记得她的微笑。既然见不到那张亲爱的面孔，我便极力回忆，但也枉然，我恼怒地找到两张无用而惊人的面孔，它们精确之极地刻在我的记忆中：管木马的男人和卖麦芽糖的女贩。一个人失去了亲爱者，连在梦中也永远见不到她（他），却接连不断地梦见那么多讨厌鬼，更觉气恼，因为清醒时看见他们就已经难以容忍了。既然没有能力描绘痛苦思念的对象，人们便谴责自己不感觉痛苦。我也如此，既然我想不起希尔贝特的面貌，我几乎相信我忘记了有她这个人，我不再爱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