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这样的“工人”形象所代表的逐渐衰败的理想就是艾略特先生打算以自己的方式称之为“异端”的东西。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也是一种实际的、政治上的错误。这就是隐藏在唯物主义和理性主义心理学之后的错误。在十九世纪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人们所反对的正是这种错误。华兹华斯是最早提出这种反对意见的人之一，他摈弃了戈德温主义关于思想的观点，转而提出了他自己的心理学思想，并从中发展出了一种政治学理论。毫无疑问，他的这种政治学理论最终是极具反动意义的；但造成其具有反动性的原因莫过于此：他的初衷是为了反对产生了辉格党和激进哲学家的自由主义者所持有的人类观，即认为人非常简单、在宇宙或政治宏图中具有极小的个人价值。正是因为这样的观点，华兹华斯才会脱离革命的路线；而正是为了弥补革命的不足，或为了提供革命所抵制的事物，他才能创作出最出色的诗作。
我们很难为革命哲学所缺乏或否定的事物找到一个合适的名称。有时它被称为神秘主义，但它又不是神秘主义，而华兹华斯也并非一位神秘主义者。有时，人们为了做出某种妥协，还会称之为“神秘因素”，尽管这种说法更接近真相，但它也不够准确。如果用否定的语句来形容，那就是：不能用公式来理解人类；如果用肯定的语句来形容，就变成了：人类具有复杂性和各种可能性，充满了惊喜、激越的情感、多样性、发展性和价值。我们在艺术作品中可以发现这些事物不同程度的抽象表现；我们在社会生活中却无法发现，这一点具有重大的意义。我们无法给这种属性命名，当我们谈到它时，还会感到尴尬，这些都标志着我们思想上的失败。但华兹华斯却有能力谈论这种属性，并能将它和道德以及道德所要求的所有思想属性整合起来。最终，他将道德绝对化，并显然用了各种缺乏根据的，甚至非常危险的概念来讨论它。然而，根据他对这种属性的理解，它应该是一种保护性的属性，用以反对那种认为人可以被当做手段来利用的思想，同时它也是对每个人都具有目的这种思想的肯定。
道德可能性正在逐渐缩小，而它所隐含的自由意志和个人价值也日渐消失，而这一切事实上都是由那种认为人类可以达到完美境界的观念所引发的——这真是一个具有悲剧色彩的反讽。[3]“终极的人”成为了所有世人都必须沦为工具，并为之奋斗的目的。这种观念是普遍的进步观念的一部分，无论是资产阶级，还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都具有这样的信仰，即世界的发展方向始终朝向永无止境的更好境界。如果比照一下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这种思想其实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因为它的判断标准依赖于一种非常近似绝对的事物，以至于可以与之混为一谈——关于发展方向的判断，关于“更高”和“更好”的意思的确定性解释。我们只要听一听马克思主义者为下列信仰的辩解（许多马克思主义者都会这么做的）——随着历史阶段的发展，连艺术都能显示出确切的进步和改善——就能理解这种观念为何在任何一种常见的表述中都显得如此不堪一击。他们还认为，那种所谓可以在艺术中发现的进步，在人类关系中也同样清晰可见。
从关于进步的概念中进一步产生了一种鄙视历史、膜拜未来的态度，这一点已经成为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激进思想的典型特征。历史被视为一系列必然的失败，它们也许具备自身的价值，因为从辩证的角度来看，它们为后续的事件提供了铺垫。历史从来就是失败的：而当下——在完美的未来面前，它又能有什么价值可言呢？这种态度将历史视为失败，将当下视为自愿臣服于未来的仆从，由此出发，而出现了另一种观点：在历史的任何时刻，人类的品行都是有缺陷的。尽管他们一直厉声谴责关于“原罪”的观点，而且普遍而言都坚信“人之初、性本善”，但是大多数激进的哲学家都出现了自相矛盾的现象，因为他们认为人的属性和类别都会因为社会主义而发生彻底的变化，而且变化的方式是非常美好的，也是我们所无法预知的：人性的改善超越了少数人曾经达到的程度，那是一种全新的、没有限定的改善。至少是在通俗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根基处，存在着一种鄙视人性现状的态度，以及期待人性未来进步的坚定信念。
正如我在上文提及的那样，艾略特先生有他自己的鄙视对象；他后期的批评文章表明，每当他发现生活中出现违背正统思想的错误现象时，他都会感到痛苦和惊讶。不过，至少艾略特先生的情感与他所宣称的宇宙是相适合的，而且至少他能意识到这些情感的存在，并为它们提供佐证。关于自己心目中的宇宙，艾略特先生做出了两个预测：神圣的秩序，以及绝对的道德。从这两个设想中又产生了两个具有实际意义的、值得我们注意的结论。第一个结论是，人类的生活包含了一种双重效忠关系：一方面要效忠代表具有神圣秩序的普世教会，另一方面要效忠国家和代表世俗必然性的国家教会；而国家教会对绝对道德作出的承诺又在国家内部产生了一种双重属性：因为究其功能而言，国家教会可能与民族国家产生分歧。艾略特先生认为，这种双重属性构成了一道屏障，使人们无法通过一元论的方式去解决中央集权制或种族主义等政治问题，而在他看来，这一点所产生的张力正是基督教社会的典型特征。艾略特先生所暗示的第二个观点在于，世界上存在着一种永远无法达成的道德目标，以及一种永远无法实现的政治理想。他告诉我们，世界不会完全失去荣耀与辉煌，但与理想社会相比，所有的世俗社会都显得肮脏而低劣。当然，这种道德上的柏拉图主义遏制了人类的希望，并限制了“进步”的可能性，但它那种具有悲剧性质的假设却产生了良好的结果：它们打消了关于终极冲突的念头，并且阻止我们产生那种关于终极的道德胜利的思想，从而消除有关“国家消亡”的概念；它们让我们承认冲突的永恒性，并通过这个手段来让我们产生某种恻隐之心，从而可以平等地评价当下和未来的人性。
我们认为，我们的观点来源于我们的需要，而且必须为我们的目的服务，因此这些观点也的确起到了这些作用；或许在离我们较近的近代历史时期，那些有智慧的宗教人士已经用更为诚实的态度承认了思想所必然具备的假设因素，而那些激进的哲学家却不够诚实，因为他们往往将所有假设都当做是不合法的。艾略特先生也具备这样的诚实态度，而且他的思想也因此而受益，同时，我们的思想也因为艾略特先生思想的优秀品质而获益匪浅。然而，如果我们的假设观点的确源自于我们的需要，那么有一点肯定是正确的，即我们的需要的合法性以及我们的目的和需要之间的关系可能需要逻辑和实证的检验。我认为，艾略特先生的政治思想可能无法通过这样的检验。例如，如果他相信能找出历史例证或实际生活中的类似组织，来证明教会能有效地提供他所谓的“张力”，那么我认为他一定是在自欺欺人。确切地说，我认为无论他出于何种目的，他所依赖的教会手段在“实践的领域”都注定是有害的。如果我曾说过唯物主义的观点曾让我们大为失望，那也并不意味着超自然主义的观点能为我们所用。既然艾略特先生的政治思想建立在超自然主义观点的基础之上，那么毫无疑问他一定也是不堪一击的。但我用尊敬的语气来谈论它，因为它提出了一些重要的因素，而理性的、自然主义的哲学必须具备这些因素才能达到完备的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