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古的君王与亲属
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尧，则吾既得闻命矣。《诗》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而舜既为天子矣，敢问瞽瞍之非臣如何？”
曰：“是诗也，非是之谓也，劳于王事，而不得养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独贤劳也。’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如以辞而已矣，《云汉》之诗曰：‘周馀黎民，靡有孑遗。’信斯言也，是周无遗民也。
孝子之至，莫大乎尊亲；尊亲之至，莫大乎以天下养。为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养，养之至也。《诗》曰：‘永言孝思，孝思维则’，此之谓也。
《书》曰：‘祗载见瞽瞍，夔夔斋栗，瞽瞍亦允若’，是为父不得而子也。”
前面说到统一的问题，但有关整个的问题，还没有讲完，所以咸丘蒙紧接着又提出来问：舜当君王以后，尧是退位的君王，在民主政治来说，他可以享受优厚的待遇，但他的身份也等于是平民了，“舜不臣尧”，尧不向舜称臣的道理，我懂了。但是根据中国文化，像《诗经》中所说的：整个天下，没有一寸不是“王土”。
“王土”相近于现在民主时代的公有土地；但在君主时代的公，是王室的公，这个公有的土地，一直到海边为止。但上古没有制海权，当然更没有制空权，所以现代的领陆、领海、领空，在古代往往包含在“领土”一词之内。如现代政治术语中，每说“领土、人民、政权为构成国家的要素”，其中“领土”一词，就包括了领陆、领海与领空。
上古时代，人类的生活行为，没有到达海上，所以说，普天下的土地都是王土，所有在土地上生活的人，也没有一个不是君王的子民。舜既然当了君王，尧可以不必来朝见称臣了，那么他的父亲瞽瞍怎么办？前面曾经说过，瞽瞍也是一个小国——有虞的元首，不是一个普通的老百姓，以现在来比喻，也可视为一个乡镇长或县长。如果举行全国会议时，儿子为一国之首，处在高位，父亲该不该行君臣之礼？
孟子说，《诗经》的话是有道理的，不过不能用来讨论这个问题。一个人，因为担任了国家的公职，就只有公，没有私，因忙碌于公事而不得养父母，对于孝养父母方面，就不免多少有所缺失。
咸丘蒙又说：如果这样讲起来，国家的大事，只让一个人去劳苦，其他的人，不共同负担责任吗？
孟子说：《诗经》的话，虽然是那么说法，但是不能以这个逻辑来做论点的，虽然担任公务，不免于私情稍有点妨碍。所以真懂得文学诗词的，不能只看文字，而忽略了文字所代表的意义；更不能因为文辞的表面，而忽略了他写这首诗的动机与目的。例如平时讲话，有时话的内容并不好，而本意——动机与目的是非常好的。例如父母往往骂孩子：“你不吃饭，我打死你”，这句话的内容非常凶狠，可是他的动机是教育孩子，目的在使孩子获得充分的营养，本意是非常慈爱的。如果将父母这句话，解释为狠毒的父母，那就是以辞害意了。
所以对于诗也是这样，要以我们高度的思想，去推论他的本意，知道他写的动机与目的，才可以了解古代文字的原意了。如《诗经》中《大雅·云汉篇》说：“周馀黎民，靡有孑遗。”原意是指周朝统一天下，没有遗漏一个老百姓。换言之，在周朝这一政治体制之下，都是同一国家的人民，没有一个人不是周的人民。如果我们照它表面字义解释，那就变成说周朝没有遗民，都死光了！
实际上周朝是有遗民的。“遗民”这一名词，是孟子首先在这里说出来的，后世也称做“逸民”，逃逸、放逸的意思，也就是隐士之流。例如伯夷、叔齐两个人，就是周之遗民，他们是前朝商纣时代的子民，因为义不食周粟，逃到首阳山里吃野菜，隐居。所以，根据史料来说，周朝绝不像《诗经》上所说的，没有遗民；不但有遗民，而且还不止是伯夷、叔齐两个人。周朝到成王之后，政权建立将近一百年了，还有“殷之顽民”，就是殷商时期留下来顽强不肯投降的人；又如周朝封的宋国，也是殷商之后。
再说，周朝封纣王的叔父箕子于朝鲜，就是现在的韩国，所以韩国的国旗，是取自《易经》，中心一个“太极”，乾（椸）、坤（椺）、坎（椾）、离（楀），四卦布于四角。箕子推行的五行八卦文化。影响了韩国的文化发展，他们也就是箕子的后裔。周朝封箕子于朝鲜，也可以说是封殷商的遗民，只是不好意思说放逐，目的是把这些人送得远远的，给他们一个范围，要他们去自谋生活。
所以研究历史就可以发现，孟子到了这里，也没有办法说得很透彻、露骨，他当然懂，可是不好意思多说，就到此为止了，只可以意会，不可以言传。他的意思就是，假如相信这两句诗，就会认为周朝没有遗民了；也等于说，这两句诗虽是这样说的，难道周朝就真的没有遗民了吗？诗尽管如此，但文字的记载，不免有点出入，如果望文生义，就更偏差了。
到这里，对于舜是不是一个真孝子的问题，孟子作了一个初步的归结。他说：“孝子之至，莫大乎尊亲”，人最大的大孝，是尊敬亲属，而亲属中最亲的是父母，因为人的身体是父母所生。一个孝子，如果连亲情都没有，就根本不可能孝于天下、国家、社会。而尊亲最到家的，“莫大乎以天下养”，一个人当了君王，以天下之大的最高尊荣，来孝养父母，当然可以称为大孝子。因此以天下来养父母，也就是最大的、至高无上的孝养了。正如《诗经》上说的：“永言孝思，孝思维则”，这种孝思，可以作为千秋万世的法则，也就是孝的真实含义。
我们读《孟子》到这里，会有一种感想，假如孟子在我们面前，我们一定会说：孟老夫子，你讲的理由都对，可惜你所讲舜当时所建立的制度，是不是事实，历史上仍找不到记载的文献。
刘邦封的太上皇
我们再看后世，孔孟时代的春秋战国不谈，就在战国以后的秦始皇，并吞了六国，上台以后，先把他自己的假父吕不韦整掉了。汉高祖当了皇帝，并没有先封父亲什么官，对母亲倒蛮尊敬的。他大封天下以后，还是他粗野的那一套平民文化，开口说的就是“三字经”。那时中国的文化，经过秦始皇的一把火，再经过项羽更大的一把火，已把中国的书，几乎烧完了；而原来六国的知识分子，也已几乎死光了。所以从战国末期到汉朝初期，一两百年间，中国文化是荒芜了。
汉高祖平定天下以后，政治、朝仪制度都没有，还是靠叔孙通这个读书人建立起来的；一直到汉武帝的时候，才逐渐将中国文化恢复建立起来。所以，在那段时期，文化的命脉非常危险，几乎要断根了。当然，在此情形之下，仪礼方面所呈现出来的，也很差，所以汉高祖的父亲，住在皇宫之中，不知道自己算是老几，不知如何自处，别人也不知道该如何对待这位皇帝的平民父亲。
于是，有人告诉汉高祖的父亲，明天早上皇帝下朝回来的时候，你拿一把扫帚，在皇帝的门口扫地，做清洁夫，就有办法了。汉高祖的父亲，就采纳了这个意见，第二天照做，汉高祖一看见就急了，问道：你老人家怎么在这里扫地？他父亲说：你是皇帝，我是老百姓，在你宫里不扫地干什么？汉高祖可真急了，可是皇帝的爸爸该是什么官位，历史上又找不到先例；想了半天，于是封他父亲为太上皇，也是中国的第一位太上皇。以后历代帝王，都沿用了这个制度。
中国文化中关于家庭、家族、政府、朝廷之间相互关系的制度，几乎只有满清这个朝代，吸取其精华，建立了更完整的制度。尤其是最初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把孔孟在这方面的思想与精神，发挥到了极致。例如乾隆也当过太上皇，而把历史上几千年来宫廷的毛病，都革除掉了。但是也产生了一个最大的毛病，那就是“以天下养”，造成家庭的尊亲之义，超过一切。上朝的时候，皇帝至上，皇太后乃至太上皇，不能干涉政治；可是下朝以后，要到后宫去向父母跪拜请安。一进内廷门，皇帝的权威完全没有了，如果太上皇或皇太后一声叱喝：“跪下”，皇帝就得口称“儿臣”跪下去，太上皇或皇太后也可以用拐杖打他；可是出了内廷，则谁也不能动他一根毫毛。
仔细研究清朝的这些制度，可以说集古今良法的大成，坏处并不多；但是因为强调了尊亲之义，家庭权威之高，演变成为末期的皇太后干政。这种尊亲的孝养，也就是根据孟老夫子这几段文字发展出来的。
究竟上古时，大舜的父亲是不是《孟子》中所说的那样，我们无从知道。在历史记载上，并没有这种资料，不知道孟老夫子读了什么“秘笈”，然后他又没有传下来，所以只有他知道。
最后他引用《书经·大禹谟篇》上的话做结论说，舜上朝的时候，诸侯都站在那里，诚恳又恭敬，并有一点畏惧感的行礼。瞽瞍也在那里，和大家一起行礼，但是态度很自然。依据《书经》的这项记载，所以说“父不得而子”，虽然舜是瞽瞍的儿子，但既已当了国家的君王，他就代表国家，在处理公务，代表国家精神的时候，即使是父亲，也不可加上私情，不能因为他是我的儿子，我就可以马虎一点。
在这个地方，就看到中国帝制的一种优良精神，公与私分得清清楚楚。想到我的一个同乡，在中华民国的几十年历史中，他也是相当有名的；可是家乡的人说他不孝，因为他常常连父亲的信都不回。后来经过求证，发现他并不是不孝，而是乡人们误解了他。因为他父亲常常写信为别人讲情，或推荐人做官，他虽写信给父亲，说用人是为国家用人，不是为家乡用人，请父亲不要再推荐人了。可是父亲常因情面难却，或者不懂其中道理，仍常写信介绍，于是他只好把信搁置不回。家乡的人便说，连父亲的信都不回，真不孝，就这样骂起他来了。
由这一件现代的小事，也就知道古书上所记载的，古代公私分明的严肃精神。
关于尧舜的问题还没有完，下面万章又提问题：
上天创立了公天下
万章曰：“尧以天下与舜，有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
“然则舜有天下也，孰与之？”曰：“天与之。”
“天与之者，谆谆然命之乎？”曰：“否。天不言，以行与事示之而已矣。”
曰：“以行与事示之者，如之何？”曰：“天子能荐人于天，不能使天与之天下；诸侯能荐人于天子，不能使天子与之诸侯；大夫能荐人于诸侯，不能使诸侯与之大夫。昔者尧荐舜于天，而天受之，暴之于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与事示之而已矣。’”
上古的时候，尧、舜、禹这三代，是帝位禅让的公天下，禹之后，由儿子启接位，变成了家天下。中国政治制度的家天下，是夏禹的儿子启开始的，现在这一段是讨论公天下与家天下的问题。
万章说：听说，尧把天下政权交给了舜，有这回事吗？孟子说：不是这个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