姬周家族的来源，根据历史的资料，始于公元前2357年的时代，但我们并不是在研究远古史，姑不具论。现代所要取用的，是从商朝殷纣以后，有关周文王以及武王的兴起，建立了周室王朝约八百年的封建和中途的共和政权，奠定中国文化历史的传统根基，而且为孔子所赞扬为“郁郁乎文哉”的周朝上辈“家世”。它的兴起时代，约在公元前1320年（与此同期，摩西率希伯来人出埃及，登西奈山受十诫，为犹太教的开始）。从公元前1250年以后，希伯来人征服巴勒斯坦故土，腓尼基人开始殖民时代，与周室王朝上辈，历史上的著名贤王“古公亶父”与季历（即周文王之父）活动的年代在先后百余年之间，直到公元前1123年间的周室王朝兴起，这些历史故事都是根据历史资料的记载，但我们只用一小片段来说明重点。
周室是尧、舜时代为人民发展农业最有功的后稷的后代。到了夏朝末代，政治衰败，不重视农业的发展，因此后稷之子不窋失去了公职，就避世避地到了当时所谓文化非常落后的戎、狄之间，就是现代的甘肃弘化县一带。到了不窋的孙子公刘时，他虽然在当时文化落后的地方，仍然重新振兴祖传农业发展的精神，如记载所说：“务耕种，行地宜”，普及到了渭水之南，“取材用（开发农林经济），行者有资，居者有畜积，民赖其庆，百姓怀之，多徙而保归焉。周道之兴自此始，故诗人歌乐思其德。”
再传八九代以后，到了古公亶父手里，也就是殷朝开始没落的前期。他重兴祖先公刘的农业发展政策，所谓“积德行义，国人皆戴之（人民都拥戴他）”。但是，那时西北文化落后的戎、狄少数民族“薰育”，却来侵占攻打他的地盘，“欲得财物”。给了他以后，还不满足，又要再来进攻，“欲得地与民。民皆怒，欲战。”古公曰：
有民立君（有了人民群众，拥立一个君主），将以利之（那是因为这个君主，可以为人民谋福利）。今戎狄所为攻战（现在戎狄想来侵略我们的目的），以我地与民（是因为我们有了土地和人民群众）。民之在我，与其在彼，何异（人民群众在我这里，和在他那里，只要生活得好，那有什么关系呢）？民欲以我故战（现在人民大众，想为了我的关系，愿意战斗），杀人父子而君之，予不忍为（战争是要死人的，为拥护我而战，那是为我而杀了别人的父兄子弟，然后又自做大家的君主，我实在不忍心做这种事）。
因此，古公亶父就悄悄地与近亲私属一群人，学他的远祖不窋一样，避地去了现代的陕西，重新定居在梁山西南的岐山之下。但被原来所有的人民群众知道了，大家就扶老携幼，离开戎狄而追到岐山来，照旧跟着他。而且附近的邻国也久仰古公的仁义贤名，都来归附于他。因此，他只好开始传播文化，改革了戎狄的陋习和旧俗，建设城郭和屋室，划分地区，分配给人民群众来居住。同时又建立官制与职责，形成了一个“国家”的初步规模，所以历史称他是周朝的“太王”。
在这一节所讲的历史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出东西两方历史文化的演变，往往有先后同出一辙的故事。古公亶父的东迁和摩西的出走埃及，都是上古历史上最有意义、最有兴趣的事。但与后世所建立的民族国家的思想，就有很大的区别和不同的理念。这点必须要了解清楚，且待稍后再来研究讨论。现在，再来看一段历史记载：
古公有长子曰太伯，次曰虞仲（仲雍）。太姜生少子季历，季历娶太任，皆贤妇人，生昌（姬昌），有圣瑞。古公曰：“我世当有兴者，其在昌乎！”长子太伯、虞仲，知古公欲立季历以传昌，乃二人亡如荆蛮，文身断发，以让季历。
古公卒，季历立，是为公季。公季修古公遗道，笃于行义，诸侯顺之。公季卒，子昌立，是为西伯（西伯就是后来的周文王）。
“三太”的母仪
古公有贤妃曰“太姜”，即季历等三兄弟之母。太姜有美色，而且性情贞静柔顺，并且极有智慧。教导诸子至于成人，从来没有过失。古公谋事，必与太姜互相商量。随便古公要迁徙到什么地方，她都不辞劳怨，顺从追随。
季历继位，又娶有贤妃曰“太任”，史称其端庄诚一，德行无缺失。及有身孕，即自开始胎教，所谓“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淫声，口不出傲言”，因此而生文王。
文王又有贤妃，曰“太姒”。《史记·周本纪》说：“武王同母兄弟十人，母曰太姒，文王正妃也。”《列女传》称其“生十男，亲自教诲。自少及长，未尝见邪僻之事。文王继而教之，卒成武王、周公之德。”周室由古公亶父到季历、文王三代，都有贤妃良母，助兴周室。所以能形成姬周王室七八百年的宗室王朝，都是由其上辈“齐家、治国”的德育教化而来，并非偶然徒然地提三尺剑，一战功成而得的天下。因此，后世尊称别人的妻子叫“太太”，便是从周室有三位“太”字辈贤妻良母，母仪可风的典故而来，并非是随随便便的口头语。
太伯推位让国的遗风
如要了解“齐家、治国”之道，兄弟之间“推位让国”的遗风余德，便须再看九百多年以后《史记》所载《吴太伯世家》的历史故事。
太伯和其弟仲雍两人，为了孝顺父亲古公亶父想立小弟季历为王的意愿，他两兄弟就出奔到当时所谓没有文化、落后地区的荆蛮（就是现在的江苏无锡、苏州一带），断发文身，表示自甘隐遁没有用处，因此自号“句吴”（就是后来周武王分封为吴国的开始）。太伯卒，无子。弟仲雍立，兄弟先后相继五世。周武王克殷，求太伯、仲雍之后，封为诸侯。
到了春秋时期，就有吴王寿梦崛起。寿梦生有四子，“长曰诸樊，次曰余祭，次曰余昧，次曰季札。季札贤，寿梦欲立之，季札让不可，于是乃立长子诸樊，摄行事当国”。大哥诸樊在除了父王寿梦的丧服以后，就要照父亲的遗愿，让位季札。季札又极力辞谢，并且“弃其室而耕（自愿下乡种田务农，做个平民）”。因此，大哥诸樊死后，就由其二弟余祭继位，他们兄弟的用意，仍然希望最后由季札来即位。余祭过后，就由其三弟余昧继位。
余昧卒，大家仍要依照父兄的遗愿，要授位给小弟季札。季札推辞不掉，就躲开逃走了。季札在吴国的封地是延陵，因此后人便称他为“延陵季子”。因为季札的逃避王位，吴人不得已，才立余昧的儿子僚为吴王。历史上有名的专诸刺僚王的故事，就发生在这个阶段。这已是周室政权衰微没落，到了所谓春秋末期的时代了。
但季札在他二哥余祭当政的时候，曾经奉命出使去鲁国，因此顺路“请观周乐”，这也是历史文化上有名的故事。其实，是季札对周代以来文化历史演变的论评，极其精彩。
周末第一文化大使———季札
可是更精彩的，是季札顺道访问齐、郑、卫、晋等诸侯国，对于当时四国的名相、大政治家，都有精辟的建议和劝告，那些大智慧的名言，影响当时和后世，都很重要，因此要特别附带介绍。
季札去鲁，遂使齐。说晏（婴）平仲曰：“子速纳邑与政（你快点把封邑和政权交出去）。无邑无政，乃免于难（你既然没有分封的采邑财产，又没有政权在手，就可以免了杀身之祸了）。齐国之政将有所归，未得所归，难未息也（齐国的政权，看来将要另会归属他家了。如果还没有得到另一归属，恐怕争夺政权的灾难，很难得到平息哩）。”故晏子因陈桓子以纳政与邑，是以免于栾高之难。
去齐，使于郑，见子产（郑国的贤相），如旧交（一见如故）。谓子产曰：“郑之执政侈（太夸张自负了）。难将至矣，政必及子（恐怕马上会有政变，最后一定会要你出来执政）。子为政，慎以礼（你如当政，应该谨慎小心，注重文化道德的教化）。不然，郑国将败（如果不这样做，郑国恐怕就会垮）。”
子产听了季子的忠告，果然成为当时郑国救亡图存的贤相。
去郑，适卫。说蘧瑗（伯玉）、史狗、史鱼、公子荆、公叔发、公子朝曰：“卫多君子，未有患也。”
自卫如晋，将舍于宿（地名，河北濮阳县北部）。闻钟声，曰：“异哉！吾闻之，辩而不德（口头理论很多，实际政治道德太差），必加于戮（恐怕难免于残杀）。夫子（指晋臣孙文子）获罪于君以在此，惧犹不足，而又可以畔乎（他孙先生既然已得罪了晋侯，所以避祸到这里，恐惧反省还来不及，岂可以另有图谋，要想反叛吗）？夫子之在此，犹燕之巢于幕也。君在殡，而可以乐乎（他孙先生避难到这里，好像燕子筑巢在布幔上，是很危险脆弱的。况且晋君新亡，还未出殡，怎么可以敲钟打鼓来作乐呢）！”遂去之（因此，季子就不去晋国了）。文子闻之，终身不听琴瑟（孙文子从旁人那里听到季札对自己的评语，在他的后半生就始终不听音乐，表示惭愧和忏悔）。
适晋，说赵文子、韩宣子、魏献子曰：“晋国其萃于三家乎（后来果如其言，韩、魏、赵三家分晋）！”将去，谓叔向曰：“吾子勉之（你要特别小心啊），君（晋侯）侈（太昏庸自负），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将在三家（而且这许多的当权大臣都很富有实力。很快，晋国的政权就要归到三家的手里了）。吾子直，必思自免于难（你老兄是个忠直的人，必须预先做好准备，不要在这场政变灾难中做无谓的牺牲了）。”
不但如此，季子在出使回吴的途中，再经过徐国，还留下一段“挂剑徐君墓树”的千古佳话。《史记》：
季札之初使，北过徐君。徐君好季札剑，口弗敢言。季札心知之，为使上国，未献。还至徐，徐君已死，于是乃解其宝剑，系之徐君冢树而去。从者曰：“徐君已死，尚谁予乎？”季子曰：“不然，始吾心已许之，岂以死倍吾心哉！”
这就是季札的高尚情操，不因为朋友的死生变故而自负初衷的心愿。对朋友的心知而不负心，更何况是对君臣父子兄弟之间。人生学问修养到此境界，算不算得上是一个真、善、美的完人呢？
有关吴太伯和季札推位让国的结论，太史公司马迁写了第一篇《吴太伯世家》，评语如下：
孔子言：“太伯可谓至德矣（吴太伯的德行，可说是高尚到了极点）！三以天下让（他一生三次把现成可以统治天下的权位推让出去），民无得而称焉（实在使人们欲赞无辞）！”余读春秋古文，乃知中国之虞，与荆蛮、句吴兄弟也。延陵季子之仁心（至于延陵季子的仁义之心），慕义无穷（使人无限地敬仰钦佩）。见微而知清浊（尤其对事理的观察，透彻微末，由某一点上就可分别清浊好坏）。呜呼！又何其闳览博物君子也（何以他能有如此的远见？因为他是一个深通人情物理，有真学问的君子啊）。
另外，我们还可以从季札的生存时期，了知“乱世多贤”的历史事实。正当这个“春秋”末期的半个世纪之间，圣如孔子，以及孔门的诸多弟子，乃至晏子、子产、蘧伯玉、延陵季子等辈诸大贤哲，都出生在这个时期，只是“贤者不在其位”，“能者不当其职”，但在文化史上，他们却留下不朽的立言功业，以及千古的流风余事，影响了中国后世两千年来的文化思想。
另外，在这个时期，可称为第二个成功的而非职业性的外交大使，那便是子贡为救鲁国的国难，出使吴、越、晋之间的纵横外交。子贡和季札，应该都算是中国外交史上最成功的两种榜样。后来的苏秦、张仪，并不足以和季札、子贡二人相提并论了。
孝、弟、慈的道理
我们为了深入研究《大学》所谓“治国必齐其家”的道理，先曾花了不少时间引用《周本纪》及《吴太伯世家》的相关资料，说明《大学》所讲“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的内涵。这也正是孔子“祖述尧舜”的公天下时期，以及从夏、商、周的家天下以后，治国必齐其家的主旨所在。现在我们采用历史事实来做引申说明，比较确切。然后便顺理成章可以了解它的后文，所谓“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长也。慈者，所以使众也”的道理。
有关这一篇孝、弟、慈三者的事实说明，我们只要先看周室初期太伯、仲雍两兄弟，为了要真实做到“推位让国”，就不惜舍弃个人对父母的孝养，离家出走，逃隐荆蛮，断发文身，以示无用。正如古人所说“移孝作忠”的事君之道。从私来讲，古公亶父是太伯、仲雍的父亲，他们父母子女之间，并无彼此失德不和之处。只是古公亶父正位居国君，从“天下为公”来说，太伯、仲雍兄弟虽然身为人子，但身居臣位。他们既然明白了为父为君的明智意向，既不能避世，就只有避地、避人一个方法，才可以解脱“宗法社会”君臣父子之间的矛盾烦恼。所谓“知进退存亡之机，而不失其正者”，才能“知止而后有定”，然后做到“孝者，所以事君也”的实效。唐宋以后的儒家们，特别提出“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的论调，也许不完全是从这个观点出发，或者是把孝与忠的定义只范围在一种小忠、小孝的个人人格圈圈以内！
同样，由前面所引用太伯、仲雍兄弟的故事，以及延陵季子的再三推让，逃避三位哥哥依次要传位给他的行为，便可说明“弟者，所以事长也”的道理。至于“慈者，所以使众也”的要点，我们只要真实理解古公亶父避居岐山以前所说的话“有民立君，将以利之”，以及“民之在我，与其在彼，何异？民欲以我故战，杀人父子而君之，予不忍为”，便知其中的道理。正如《大学》接着引用《康诰》所说“如保赤子”，并说明“心诚求之，虽不中，不远矣。未有学养子而后嫁者也”。不过，讲到本文最后一句，我不免也要对曾子幽默一声说，曾子真是落后的古人。他没有看到二千余年以后的现在，和将来的时代，大多数都是“先学养子而后嫁”的呢！甚至还有专门教导未嫁而先养子的教育法。希望曾子再也不要叹息今不如古才好！
推位让国与统一江山
我们讲到《大学》“治国先齐其家”一节，都有引用孔子再三推崇尧舜和周文王祖先的话。在有意无意之间，更是赞叹周文王的大伯父吴太伯和二伯父仲雍几个人的“推位让国”的伟大行为。因此引用史实，说明这是很了不起的千古典型。
但是，孔子的本意，是不是要后世的人都要效法吴太伯兄弟一样，一定要推位让国才算是真君子呢？可以说，不论孔子和他的弟子们，都没有明确地说出来。只是赞叹敬佩，“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而已。
推位让国，是中国上古“公天下”或“家天下”的历史中，所表现出帝王体制时代的真民主，也是政治道德的最高品德。如果“高推圣境”，这是要求它在三代以上的政治情操，并不必过分强调在三代以后的作为。周秦以后，如果都须依照古公亶父的“避地”，或是吴太伯、季札等先贤的“遁世无闷”，那么，秦汉两代，早应归顺于匈奴；隋唐初期，亦应早让给突厥或胡人。魏晋南北朝时期“五胡乱华”的纷争，难道是无理取闹的局面吗？至于五代以后的宋朝和辽、金、元，以及明朝以后的“满汉”明辨，都变成是多余的纷扰啰？
其实，推位让国的最高理则，并非如此。它的主旨，只是局限在“齐家”范围的“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礼让行为，并非是对领导有国者的大君主，或大领导统治者的要求。我们只要冷静读一读历史，从秦汉以后直到明清，几乎所有“家天下”的帝王家庭，父子之间、兄弟之间、夫妻之间，都为了争夺权位而互相残杀，甚至因此而亡国亡家的，岂可胜数！
到了现代，这种推位让国的精神和真修养，倘使用在真正民主政治和真正民选的政治团体，或是大企业集团的大老板们，倒是成为至高无上的个人为政品德了！
如果是一统大国的领导理念，那么，又须另行参读司马迁论说唐尧、虞舜三代以上的王道德治，和秦汉以后的一统江山，都不是草草匆匆、随随便便的事。实在值得一读，并且须要慎思明辨，就大有助益之处。如云：
昔虞、夏之兴，积善累功数十年，德洽百姓，摄行政事，考之于天，然后在位。汤、武之王，乃由契、后稷修仁行义十余世，不期而会孟津八百诸侯，犹以为未可，其后乃放弑。
秦起襄公，章于文、缪、献、孝之后，稍以蚕食六国，百有余载，至始皇乃能并冠带之伦。以德若彼。用力如此。盖一统若斯之难也。
前面说到唐虞传天下之难（人），再说到秦“盖之一统天下，若斯之难也“（事）。但刘邦之天下，自认马上得之，但未必能马上治之。所以上古之时，用“道”、“德”来理天下，战国以后，历代帝王以“霸”和“术”来治天下或争天下。所谓“霸”就是武力和权威，而“术”就是方法、手段。如果以“明明德”、“亲民”为出发点，那就可以成为历史上的“明君”了，正如西方马丁·路德所说的，“不择手段，以达到最高道德目的”。但说起来简单，古往今来，做到的又有几人呢？所以玩弄手段、自欺欺人毕竟是很危险的。
刘邦以一无赖子得天下，长期的楚汉相争，称帝时已快六十岁，到了暮气沉沉的时候，加之不学无术，也就没什么作为了。但是刘家出了两个不错的子孙———文、景二帝，他们从小所处的环境及所受的教育，使他们变成了一代守成之主，为汉朝厚植了国力基础。所以才有武帝的崛起，用了两代的积蓄屡伐匈奴，一洗汉朝六十年来的屈辱外交；并解决秦汉以来的边疆问题，灭南越，伐朝鲜，奠定了中国初期的版图。这就是历史上造成所谓“汉唐盛世”之一的汉孝武帝刘彻。
武帝本身是一个既迷信而又任性的人，关于迷信的部分，司马迁在《孝武本纪》中一开始就说：“尤好鬼神之祀”，接下来用了大半的文字，叙说武帝的求仙等等，所以文遗山才有“神仙不到秋风客”之句了。其余如尊儒术、通西域、征大宛等，无一不是自大任性所造成的。惟因如此，才有汉朝的盛世；也因如此，才种下了西汉没落的初因。真正谈历史的人，还必须深入研究，自有启发之处，这才真正是《大学》一书最好的旁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