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依照这一套丛书的主编[3]给出的格式进行了重新修订。修订包括多个方面：纠正错误，调整风格，添补内容，其中尤其值得强调的是添补了关于“新语言”的论述。附录一中增加了几首诗。紧随其后的新附录是一组对诗歌的阐释。最后参考文献也有所增加，此举的意义和原则在其说明中会予以解释。
与以往各个版本相比，这个版本在阐述之中加入了更多的引文和总结。在文中标注出的数字对应于统一编号的参考文献中的相应文献。只有在第二至四章中没有这样的数字标注，这几章中的引文都是取自参考文献中给出的原作版本，例如：波德莱尔=96；兰波=135；马拉美= 161。所以在引文后仅注出页码。
本书标题所使用的“结构”这个概念遭到了许多误解。有人将“结构”想象成“呆滞、完全僵化之物”，或者不相信这个概念可以用于“抒情诗这样无定形之物”。这里的“结构”当然不是指僵化或者类似的概念，更何况在人文科学领域中这个概念自狄尔泰以来就已经失去了最初的无机体含义。对于文学现象来说，“结构”所刻画的是一种有机构造，是众多不同事物的一种具有典型性的共同之处。在本书中，这就是诗歌创作中的共同之处，它背离了古典的、浪漫的、自然主义的和宣讲式的传统，恰恰存在于诗歌的现代性中。“结构”在这里意味着一批为数众多的抒情诗作的共同形态，这些诗作之间完全不必相互影响，它们各自的独特性却可以彼此协调而相得益彰。无论如何，它们出现得如此频繁而且总以同一面目出现，以至于不可将其看做偶然事件。关于这一点，在第一版中，第五章的首段文字就已经用另外的话语进行过说明了。
我承认，我在这一修订版中本来更情愿回避“结构”这个词。因为在第一版时已经初露端倪的现象，现在在所有可以想象到的领域都已经广为传布了，即“结构”成了流行词汇。然而出于以下两个原因我必须将其保留：其一，因为这本书是以这样的标题公之于众的；其二，因为我必须一如既往地抵制这种期待，即这里写的是一部现代诗歌史。一部诗歌史会要求采用另外的方法和另外的材料编排，正如人们在西本曼的杰作《西班牙的现代诗歌》（355）中所看到的，那本著作就是完全按照文学史的方式撰写的，还包括了单个诗人的发展历程。
我改换了副标题。之前的是：“从波德莱尔到当代”。现在的副标题给出的是年代，两者都是约数，所以可以灵活理解。不过，限定在1950年左右的终点比限定在1850年左右的起点更加确定。自我们这个世纪中期以来，欧洲诗歌中产生了一些值得尊敬的事物。然而我不知道，谁自此已经非常确定地跨越了现代经典所开拓的区域而走向对未来的构造。毋宁说，可以观察到的是一些缓和趋势，是在这里或那里可以感受到的一种向更人文的、私人化的、寡于悲喜的抒情诗回归的趋势。无论如何，抒情诗作为轻声却宏大的力量始终是包含自由与勇气的，借此我们的时代得以逃脱功利目的的束缚。我无法辨识出那些就其事实而言可能是崭新的事物，我无法从其可能的原创性，从其对近百年的诗歌构造的突破来认识它们，原因可能在我身上。不过，那些所谓的“具象诗”[4]，连带其通过机械地抛出的单词碎片和音节碎片，由于其不育性，是完全不在考虑之列的。
胡戈·弗里德里希
1966年10月于弗赖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