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子著《大学》，秉承孔子遗教，从夏、商、周以后，以“宗法社会”的“家天下”为主，由“治国必齐其家”为中心，特别引用周室王朝时代《康诰》中“如保赤子”的一句，作为执政治国者的目标和信条，告诫执政者的内明存心，必须对于全国的人民确切具有“如保赤子”的仁慈之念，不可徒有口号而自欺欺人。但是历来秉国执政的领导人，或者被才能和德性所限，或是被当时的社会环境条件所牵掣，是否具有这种存心，甚至是心有余而力不足，都是势所难免的事。因此曾子便提出“心诚求之，虽不中，不远矣！未有学养子而后嫁者”的名言，作为勉励之辞。
自知与知人
然后他便提出作为秉国执政者，或是身负任何社会团体的主管，以及身任地方政府的领导者，必须要有“知人之智”、“自知之明”的道德原则。而且这个大原则，并没有时代的局限性，更不因任何政治主义，或是唯物、唯心等思想逻辑，乃至人治或法治的治理方法，以及帝王政体、民主政体等理念而别有异同。这就是《大学》所谓“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一人贪戾，一国作乱。其机如此。此谓一言偾事，一人定国”的道理。
假如我们用曾子所说这几句名言作历史论文的题目，就只以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立论，几乎可以分别开来，各写一部一两百万言的专著或小说。
现在我们姑且简单从秦汉以后说起。汉朝自汉文帝倡导节俭，一二十年之间，就使社会富有丰裕，从此使人民得以休养生息，成为历史上所推崇的文景时代。因此，到了汉武帝手里，才能发挥汉室雄威，开疆辟土。
接着，由汉宣帝的以儒、道、法并用，整顿吏治，实行他刘家天下的王道和霸道并存理想，才形成了汉室前期的大汉规模。
到了汉元帝以后，就开始根植了王莽一流的儒生政治风气，所谓：“一人贪戾，一国作乱”，“一言偾事”，“其机如此”。
在中国两千年左右的历史上，比较值得称道，能够做到齐家治国的榜样，以我个人肤浅的认定，大概只有东汉中兴之主的光武帝刘秀一人。他本身虽然来自田间，但也是从儒学出身，对于《诗经》的文化教育更有心得。至于他的文章简练，虽然只有短短几篇诏书，便足以启发东汉以后汉文的先声。
东汉末期，魏、蜀、吴三国分立，但是曹操父子富于哲学性的文学才华，开启了建安七子的文采风流，影响后世很大。曹孟德的称王称帝事功，哪里比得上他在中国文坛上的千秋价值呢！因此而有魏晋初期老、庄、易学“三玄”的兴起。青年士子，如王弼的注《老子》，郭象注《庄子》，好坏不说，但不能不说都是受曹家父子深富哲学性的文学影响而来。
再说，历史上的“以孝道治天下”的宣传口号，很奇怪，恰恰是历史政治最糟糕一代的晋朝的高调。
至于南北朝时代的宋、齐、梁、陈，乃至初唐之际的文学，柔靡婉丽，就像南北朝的历史形态一样，犹如“东风无力百花残”的败局，实在凌乱不堪。然而，它的风流潇洒风气，却影响了唐朝开国一代名王李世民。
中国的历史，我们过去最值得称道的，就是汉唐。但是李唐建国，为什么一开始就能有它的独特风格呢？那不得不归功于唐太宗李世民一人。所谓唐诗、书法，甚至唐朝初期一代才子形成的政治风气，也都是受唐太宗的影响而来。从中国的书法来讲，初唐时期的虞世南，甚至稍后的颜真卿、柳公权、裴休等人，都超不过李世民本人的韵味。何况他的诗及文章，也是南朝六代以来的第一人。因此才有唐代的文学照耀古今。这就是“上有好者，下必甚焉”的结果。同时，因为他喜好哲学，钻研佛理，才使中国的禅宗在盛唐以后崛起，影响了日本，而且普及到东南亚各国。直到现在仍为世人所揣摩猜测，摸不着边际，正如雪窦禅师所谓：
潦倒云门泛铁船 江南江北竞头看
可怜多少垂钩者 随例茫茫失钓竿
唐末五代之乱的后期，就出现了“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的赵宋王朝。但很遗憾，就是开国之初的宋太祖赵匡胤和宋太宗赵匡义两兄弟，却是爱好文事的军人兼学者的人物。尤其是宋太宗赵匡义更为特出，在他带兵作战的一二十年间，虽在马上行军，还是手不释卷、读书不倦，因此而养成“守文弱主”的格局。致使南北宋赵家三百年的中国天下，始终是和辽、金、元并存共治。等于在历史上，重新出现一个南北朝的时代，并不能算是真正的江山一统，故无法与汉唐两代并美争辉。
可是在南北宋三百年间的朝廷政府，重视文人学者，礼遇宰相，尊重儒林、道学的风气超越古今。因此而有“五大儒”，如周濂溪、张横渠、程颐、程颢乃至朱熹等人的出现，形成宋儒特有的“理学”，与佛、道两家互争胜场。然而始终难免三百年来，赵家所有的职业皇帝，照例都是“守文弱主”的遗风，造成年年纳贡、岁岁捐输北国的奇耻大辱。这可不能误解是“一家让，一国兴让”的明训。宋儒们虽然拼命讲《大学》、《中庸》，实在都没有教导养成“一人定国”的历史成果，应该是难免愧对先圣先贤吧！
接着而来，便是蒙古族所建立的元朝，统治了中国将近百年的局面。当时蒙古族缺乏文化，特别信奉边疆少数民族所崇拜的喇嘛教，因此使元朝八十年间的政治，完全是与喇嘛和番、胡人等共治中国，使唐宋以来的儒、佛、道三家文化的基础，几乎完全为之伤残殆尽，黯然失色。
出使西藏的禅宗大师
好在很快也就出了一个和尚皇帝朱元璋，推翻了元朝的政权，使蒙古族归还本位，返回他们的草原大自然之中。朱元璋曾经为了生活无着而做过和尚，因此他对宗教，尤其是佛教，到底不太外行。所以在他建立明朝，登位做皇帝的初期，对于东南亚信仰佛教等地区，以及西藏只派了一个禅宗大师的和尚出使“番邦”，协调西藏，就此便使西陲相安无事，甘心臣服。永乐帝继位，用老办法，敕封哈立麻喇嘛为“大宝法王”，也就相安无事了。有关西藏现存密教中的“大手印”与“大圆满”等法门，都与宋、元、明时期输进禅宗佛法息息相关不可或分。不过，这个奥秘实在“只可和智者道，难与愚痴者言”。佛曰：“不可说！不可说！”其然乎？其不然乎！有问：明初朱元璋所派安抚西番的和尚大使是谁？在历史上并没有明确记载，请顺便一讲。
答：中国过去的历史，都是自称为儒家的大学者所编纂。他们都是戴上有色眼镜，凡是碰到佛道两家或不懂的事，就毫不客气地删除。孟子曰：“尽信书，则不如无书”，正为此故。
明初在洪武三四年之间，朱元璋特别请托金陵（南京）天界寺觉源慧昙禅师出使安抚西藏。禅师原籍浙江台州人，俗姓杨，十六岁出家为僧，在杭州中天竺寺笑隐大欣和尚处参禅悟道。悟后便说：“只为分明极，翻令所得迟。”笑隐问道：“汝见何道理？”他便展开两手说：“不值半文钱。”他在西藏期间极受尊重，后来便圆寂（死）于西藏。朱元璋很难过，请宗泐禅师等收奉慧昙禅师留在天界寺中的衣钵，建塔在雨花台的左边以表崇敬。宗泐禅师，也是朱皇帝所最钦敬的和尚禅师之一，曾经要他还俗做官，禅师不肯。后来因为涉及宰相胡惟庸一案，被朱元璋贬遣到他的故乡凤阳修建佛寺三年。可是朱皇帝有了疑问就很想他，因此有诗送他说：“泐翁去此问谁禅，朝夕常思在目前。”又召他回转南京，再住天界寺。
朱元璋和永乐以后，明朝三百年的天下，所有朱家后代的职业皇帝，几乎没有一个像样的人君。而且大多都如祖宗朱皇帝一样，内在有极恐惧的自卑感，因此轻视儒生、侮辱臣僚，使有明一代三百年来的政权，操纵在那些不男不女的太监手里。正如《大学》所说：“一人贪戾，一国作乱”，极其可悲。我有时读《宋史》的感受，大有如北宋初期名相晏殊的词句“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的味道。当我读《明史》的感受就完全不同，好像是“乱石崩云，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的味道。赵宋和朱明两家的天下，同有三百年的执政时期，收场几乎都很可悲。当李闯王进到北京，看到崇祯吊死煤山，很感叹地说：“君非亡国之君，而臣皆亡国之臣也。”但也有人说，这是崇祯在临死前的自语。不论此话是谁讲的，实在不是公平的论断，只是推过于人的遁辞而已！朱明一代的王朝，虽没有一个出色的人君，可是却是江山一统的中国。至于赵宋一代，尤其在北宋初期，在文事政治方面，君臣都有可观可法之处，只不过仅是半统山河的局面，比之明朝不免大有逊色。
明朝后期，满族兴起于东北。这个时期，以现在惯用公元来计算，已是十六世纪后期到十七世纪的中期阶段。如果不谈三百年前“反清复明”的民族意识，但从大中华文化的华夏文明来讲，正如民国初年开始，早已了解汉、满、蒙、回、藏，乃至许多的少数民族等，在五千年前由黄帝轩辕前后时期，寻根究底原本算是一家。
不过，在十六世纪时期，满族在东北仍属少数民族的一系。但满族在东北建国的初期，虽然是“草昧初创”、“利建侯”的阶段，而在有形无形之中，也早已吸收中原的文化，只是水平不高，还在学习适应的阶段而已。
到了明朝垂危的最后时期，正好碰上吴三桂妄想利用满族武力反击李闯王，才使皇太极的孤儿寡妇率领十来万八旗子弟，俨然像煞正义之师，轻轻易易进入山海关坐取北京，从此便统治了上亿人口的中国又将近三百年的天下。这个历史镜头，使人想起唐人的诗句，真是“尘土十分归举子，乾坤大半属偷儿”的写照。如果用《史记》的笔法，便可说：“虽曰人事，岂非天命哉！”奇怪的是“时无英雄，徒使孺子成名”而已！
因此而使明末遗老们不甘心满族少数民族的统治，高呼“华夷之辨”、“满汉之分”，倡导民族主义，始终与清朝两百余年来的政权，或明或暗反抗斗争到底。直到孙中山先生崛起鼓吹革命，奔走海内外，终于赢得了辛亥革命的成功，才推翻了清朝最后政权，然后提倡“五族共和”，重新建立大中华民族的故国。
其实，初期满族的入主中国，实在是“乘时而兴”、机会给予的时代幸运，并非是满族的文治武功另有特别高明之处。至于后来所谓的“八旗雄风”，甚至被人们最痛恨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劣迹，都还不是依史论史的关键所在。
从清朝得到的历史教训
我们如果要认真吸收历史的教训和经验，“鉴往而知来”：
一、应该要切实明白中国两三千年的内忧外患，重点都是起于边疆的边政、边防问题。以中国的地理立论，由西到东，所谓满、蒙、西域、番藏等问题，在历史的时间、空间上，一直存在三千多年，直到现在。其中包括文化问题、民族问题、宗教问题。至于由北到南，在海疆问题的海防上，也是极其重要，但须另作专论。元朝的蒙古族和明末的清兵入关，都是中国三千多年来的历史。在治理边疆问题上的败笔，希望后之来者再也不要重蹈覆辙。
二、有关清兵入关的战略问题，实在是过去历史上的创格。如果真要研究满族在关外东北崛起的初期，就是满族对蒙古各旗的征服，的确并不简单。到了入关之后，若说满族是用武力统一中国，那是根本文不对题。清朝的统一中国，所用武力完全是一种代理战争的战略，八旗兵力只是作为指挥监督的作用而已。明白地说，清朝是利用蒙古兵和汉族人本身来作代理战争，他自坐观其成，唾手而得地统一了中国。如洪承畴和吴三桂、尚可喜、耿精忠等“三藩”，都是汉人汉兵，正如后人在崖山的吊古诗所谓“镌功巨石张洪范，不是胡儿是汉儿”，同出一辙。
三、清兵入关前后，他们的领导上层，初期所吸收的文化，是受《三国演义》和老子《道德经》的影响最大，并未认真接受儒家的思想（《三国演义》这部小说，在日本如丰臣秀吉、德川家康等幕府，也都受它影响最大，罗贯中先生真亦足以千秋矣）。可是入关之后，由顺治开始，到康熙、雍正、乾隆三四代一百多年之间，都是受佛学禅宗、律宗的影响。这也是中国文化史上的奇迹，但却为一般历史学者所忽略、轻视过去了。如果用严格的比喻来说，大家都知道，西汉的“文景之治”是重用黄（帝）、老（子）的道家文化思想。后世称它是“内用黄老”、“外示儒术”。那么，清朝在康、雍、乾三代，是“内用禅佛”、“外示儒家”。这是绝对正确的事实，如假包换。只可惜后世一般人对禅佛之学太过生疏，反而不能学以贯通，自被成见所瞒了。
假定你能明白前面所讲的要点，你就可以了解在清朝初期一百多年，甚至后来的百余年，并没有像汉、唐、明朝各代，有所谓历史上最头痛的外戚、女祸、宦官、藩镇等祸国殃民的大乱出现，这岂是偶然的幸运吗？当然不能以清朝最后末代的慈禧、李莲英，或者拿过去历来的“反清复明”，有意尽量描黑的“清朝宫闱内幕”等小说来讲，那就没有什么话好说了。
而且最重要的，我们只要反证历史，由汉唐以来的中国，所谓幅员之广、版图之大，收内外蒙古、西域新疆等于一统山河，全形如秋海棠叶的中国地图，便是这个时期的杰作。这总可算是功高一等，超越历代吧！同时，由康熙开始，亦收亦放、似紧又松地漫天散布法网，留给雍正即位再来收紧网罗，整顿吏治、财政，奠定乾隆以来将近百年的承平岁月，使全国上下的百姓和知识分子，都醉心在文章华丽、词赋风流、功名境界之中。因此而有乾、嘉时代的青年士子们所谓“不做无聊之事，何以遣此有涯之生”的幽默话。乾隆也志得意满地自作御制春联“乾坤春浩荡，文治日光华”的高调，似乎也不是大吹牛皮，过分夸大。只是他却忘了能做到这样的成果，都是受之于父祖的余荫而来，并非完全是他一手所造成的大功德。但是历史和人生毕竟超越不过因果的定律，两百多年后的满族，仍然是由孤儿寡妇挟着皮包，坐上马车，黯然出关而去。可怜的只是末代皇帝溥仪，不过他的故事现代大家都知道，就不必画蛇添足了！
接着而来，我们如果讲现代史，那就比研究“二十五史”更为麻烦。现代史必须要从清朝乾嘉时期开始追溯前因。同时又须和西洋的文化史搭配起来研究，由十五世纪以后西方文明的演变，以及十七世纪以来西方文化的航海、工商、科技、政治、经济等等的革命性文明，如何逐渐影响东方和中国。直到现在，东西文化虽还未完全融化结合为一体，但已有整合全体人类文化的趋势，以便迎接未来太空文明的到临。古人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为学为政，切不可目光如豆，掉以轻心，只当这些是狂妄幻想的妄语而已！
问：但是，我们现在为了讲《大学》的“治国必齐其家”一节，而且只在研究“一家仁，一家让”的影响，和“一人贪戾，一国作乱”、“一言偾事，一人定国”的小段，为什么却乱七八糟地引出历史来“讲古”，又没有把历史的真实经过和每一小段话一一对证说明呢？
答：实在是为了时间和精力的有限，只能提纲挈领地说一点能够作为启发性的作用。至于“闻一而知二三”，可以自启“虑而后能得”的效果，那就全在诸君的慧力了！至于说为什么过去“家天下”的帝王体制时代，大讲其“治国必先齐家”的道理，忽然使我想起在隋末的时候，当李世民规劝、怂恿他父亲李渊起义造反，李渊最后被时势所迫，不得已地对儿子李世民说：“吾一夕思汝言，亦大有理。今日，破家亡躯亦由汝，化家为国亦由汝矣！”由于李世民的建议，才有李唐一代三百余年的天下。这是“一言偾事，一人定国”的样板，也是“一人贪戾，一国作乱”的反面对照。至于李唐家族有关“治国齐家”的功过得失，其中因果姑且置而不说，以后可以专论。
其实，不管是封建的帝王时代或开明的民主时代，不论是为治国、为家族或社团，即如任何一个人，要立志做工商业或其他的事业，也随时可能会有“破家亡躯”的危险，同时也有“化小家庭而利邦国”的可能。所以对于“一人贪戾，一国作乱”，以及“一言偾事，一人定国”的原则修养，就不能不深加体会。“贪戾”一句，是一个人心志发展的“行为”的阴暗面，“贪”字所包括的心理、行为作用，大小、明暗的无所不有，一时阐述不完，将来或专讲“心性”、“内明”之学时再说。“偾事”一句，是指人在言语上最需谨慎的关键。在这里必须要作补充的说明，因为这两样心行，在历史上及现实人生的经历上事例太多，希望大家有所会心，便可明白“知止而后有定”的功用对于自反自省的重要，便会后福无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