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幸福的家庭家家相似，不幸的家庭各各不同。
奥勃朗斯基家里一片混乱。妻子知道丈夫同原先的法籍家庭女教师有暧昧关系，就向丈夫声明，她不能再同他生活在一起了。这种局面已持续了三天。面对这样的局面，不仅夫妻两人，而且一家老少，个个都感到很痛苦。大家都觉得，他们两个这样生活在一起没有意思，就算是随便哪家客店里萍水相逢的旅客吧，他们的关系也要比奥勃朗斯基夫妻更融洽些。妻子一直关在自己房里，丈夫离家已有三天。孩子们像野小鬼一样在房子里到处乱跑；英籍家庭女教师跟女管家吵了嘴，写信请朋友替她另找工作；厨子昨天午餐时走掉了；厨娘和车夫也都辞职不干了。
吵架后的第三天，斯吉邦·阿尔卡迪奇·奥勃朗斯基公爵（社交界都叫他小名斯基华）照例在早晨八点钟醒来，但不是在妻子的卧室里，而是在书房的皮沙发上。他那保养得很好的肥胖身子在沙发上翻了个身，抱着个枕头使劲贴住面颊，仿佛还想睡一大觉。但他突然一骨碌爬起来，坐在沙发上，睁开眼睛。
“嗯，嗯，这是怎么一回事？”他回想着刚才的梦，“嗯，这是怎么一回事？对了，阿拉平在达姆斯塔特[4]请客；不，不是达姆斯塔特，是美国的什么地方。对了，达姆斯塔特就在美国。对了，阿拉平在玻璃做的桌子上请客，大家唱意大利歌儿《我的宝贝》[5]。不，不是唱《我的宝贝》，是唱更好听的曲子；还有些玲珑的水晶玻璃瓶，可这些酒瓶原来都是女人。”
奥勃朗斯基高兴得眼睛闪闪发亮。他想得出神，脸上浮着微笑。“对，真有意思，真是太有意思了。还有许多妙事，可惜一醒来就忘记，连印象都模糊了。”他看到厚窗帘边上漏进来的一线阳光，就快乐地从沙发上挂下双腿，用脚去探找妻子亲手绣上花的那双金色皮拖鞋（去年的生日礼物），并且按照九年来的老习惯，不等起床，就伸手去摸挂在卧室老地方的那件晨衣。这时他才明白，自己并不是睡在妻子的卧室里，而是睡在书房里，以及怎么会睡在这里。笑容从他脸上消失了，他皱起眉头。
“啊呀呀，啊呀呀！真糟糕！”他一想到家里出的事，就叹起气来。他的脑子里又浮现出他同妻子吵架的详情细节，想到他那走投无路的处境，以及他一手造成、最使他苦恼的事端。
“唉！她不原谅我，她不肯原谅我。最糟的是什么事都怪我，都怪我，可我又没有错。全部悲剧就在这里，啊呀呀！”他回想着这场争吵中最使他痛苦的情景，颓丧地叹着气。
最不痛快的是他刚从剧场回来的那个情景。当时他兴冲冲地拿着一个大梨子要给妻子吃，可是她不在客厅里。奇怪的是书房里也找不到她，最后他到了卧室，才发现她手里拿着那封使真相大白的该死的信。
她，这个永远忙忙碌碌、心事重重、被他认为头脑简单的陶丽，手里拿着信，一动不动地坐着，脸上带着惊讶、绝望和愤怒的神色瞧着他。
“这是什么？这是什么？”她指着信问道。
每次想到这个情景，奥勃朗斯基感到最难堪的往往不是事件本身，而是他回答妻子时的那副蠢相。
他当时的感觉就像一个人干了丑事突然被揭发了。在他的过错暴露以后，他站在妻子面前的那副模样，实在太别扭了。他既不感到委屈，也不否认，也不辩解，也不讨饶，甚至装得满不在乎——真是糟得不能再糟了！——脸上竟不由自主地（奥勃朗斯基爱好生理学，认为这是“延髓反射作用”），完全不由自主地突然浮现出那种他平时常有的敦厚而愚憨的微笑。
他因这样的憨笑不能饶恕自己。陶丽一看见他这种笑容，就像被针扎了一下，浑身打了个哆嗦。她按捺不住怒气，嘴里吐出一连串尖刻的话，奔出房间。从此她就不愿再见他了。
“都怪我笑得太傻了。”奥勃朗斯基想。
“但有什么办法呢？有什么办法呢？”他绝望地问自己，可是答不上来。
二
奥勃朗斯基对待自己是诚实的。他不能欺骗自己，不能装作对自己的行为感到悔恨。他今年三十四岁，是个多情的美男子；他的妻子比他只小一岁，却已是五个活着、两个死去的孩子的母亲。现在他不再爱她了，这一层他并不后悔。他后悔的是没有把那件事瞒过妻子。不过，他感觉到自己处境的为难，也替妻子、孩子和自己难过。他要是早知道这件事会让妻子如此伤心，也许会竭力把这罪孽瞒住，不让她知道。这个问题他从没认真考虑过，只模模糊糊地感到妻子早已知道他对她不忠实，不过装作没看见罢了。他甚至认为，她已经年老色衰，失去风姿，毫无魅力，纯粹成了个贤妻良母，理应对他宽宏大量，不计较什么。谁知正好相反。
“唉，真糟糕！啊呀，真糟糕！”奥勃朗斯基一直唉声叹气，一筹莫展。“没出这件事以前，一切都多么如意，我们的日子过得多美！她有了几个孩子，感到心满意足，十分幸福。我也从不干涉她的事，让她随意照顾孩子，料理家务。说真的，糟就糟在那个女人原是我们的家庭教师。真糟糕！勾搭自己家里的家庭教师的确有点儿庸俗，下流。可她是个多么迷人的家庭教师啊！（他清晰地想起了罗兰小姐那双调皮的黑眼睛和她的笑靥。）不过她在我们家的时候，我还没有放肆过。现在最糟糕的是她已经……真像有意跟我过不去似的！啊呀呀！究竟怎么办呢，怎么办呢？”
在生活中遇到各种最复杂、最棘手的问题时，他通常解决的办法就是：过一天算一天，抛弃烦恼忘记愁。他现在也别无他法。但此刻他可不能靠睡眠来忘掉烦恼，至少不到夜里办不到，因此也就不能重温有酒瓶女人唱歌的美梦，只好浑浑噩噩地混日子。
“往后瞧着办吧！”奥勃朗斯基自言自语。他站起来穿上一件蓝绸里子的灰色晨衣，拉起腰带打了个结。他挺起宽阔的胸膛，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照例迈开那双轻灵地支撑着他那肥胖身子的八字脚，精神抖擞地走到窗前，拉开窗帘，使劲摇了摇铃。他的贴身老仆马特维应声而来，手里拿着衣服、靴子和一封电报。理发师手拿理发用具也跟着马特维走进来。
“衙门里有没有来公文？”他接过电报，在镜子前坐下来，问。
“在桌上哪。”马特维回答道。他疑惑而又同情地瞅了老爷一眼，等了不多一会儿，又露出调皮的微笑补了一句，“马车行老板派人来过了。”
奥勃朗斯基什么也没回答，只在镜子里瞧了瞧马特维。从镜子里相遇的目光中可以看出，他们彼此是很了解的。奥勃朗斯基的眼神仿佛在问：“你何必说这话呢？难道你还不明白吗？”
马特维双手插在上装口袋里，伸出一只脚，脸上露出一丝笑意，忠心耿耿地对主人默默看了一眼。
“我叫他下个礼拜天再来，这以前别再来打扰您，来也是白搭。”——这句话他显然是预先想好的。
奥勃朗斯基懂得，马特维想说说笑话，逗人家注意。他拆开电报，看了一遍，猜测着电报里常有的几个译错的字，顿时容光焕发。
“马特维，我妹妹安娜·阿尔卡迪耶夫娜明天就要到了。”他做了个手势，要理发师那只光润的胖手停一下，说道。理发师正在他那又长又鬈的络腮胡子中剃出一条粉红色的纹路来。
“赞美上帝！”马特维回答了一声，表示他像老爷一样懂得她这次来访的重大意义，就是说，安娜·阿尔卡迪耶夫娜，奥勃朗斯基的爱妹来访，也许能使兄嫂言归于好。
“就她一个，还是同姑爷一起来？”马特维接着问。
奥勃朗斯基不好回答，因为理发师正在剃他的上唇，他就竖起一只手指。马特维对着镜子点点头。
“一个人。给她收拾楼上的房间吧？”
“你去报告达丽雅·阿历山德罗夫娜，她会吩咐的。”
“报告达丽雅·阿历山德罗夫娜吗？”马特维疑惑不解地问。
“对，去向她报告。噢，你把电报拿去给她看，她会吩咐的。”
马特维心里明白：“您这是要我去试探一下。”但嘴里却说：“是，老爷。”
当马特维手里拿着电报，穿着咔嚓咔嚓响的长靴慢吞吞地回到房里时，奥勃朗斯基已经梳洗完毕，正要穿衣服。理发师已经走了。
“达丽雅·阿历山德罗夫娜要我向您回禀，她要走了。她说，‘他——就是说您——爱怎么办就怎么办好了。’”马特维眼睛里含着笑意说，接着双手插进口袋里，歪着脑袋打量主人。
奥勃朗斯基不做声。随后他那漂亮的脸上浮起了一丝无可奈何的苦笑。
“呃？马特维！”他摇摇头说。
“不要紧，老爷，会解决的。”马特维说。
“会解决吗？”
“会的，老爷。”
“你这样想吗？谁来了？”奥勃朗斯基听见门外有女人衣服的窸窣声，问道。
“是我，老爷。”回答的是一个女人坚定而愉快的声音。接着老保姆马特廖娜严厉的麻脸从门外探了进来。
“哦，什么事，马特廖娜？”奥勃朗斯基迎着她走到门口，问道。
尽管奥勃朗斯基在妻子面前一无是处，他自己也有这样的感觉，但家里几乎人人都站在他一边，就连达丽雅·阿历山德罗夫娜的心腹，这个老保姆，也不例外。
“什么事啊？”他垂头丧气地问。
“您去一下吧，老爷，再去认个错。也许上帝会赐恩的。她太受罪了，人家瞧着她都觉得可怜。再说家里闹得颠三倒四的，也不是个办法。老爷，您得可怜可怜孩子他们哪。去认个错吧，老爷。有什么办法呢！玩出事情来了……”
“她不肯同我见面呢……”
“您只要尽心尽力就行。上帝是仁慈的，老爷，您一定得祷告上帝，祷告上帝。”
“好的，你去吧。”奥勃朗斯基突然涨红了脸说。“来，让我换衣服！”他对马特维说，随即利索地脱下晨衣。
马特维举着那件洗净熨挺的衬衫，好像举着一具马轭，吹吹上面看不见的灰尘，这才满意地把它套在老爷强壮的身体上。
三
奥勃朗斯基穿好衣服，身上洒了香水，拉齐衬衫袖口，照例把香烟、皮夹子、火柴、系着双重链子带表坠的怀表分别放到几个口袋里，然后又抖了抖手帕。尽管他在家庭生活中遭到了不幸，但觉得自己还是那么清洁健康，浑身芳香，精神抖擞。他微微抖动双腿，走进餐厅。餐厅里已经给他准备好咖啡，咖啡杯旁边摆着信件和公文。
他看了信件。有一封是那个想买他妻子林产的商人写来的，他看了很不愉快。那座树林非卖不可，但现在同妻子还没有言归于好，这件事就根本谈不上。他感到最不愉快的是，这种金钱上的利害关系，竟会牵涉到当前他同妻子的和解问题。一想到他会受这种金钱关系的支配——为了出卖树林而非同妻子讲和不可，他就感到自尊心受到了伤害。
奥勃朗斯基看完信，把公文挪到面前，迅速地翻阅了两件公事，用粗铅笔做了记号，又把公文推开，开始喝咖啡。他一面喝咖啡，一面翻开油墨未干的晨报，看了起来。
奥勃朗斯基订阅的是一张自由主义的报纸——不是极端自由主义，而是多数人赞成的那种自由主义。说实话，他对科学、艺术、政治都不感兴趣，但却始终支持大多数人和他们的报纸对各种问题的观点，而且只有当大多数人改变观点时，他才改变观点，或者说得更确切些，不是他改变了观点，而是观点本身在他头脑里不知不觉地起了变化。
奥勃朗斯基从不选择政治派别和观点，而是这些政治派别和观点自动找上门来，就像他从不选择帽子和上装的式样，在穿着上总是随大流一样。由于进出上流社会，再加上成年人思想活跃，他需要有政治观点，就像需要帽子一样。至于他选中自由派，而不像他周围许多人那样信奉保守派，那并不是因为他觉得自由主义比保守主义更有道理，而是因为自由主义更适合他的生活。自由派说俄国什么事都很糟。不错，奥勃朗斯基负债累累，手头总是很拮据。自由派说，婚姻制度陈旧，必须加以改革。不错，家庭生活确实没有给奥勃朗斯基带来多少乐趣，还违反他的本性，强迫他说谎作假。自由派说——或者更确切些，暗示宗教只是对野蛮人的束缚。不错，奥勃朗斯基即使做一个短礼拜也觉得两腿酸痛。再说，他也无法理解，既然现实生活这样快乐，那又何必用恐怖而玄妙的语言来谈论来世呢？此外，奥勃朗斯基爱开玩笑，喜欢作弄作弄老实人。例如他说，若要夸耀祖宗的话，那就不应限于留利克[6]而把人类的老祖宗——猴子忘掉。就这样，自由主义倾向在奥勃朗斯基身上扎了根，他爱读他订的报纸，就像饭后爱抽一支雪茄，因为读报会使他头脑里腾起一片轻雾。他读了社论，社论里说，现在完全没有必要叫嚣什么激进主义有吞没一切保守分子的危险，叫嚣什么政府必须采取措施镇压革命这一洪水猛兽，恰恰相反，“我们认为，危险不在于凭空捏造的革命这一洪水猛兽，而在于阻碍进步的因循守旧，”等等。他又读了一篇论述财政问题的文章，文中提到边沁和穆勒[7]，并且讽刺了政府某部。凭着天生的机灵，他能识破各种各样的讽刺文章是什么人策划的，针对什么人的，出于什么动机。他觉得这种分析是一种乐趣。可是今天他没有这样的心情，因为想到了马特廖娜的劝告和家里的风波。他还在报上看到，贝斯特伯爵已赴维斯巴登，以及根治白发、出售轻便马车、某青年征婚等广告，不过这些新闻广告并没像往常那样使他觉得有点滑稽。
他看过报纸，喝了两杯咖啡，吃好黄油面包，站起身来，拂掉落在背心上的面包屑，接着挺起胸膛，快乐地微微一笑。这并不是因为心里有什么愉快的事，而纯粹是由良好的消化引起的。
不过，这愉快的微笑立刻又勾起他的心事。他沉思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