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源与主题：大学为学生
从2001年起我经常回国到高校讲学，转眼已经15年。2006年9月我被任命为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至今已经10年。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简称清华经管学院）成立于1984年。在清华经管学院前22年的历史中，头17年由朱镕基担任院长。从2006年起，经过2009年、2012年和2015年三次换届，我进入了连任院长的第四个任期。
作为“文革”后的第一届大学生，我是清华大学1977级本科生。自1981年从清华提前毕业出国留学到2006年回清华经管学院担任院长，其间25年我一直在美国大学中学习（哥伦比亚大学、耶鲁大学、哈佛大学）和任教（斯坦福大学、马里兰大学、伯克利加州大学）。在快速发展的中国，在国内顶尖的清华，在备受瞩目的经管学院，担负起院长之责对长期在海外任教的学者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我并不是第一个从海外回国担任学院负责人的学者，我也不敢说我是最有成绩的，但我可能是办学最投入的。从经济学者转换为教育管理者和教育改革者，这是一个人生的选择。从一开始我就认识到，担任清华经管学院院长不仅是一份工作，更是一项事业。
这与我们这一代人的特殊经历，以及强烈的改革情结密切相关。我们这一代人大多有在农村插队、在工厂当工人、在部队当兵的社会经历，由此而来的是我们根植于追求中国现代化的改革情结。我是这一代人中幸运地成为改革开放后最早出国学习现代经济学的留学生之一。这些留学生中的多数在国内的本科专业是数学、物理等理工学科，之所以在20世纪80年代转学现代经济学，就是受到当时中国经济改革浪潮的感召。
经济改革和教育改革都是社会改革，都是为了推动中国现代化。为推动经济改革学习现代经济学，为推动教育改革而投身办学，是同一个改革逻辑下的选择。经济学者对教育改革格外投入，还有其学科特点的因素：经济学作为一门基础社会科学，不仅研究经济，而且对其他基础社会科学和应用社会科学领域，比如与大学改革相关的教育和管理等领域，都有直接的相关性。
这些年来，我在清华经管学院没有带过一个博士生，没有申请过一笔科研经费，也没有主持过一个自己的研究中心、研究院或研究所。我担任院长后，虽然很少发表经济学学术论文，但在《清华大学教育研究》上发表了多篇有关大学改革的学术论文。我的全部精力都用在了办学上，因为在我看来，做一流的院长和做一流的学者一样，都需要全身心的投入。在我心目中，做一流的院长和做一流的学者同等重要。
我的办学理念可以概括为一个目的，就是“大学为学生”。在两年前出版的《新清华》清华经管学院建院三十周年专刊的首页上，没有传统习惯上的领导题字，而是在居中位置上放了七个大字：“经管学院为学生”。现在呈现给读者的这两卷书的封面照片，没有其他内容，就是校园中和教室中的学生。大学为学生，这是本书的主题。
这样一个主题并非显而易见，也远非共识。事实上，学生、教师、社会、国家都是大学的“利益相关者”；教书育人、研究探索、服务社会、服务国家都是大学使命的组成部分。在实际工作中，在兼顾四个方面的同时，在不同时期，总会有不同的优先和侧重。中国教育界的现实情况是，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下，在急功近利的大环境中，教师和研究、服务国家和社会更容易获得优先考虑，而学生和育人更容易被忽视。所以，我认为在目前的情况下，很有必要强调“大学为学生”的办学理念，并把它作为《大学的改革》这本书的主题。
二、思想与行动：思行合一
本书中的文章与我之前的经济学论文的最大不同，不仅在于内容是教育问题而非经济问题，更重要的是这本书中的文章是用行动写成的。本书当然是有思想性的，不过毕竟有关教育思想和理念的书已经很多了。而本书的独特之处在于，这是一本基于理念而行动的书，是一本真实记录教育改革和实践的书。虽然记录中国经济改革、企业改革、创业的书有不少，但是记录中国教育改革的书就少见了。办学不仅要有改革思想，还要有改革行动，“思行合一”正是本书的重要特点。
这是一本思想的书。虽然它主要是一本用行动写就的书，但这些行动是基于理念的，基于思考的。在改革中，我花很多时间思考问题，力求想透彻，想清楚。因为行动不落实除了没有执行力外的一个重要原因往往是想法本身有缺陷，所以在行动过程中无法推进。因此，想清楚很重要。
在我看来，思想取决于眼光。具体地说，我相信办学必须要有三种眼光：长远眼光、世界眼光、现代眼光。这与邓小平提出的“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是一致的。
长远眼光就是教育要考虑学生的一生，不仅仅是当下的知识掌握和眼前的就业。长远眼光的对立面是急功近利。虽然急功近利在各行业都很显著，但它在教育界的不良后果远比在其他行业更加严重，因为教育对人的影响是长期的，并且改变很难。长远眼光就是要立足于教育育人的长远目标。
世界眼光就是要汲取全世界的经验，吸收全人类文明的智慧。历史的事实是，在过去几百年中，先是西欧的大学、后是北美的大学成为全球高等教育的领先者。世界眼光就是要瞄准世界一流大学的水平，创造和建设世界公认的一流大学。
现代眼光就是要学习先进的和前沿的办学经验，并且在学习中不断创新。现代眼光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现代教育理念，二是现代大学制度。现代眼光就是要把教育现代化置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大趋势之中，并以教育现代化推动人类社会进步。
这更是一本行动的书，是一本以讲话和文章原稿为内容，记载办学行动的书，实录教育改革的书。即便是上述的教育思想和理念本身并非原创，但是基于这些理念的一系列办学和改革行动就需要创造性了。
办学和改革要想成功，必须要有“理想”、“激情”、“行动”，英文叫作“Vision”、“Passion”、“Action”，三者缺一不可。理想是建立高的目标，激情是为了实现理想不计眼前得失的投入，而最终理想和激情都要落实到行动上。
既然是行动而不单纯是理念，就必须考虑到中国现实条件的约束。本书的重要特点，就是展示如何在国情、校情、院情的约束条件下探索与国际接轨的改革路径。这条路径中有大量的办学和改革的细节。细节，每一步的细节，都关系着改革的成败。这本书提供了从思考到行动，从教师职员到教学项目，从内部管理到外部关系等各个环节的各种细节。
有一种说法：“北大有想法，清华有办法”。办学和改革，仅有想法或仅有办法都不够，必须既要有想法，又要有办法，尤其要有充分考虑各种制度和文化约束条件下的办法。把改革理念付诸改革实践就是既要有思想，又要有行动，就是思行合一。思行合一，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三、结构与内容：现代教育理念和现代大学制度
在我看来，大学的改革包含两项主要内容：一是实践现代教育理念，二是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现代教育理念涵盖现代教育的目的、内容、方法和手段。现代大学制度包括政校关系、治理结构、管理方法等。《大学的改革》就围绕这两项内容展开。
《大学的改革》由《第一卷·学校篇》与《第二卷·学院篇》组成，共收录我的文章和讲话211篇。《学校篇》的内容涵盖各种类型的学校，《学院篇》的内容聚焦清华经管学院。《学校篇》收录了我从2001年至2016年15年间的52篇文章和讲话，包括了2006年我担任清华经管学院院长之前和2006年之后在清华外的场合并且不是以清华师生校友为主要受众的文章和讲话。《学院篇》收录了我自2006年至2016年担任清华经管学院院长期间，在清华内或在清华外但以清华师生校友为主要受众的讲话和文章159篇。在这211篇中，有22篇是由英文原文翻译成中文的，有四篇是与他人合著的，有四篇是集体完成并经过我最后定稿的学院规定和报文，这些在脚注中均有说明。[1]
就结构而论，本书首先按照主题分编，在每编中按照内容分章，在每一章中按照时间先后顺序排列文章。这种排列方式本身有一定信息量。改革是循序渐进、逐步深入的，认识也是逐步提高的。在每一章中按照时间顺序排列文章可以体现出思想和行动在时间上的演化进程。我希望这种先按照主题和内容，再按照时间顺序排列的组织方式，比全部按照时间顺序排列更具有结构性，同时又比完全打乱时间顺序更具有动态感。
就文章特点而言，《学校篇》包括一些系统性强的文章，而《学院篇》较多情景性强的讲话。两卷集合在一起，既展示了教育改革具有一定高度和系统的理论，又记载了教育改革翔实的脉络和细节。
《学校篇》分为两编八章共52篇。两编分别是“思想与思路”、“行动与实践”。
第一编“思想与思路”包括“教育本质”、“历史视角”和“改革思路”三章。“教育本质”一章中共七篇。其中第三篇是我为担任主编的《教育》杂志创刊号写的主编寄语，它简练地表达了我投身中国教育改革事业的初衷。其余六篇讲话探讨当前中国的四类教育问题：一是追究什么是“大学”、什么是“教育”、什么是“研究”这三个有关大学使命的根本性问题；二是以“均值”和“方差”刻画中国教育在“人”与“才”两个维度上的四个特点；三是把教育的问题聚焦于“学什么”、“怎样学”、“为什么学”这三个基本问题；四是强调“好奇心”、“想象力”、“批判性思维”以及“创造性精神”、“创造性思维”、“创造性能力”在中国教育中的重要性。“历史视角”一章中有五篇。前两篇分别追溯大学理念和美国大学的演变历史，以及中国大学的改革历程，特别是梳理近十几年来中国大学的变化。之后两篇试图提炼出老清华与西南联大的传统，并概括出老清华社会科学四个学系的学术特点和治学精神。最后一篇是收录在《牛津中国经济指南》中的文章，讲述中国的经济和管理教育的改革。“改革思路”一章中的五篇均是我发表在《清华大学教育研究》上的文章，是本书中较为严谨的学术性论文。它们针对中国大学中的“学科布局”（第一篇）、“本科教育”（第二篇）、“治理制度”（第三、四、五篇）这三类最重要的问题逐一分析，并提出大学改革的具体思路和建议。这五篇是本书中最为系统和核心地论述大学改革之道的文章，这里的“道”包括“道理”和“道路”两个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