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理和私情
万章问曰：“象日以杀舜为事，立为天子，则放之，何也？”
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焉。”
万章曰：“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杀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诛不仁也。象至不仁，封之有庳。有庳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则诛之，在弟则封之。”
曰：“仁人之于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亲爱之而已矣。亲之，欲其贵也；爱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庳，富贵之也。身为天子，弟为匹夫，可谓亲爱之乎？”
“敢问‘或曰放’者，何谓也？”
曰：“象不得有为于其国，天子使吏治其国，而纳其贡税焉，故谓之放。岂得暴彼民哉？虽然，欲常常而见之，故源源而来。‘不及贡，以政接于有庳’，此之谓也。”
万章有一天问：那个象天天以杀掉哥哥舜为他的“专职”，后来舜当了皇帝，却把象放逐了，这又是什么道理？
我们的看法也是如此。如果说因为他是自己的弟弟，这就是私情；前面孟子说了那么多公谊和私情的道理，那么，一个圣人就不应该以私情而害公谊了。万章这里发问的动机，也就是基于这个观点。
孟子说：这个情形不是纯粹的放逐，是封弟弟。只是一般人，把舜的意思弄错了，而说成了舜放逐弟弟，认为他对弟弟还有怨恨。
这个孟子的学生万章，大概是李觏一流的人物，对于历史实在怀疑，于是提出来论辩。他又提出共工、驩兜、三苗、鲧四个人来，他们都是尧、舜时期的大坏蛋，是四个团体的领袖。尧在位八十年，没有惩治他们，等到舜接位的时候，下命令说是奉尧之命，把他们充军的充军，放逐的放逐，杀的杀，处理了这四个坏人，全天下的人，没有不表示佩服的。
可是舜的弟弟象，也是一个大坏蛋，反而封给他“有庳”——在现在山东东南海边一带，把这一个地方，划为特区，让他去那里生活。难道有庳这个地方的人有什么罪吗？为什么让这样一个坏蛋去那里残害他们呢？你说舜是仁慈的人，一个仁慈的人应该这样做吗？
这就等于现代报纸上报道的新闻，议员每在会中质询政府，把犯了错误、品行不良的警察，调到乡下去，难道乡下的老百姓有错吗？为什么要让不良的警察去管理他们呢？这是同样的情形。再说，“共工”等四个坏蛋，因为是外人，舜就杀的杀，放逐的放逐；他自己的弟弟那么坏，他反而封他一块地方，这样做对吗？
孟子对于这一事实似乎先不作正面的答复，而来一套理论说：一个仁慈的人，对于自己的弟弟，是“亲爱之”，用现在的话直截了当地说，人不能绝对没有私心，且相当的保留有私心。对自己的弟弟气极了，发过一顿脾气，事后也就算了，不会永远放在心里有怨恨的。
我们这里可以看出，所谓大公无私，是有个限度的。中国文化中的杨朱，是主张个人主义，主张自私的，所谓“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拔我一根毫毛去贡献社会，绝对不干。但是，你的毫毛我也不会动一根。假如人人都是这种思想，各为自己的自由，各取自己的权利，也就天下太平了。相反的，墨子主张“摩顶放踵而利天下”，从头发到脚底，只要对天下、国家、社会、他人有利益的，都全部贡献出去。如果人人都能做到这样，也就天下太平了。
这两种是绝对不同的思想，杨朱等于小乘罗汉，墨子等于大乘菩萨，孔孟的儒家思想，处在大乘与小乘之间，可大亦可小。儒家始终认为，杨、墨两方面都走不通的，因为没有绝对的大公或大私。例如现在我们这大楼讲堂，天气热开放冷气，大家都舒服；可是楼梯口的人，就享受不到了，于是就把堂门打开，让他们也分享。可是隔壁的人也热啊，就把这个圈圈放大，即便放大到太空，还有外太空，也做不到绝对大公。
反过来再说自私，私也是有限度的，杨朱说，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可是假如医生说，如果你这只手不锯掉，就会死亡，那么你还是会赶快让医生把这只手锯掉的；可见另外还有一个我，比身体还更重要。假如医生对一个人说，你的思想需要立刻停止，不停止要死掉，那么这人一定会自己想办法，停止思想，因为怕死。不过死了以后还有一个问题，因为现在我们人活着没有死，怎么晓得死后还有没有我？那一个真正的我，仍然没有找到。
因此，儒家的思想是，人要保持适当程度的自私，然后实行大公，绝对无私是做不到的。
孟子这里对万章所说的话，虽然不是明白说出来，他的含义是，圣人尽管是圣人，难道圣人连点亲情都没有吗？没有亲情的人，也就不能叫做圣人了。他说，舜自己作了皇帝，而让亲弟弟在那里当一个普通老百姓，甚至吃饭都成问题，这就不叫作亲情吧！人总难免会带一点亲情啰。
孟子这番话，也是合情理的，万章听听，也马马虎虎放过去了。倘使孟子是学生，万章是老师的话，他一定会在孟子这份卷子上批“差强人意”四个字，给他六十二分吧！
可是万章又问：“‘或曰放’者，何谓也”，有的记载说，舜是放逐了他的弟弟象，这又是怎么一个说法呢？古代对于这个“放”字，是很严重看待的。
孟子的解释，只能说是孟子的解释，因为除此之外，在别处尚未见到过这样的记载。孟子说：所以会有“放”字的记载，是因为知道他这位弟弟，不够资格作一个小国的领袖，不能作为地方首长，所以另外派了一个人，等于现代的副市长，或秘书长之类的人，去掌握实权，推行地方行政，管理财政税收。所以历史上记载了这个“放”字，因为舜是圣人，虽然是维护弟弟，可也是教育弟弟，绝不能糊弄老百姓。他爱弟弟，也爱老百姓，所以把弟弟放得不太远，便于亲近，要他弟弟每个月亲送贡税来，使兄弟常见面。
《万章》这一篇，一开头就讨论尧舜的许多问题，一直到此为止，处处对上古圣贤怀疑，对孟子所推倡的尧舜之道，提出问题，对尧舜本身的问题，也有所怀疑，非常有趣，但还没有结论。
礼节的问题
咸丘蒙问曰：“语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舜南面而立，尧帅诸侯北面而朝之，瞽瞍亦北面而朝之。舜见瞽瞍，其容有蹙。孔子曰：‘于斯时也，天下殆哉，岌岌乎！’不识此语诚然乎哉？”
孟子曰：“否，此非君子之言，齐东野人之语也。尧老而舜摄也，《尧典》曰：‘二十有八载，放勋乃徂落，百姓如丧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孔子曰：‘天无二日，民无二王。’舜既为天子矣，又帅天下诸侯以为尧三年丧，是二天子矣。”
这里另提了一段。咸丘蒙也是孟子的学生，他提出来另一个问题，也是关于尧舜的。他说：一般人说，一个真正有学问道德修养的人，连皇帝也无法叫他来做臣子，父母亲也对他客气三分，不把他当一个普通子女看待。
这是中国文化，自上古以来，一直保留着的隐士思想，为其他国家所没有的独特精神。实行下来，到了后世，如佛道的出家人，从三国开始，经过南北朝直到隋唐，四百年间，对于“不臣”的规矩，争论得很厉害。就是说，一个人出家以后，要不要仍遵守世俗的政治礼制？见到皇帝要不要跪拜？后来，根据印度的制度，一个人出家以后，就是隐士，就“君不得而臣”，佛教的戒律也是如此。当释迦牟尼出家以后，他父亲净饭王去看他，释迦牟尼只行宗教的礼节，当然父亲也不必拜他。这就和中国文化中的“君不得而臣”的隐士精神一样，只以友道相处。中国在隋唐以前，已确定了对出家人以隐士待之的态度，见帝王以友道相处，不跪拜，这成为约定俗成的体制和礼数。除此之外，上自宰相下至老百姓，任何人见到帝王，都是非跪拜不可。
可是，宋太祖赵匡胤，当了皇帝以后，到某寺庙中看到佛像时，该不该跪拜，很觉为难；如果是在山东曲阜的孔庙，从唐明皇以后，历代的皇帝都跪拜，尤其到满清入关以后，做得更恭敬，礼见孔子像，一定跪拜。赵匡胤在佛殿中，手上拈着香，觉得拜也不好，不拜也不好，问旁边一个禅师，该如何行礼。这位禅师答得好：现在佛不拜过去佛！赵匡胤微微一笑，行个礼走了。这位禅师也算是卖足了宋太祖的面子，像这些也都是中国礼仪上的问题。
在《佛祖历代通载》上，关于我国政治制度与宗教制度的关系，都有记载，历代都有专司宗教事务的行政机构。将来如果政府机构中，恢复宗教司的设立，对于这类事都应了解。现代的青年，应该注意去研究，像《孟子》这里的“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就牵涉到了这些礼节。
这里还有一个中国传统文化哲学的问题。咸丘蒙说舜登基作皇帝“南面而立”，历代以来，皇帝的座位，一定是坐北向南，皇宫的建筑也一定是坐北向南。在满清被推翻以前，全国的官府衙门都是坐北向南，但是老百姓的房屋，没有坐正北或朝正南的，一定要稍稍偏一点，或朝南南东，或南南西，绝对不可以面向正南方，否则会被视为犯大不敬的重罪。
皇帝之座位所以坐北向南，是根据天文地理的原则而来的。实际上根据地球的磁场来说，是有大道理的，和埃及的金字塔一样，为什么一定要背靠北极星来建筑？这都是上古人类的一种奇特的智慧，其中不止是哲学方面，还包括了科学上的道理。
“南面而立”四个字中，还有一个重大问题，研究中国政治思想与制度要注意，上古的皇帝在接受礼拜时，是站着的，然后再坐下。后世皇帝则是坐下来接受礼拜，这很可能是汉初叔孙通创立的，是他替汉高祖建立礼制中的仪礼。上古的皇帝则不同，在这些地方非常民主。
咸丘蒙问这个问题时，先在前面引述了“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的当时隐士观念，然后说，在舜当了皇帝的时候，尧还是带领了诸侯，向舜这位新皇帝行礼。舜的父亲，也是小国家的元首，这时也和其他的诸侯，在一起站班行礼。但是当舜看到自己的父亲在下面站班时，脸上的表情很难受，有过意不去的样子。据说孔子看了这一段历史记载，曾经感叹说：这个天下危险了，这样不好，危险危险！意思是说，一种良好的文化和风气，这样一来，完全被破坏了。从此以后，人只重地位，只重金钱，所以危险。
咸丘蒙问孟子，历史上的这段话，不知道是不是实在的，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孟子说：没有这件事。这种话，不是正式的史料，不是有学问修养的人说出来的，是“齐东野人”的话。“齐东野人”是孟子说出来，又经常提到的。由于他自己是邹鲁之人，一方面在齐国居留得较久，对于齐国的民间习俗，了解得很多。所谓“齐东野人”，就是指齐国东边靠海的地带，教育相对落后地方的人。
古今对接班人的不同观念
孟子说，尧老了，一百多岁才把全国的政权移交给舜，而且还没有完全脱手，自己仍然摄政，从旁协助。直到舜有了二十八年的行政经验，“放勋”就是尧，才去世，那时已经一百多岁了。全国的老百姓，因为非常爱戴他，就像死了父母一样的悲痛，三年当中，全国没有举行过音乐演奏。孔子曾经对尧、舜那时的制度，有所感叹说：这体制不大好，上天没有两个太阳，国家的元首只能一个。当时舜既然接了天子位，又带领天下各国诸侯，为尧服三年之丧，尧等于一个太上皇，这看起来，国家相当于有两个元首了。
但这是孔子当时没有想到的，因后世的政体，国家元首有正、副二人，这也没有什么不好。帝制时的副元首就是太子，所谓的王储。到了民主时代，元首更明定有两个，一正一副。这一点，孔子三千多年前没有想到。不过没关系，孔子还是孔子，圣人就是圣人，这些小地方，不足为孔子之病。
我们注意的是，过去的学者，每认为三代以上，禅让天下是民主；可是我们要知道，民主并不如想象中那么简单。假如随便选一个人当国家元首，上台不到三天，可能就亡国了，毫无经验是不行的；搞政治不但要有道德，还要有经验。试看尧对舜，不是尧不肯下来，是因为辛勤培养，小心带领舜二十几年才放心。因为与国家、天下、老百姓的祸福有关，责任太大了。所以不但尧不放心，舜也不放心；后来舜把帝位禅让给大禹，也是一样，先给大禹多年行政上的磨炼。司马迁在《史记·伯夷列传》中，一句话点穿了：“传天下若斯之难也。”上古的道德政治，禅让天下，并不容易，并不是像后世想象的禅让，搭一个高台，两个人爬上去，我把天下交给你，我就走了，事情并不那么简单。
孔子说的“天无二日，民无二王”，在后世小说中，常常引用。这也可以说是我们中国文化中，良好的政治体制精神，所主张的就是统一。
在《论语别裁》中，我曾引述一段亲身所经历的事。一位美国哈佛大学的哲学教授来访问我时，曾说对中国文化非常敬仰，他能用中国话背《大学》、《中庸》两书。但是他发现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大学》这部书，只有尊卑上下纵向的伦理观念，没有横向的社会人际关系观念。他举出从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纵线，没有社会的横向关系。
我毫不客气地告诉他，那是他对中国文化没有深入了解；至少也是教他中文的老师，没有教好。我告诉他，《大学》中的“齐家”就是社会关系，他听了我这句话愣住了，问道：“齐家”与“社会”有什么关系？我说：这就是你研究中国文化，需要了解的。因为中国过去的家庭，都是以族姓（宗族）为一家人的大家庭，唐朝所标榜的所谓五世同堂或四世同堂等的家庭，对于族姓家庭来说，已经算是小家庭了，以“三代同堂”最为普遍。这种三代同堂的家庭，每代有五六个儿子，兄弟妯娌，加上许多孙子，随随便便一个家庭就是几十个人乃至几百人。拿现在部队的编制来比拟，比一排人还多，再大一点的家庭就是一连人。
在古代还不止是五代同堂，更是聚族而居，宗族连起来，就是后世的祠堂。王家村，李家村，城东何家，水西刘家，其间发生了许许多多的事情。宗族在文事方面设有义学，经济方面设有义仓，武事方面设有陈寨、黄堡、邓家楼子，等等。在朱、毛江西革命的时候，有一些这样的村落碉堡，他们硬是无法攻进去。后来被整肃的“左派”文人巴金、万家宝（曹禺）等，所写的小说如《家》、《春》，剧本如《雷雨》、《北京人》，等等，也都是描写大家庭中的阴暗面，这些大家庭就是一个社会。中国齐家的家，并不是结婚以后，离开兄弟姊妹，连两老都丟开的那种西方小家庭的家，而是要齐一个家族的家。家族、宗族就是一个社会，怎么说《大学》之道没有注意到“社会”呢？
他听了以后非常高兴，又问我一个问题：他研究中国历史，也觉得奇怪，例如战国时期、南北朝、五代、元朝，乃至于清朝，都被外族统治过。而西方的国家，如果一经外族统治，则万劫不复，从此完了。只有中国，被外族统治没有关系，而且每经过一次外族统治，反而更加庞大。他问这个道理在什么地方。
我对他说，你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但是我告诉你一个道理，这是文化的原因。自从秦汉以后，中国的文化、文字统一了，之后是政治的统一，君王帝制的统一体制。君王政治的好与坏，那是另一个可以研究的问题，但是因为配合了文化、文字的统一，使我们这个国家绵延了几千年，将来也永远不会断绝的。而西方的国家，直到现在，仍然文字不能统一，思想不能统一；所以几千年来，永远有小国存在。但是，也由于许多国家存在，互相竞争，才有今日科学文明的进步。
我们在春秋战国以前，也和现代欧洲、美洲等各洲一样，东一块，西一块，许多小国分据各地。后来因为文字、语言、政治的统一，文化一统，成为一个统一庞大而永不会被征服的国家。虽然现在还保存了许多地方的方言，但是仍然能够相通，因为文字相同，文化一致又统一，所谓“山河一统”，这一观念的作用非常之大。
在这里，孟子提到孔子所讲的“天无二日，民无二王”的思想，就是统一。中国文化的“一”非常重要，《易经》的数字，也始于“一”。老子也说：“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为天下贞。”这都表明了对“一”观念之重要性。修行的人，也要一念专一，才能定慧成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