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50张帆”用来意指“50艘船”时，类似的表现也存在于这种转喻式表述中。不过，此处，“帆”取代了“船”，其方式是将整体还原为它的某一部分。像短语“我的爱人，一朵玫瑰”那样，两种不同的对象被暗中比较，可是，这两种对象相互间明显被想象为存在一种部分与整体的关系。然而，这种关系的形式不像微观与宏观之间的关系那样，倘若将“帆”设定为某种由“船”和“帆”共同拥有的品质的象征，那就是后一种关系，不过，这就是一种提喻了。当然，这也意味着，“船”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与它自身的某部分如“帆”视为一体，没有“帆”，“船”也不能动弹。
在转喻中，现象之间的关系是在部分与部分的关系形态中而被含蓄地理解了，据此，人们能够使某一个部分还原为另一个部分的某个方面的状态或功用。理解任何一组像这样存在于部分与部分关系（不像隐喻中那种对象与对象的关系）形态中的特定现象，正是赋予思想一项任务，即在这些作为整体之表征的部分，与简单地作为整体某个方面的特征之间加以区分。这样，像“雷之咆哮”这样的表达就是转喻式的。在该表达中，产生雷声的整个过程首先被分成两种现象：一种与原因（雷）相关，另一种与结果（咆哮）相关。于是，区分有了，雷在因果还原的形态中与咆哮联系在一起。“雷”一词指称的雷声被赋予了某种“咆哮”（一种特殊类型的声音）的特征，它使人们可以（转喻式地）说“带来咆哮之雷”。
因而，运用转喻，我们能够同时在两种现象间进行区分，并将其中一种现象还原为另一种现象的表征状态。这种还原可以采取一种行为主体—行为的关系形式（雷在咆哮）或因果关系的形式（雷之咆哮）。并且，如同维柯、黑格尔和尼采等人所指出的，通过这种还原，现象世界必定为假定存在于现象世界背后的一大群行为主体和行为方式所占据。一旦现象世界被分成两类存在（一方面是行为主体与原因，另一方面是行为与结果），原始意识仅仅通过纯粹的语言学方式，就具有了概念范畴（行为主体、原因、精神、本质），这些对于反思文明的神学、科学和哲学来说是必要的。
但是，在所有的转喻性还原中都假定那两类现象之间本质上是外在的关系，而在提喻中则将其解释为共有特征这种内在的关系。转喻表明，在按部分与部分关系解释的现象之间存在区别。被看成是“结果”的经验“部分”以还原的方式与被看成是“原因”的经验“部分”相关联。然而，运用提喻，就有可能按照整体之内的综合方式说明这两个部分，而这个整体本质上不同于部分之和，各部分只是作为整体之微观复制品。
为了阐明提喻式用法中涉及的内容，我将分析“他惟有一颗心”这个表达。在其中存在看上去像转喻的东西，即身体中某部分的名称被用于表述个体的全身。但“心”一词经过象征性地理解，不再指身体的一部分，而是指西方文化中用“心”一词通常表现的特征的本质。“心”不是要被理解为指称一种解剖学上的部分，这个部分的功能可用于描述全身的功能特征，就如“50张帆”对于“50艘船”那样。相反，它被解释成整个个体特有的一种品质象征，被视为一种肉体和精神因素的结合，所有这些因素都在一种微观—宏观的关系形态中分有这种品质。
这样，在“他惟有一颗心”这种表达中，提喻被叠加在转喻之上。倘若该表达从字面理解，它将毫无意义。以转喻方式理解，它将是还原性的，因为，为了恰好表现一种比喻性的意图，它将只是暗指这样一种共识，即对有机体的功能来说心具有中心地位。但是，若以提喻方式理解，即将它当成一种意指总体诸要素之间的定性关系的陈述，它就是综合性的，而非还原性的。与转喻表达式“50张帆”是“50艘船”的象征不同，它意在表示的不单单是一种“名称变化”，而是一种标明总体（“他”）的名称变化。该总体具有某些品质（大方、同情等等），它们满足并构成了建构起“他”的所有部分的基本本性。作为一种转喻，该表达暗示着躯体不同部分之间的某种关系，它根据心在这些部分中的中心功能而被理解。然而，作为一种提喻，它暗示了个体的部分之间的某种关系，其中个体被视为肉体和精神属性的结合，其本质上是定性的，并且所有的部分都共有这种性质。
我们将迄今所探讨的三种比喻，视为由语言自身规定的操作范式。运用这些范式，意识为了随后使经验得到分析和解释，能够预构这些在认识上悬而未决的经验领域。这就是说，在语言用法本身之中，思想具有多种可选择的解释范式。隐喻是表现式的，如同形式论所采取的方式；转喻是还原式的，有如机械论；而提喻是综合式的，一如有机论。隐喻支持用对象与对象的关系来预构经验世界；转喻用部分与部分的关系；而提喻用对象与总体的关系。每一种比喻也促成一种独一无二的语言规则的形成。这些语言规则可称为同一性语言（隐喻）、外在性语言（转喻）和内存性语言（提喻）。
与这三种我认为是“朴素”（因为它们只有在语言有能力用修辞性术语把握事物本质这种信念中，才能得到运用）的比喻相反，反讽这种比喻充当了一种“感伤的”（在席勒所谓“自觉”的意义上）对应物。人们指出，反讽本质上是辩证的，因为它代表着为了使言辞自我否定而自觉地运用隐喻。反讽基本的修辞方式是用词不当（从字面上说是“误用”）。明明是荒唐的隐喻，用来激发反讽式反思，它针对的是被描述事物的本质或该描述本身的不充分性。修辞上的疑虑（aporia，字面上是“疑难”）姿态，即作者对自己所陈述之事的真实性表现出一种真真假假的不信任，可以看成是反讽式语言偏爱的风格上的构思。这在更为“现实主义”类型的小说中，以及在以一种自觉的质疑语气撰述或以“相对化”的意向写作的历史中，都是如此。
反讽式陈述的目的在于暗中肯定字面上断然肯定或断然否定的东西的反面。它假定读者或听众已经了然于胸，或有能力识辨就某种事物所做的描述的荒谬性，而该事物通常由隐喻、转喻或提喻赋予其形式，并在其中被指定。这样，就“他惟有一颗心”这个表达，当它以一种特殊的语音语调说出来，或在所指某人的确不具备该提喻用法赋予他的品质的情况下，它就成了反讽。
由此马上可以看到，反讽在一定意义上是元比喻式的，因为它是在修辞性语言可能误用这一自觉意识中被使用的。反讽为一种有关实在的“现实主义”看法预留了空间，这是可能提供一种有关经验世界的非修辞性表现的前提。这样，反讽就代表着意识的一个阶段，在其中语言本身那种成问题的性质已经被认识到了。它指向的是所有关于实在的语言描述之潜在的愚蠢性，就如其讽刺模仿的信念一样荒谬。因而，像肯尼斯·伯克注意到的，反讽是“辩证的”。然而在其对世界进程的把握中，不如在其对语言功能的把握中来得更加辩证——它显示出语言在任何言语描述活动中都是模糊了而不是澄清了问题。在反讽中，修辞性语言折返回自身，并带回了自身的潜能，以便在问题中歪曲感知。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往往认为反讽模式构成的世界描述本质上是世故的和现实主义的。只有在自我意识的水平之上，一种关于世界及其过程的真正“启蒙性的”（即自我批评）概念化才有可能实现。因而，在一个探寻自我意识水平的特定领域内，反讽的出现看上去标志着思想的升华。
于是，反讽规定了一种思想模式的语言学范式，不仅就某个特定经验世界的概念化而言，而且就以语言尽可能记录事情真相的热切努力而言，它根本上是自我批判的。简而言之，它是一种语言规则模型，思想上的怀疑论和道德上的相对论在其中照样表达出来了。作为一种表现世界过程可能采纳的形式典范，它本能地与形式论、机械论和有机论解释策略的“朴素”表述相对立。而且，其故事形式，即讽刺剧，则本质上与浪漫剧、喜剧和悲剧原型产生了冲突，而后者都是些表现了重要人类发展之形式的模式。
存在性地将反讽投射到一种成熟的世界观之中，它就仿佛超越于意识形态之外。反讽能够策略性地为自由主义的或保守主义的意识形态立场辩护，这要看反讽者所言是反对既定社会形式，还是反对寻求改变现状的“乌托邦式”改革者；它也能被无政府主义者或激进主义者唐突地用来嘲笑其自由主义或保守主义对手们的理想。但是，作为一种世界观的基础，反讽倾向于消解一切承认积极政治行为可能性的信念。在反讽的理解中，人类的状况根本上是愚蠢的或荒谬的，它往往造成一种文明自身处在“疯狂”之中的信念，并且针对那些寻求以科学抑或艺术的方式把握社会实在之本质的人，产生了一种保守而清高的蔑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