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曹禺诞生八十五周年，又是他从事戏剧活动七十周年，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曹禺全集》，是一个最好的纪念和祝贺。
回顾曹禺漫长的生平和创作道路，他对中国戏剧和世界戏剧所做的贡献是多方面的。本文只就其创作的基本风格特色，主要的经验及其在中国现代戏剧史乃至世界戏剧史上的地位和影响进行综合的历史的考察，作为前言。
曹禺是作为一个杰出的现实主义剧作家出现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和中国现代戏剧史上的。他的现实主义，不仅凝结着他的创作个性，他的艺术独创和贡献，形成了他诗化现实主义的风格，而且比较集中地体现着中国话剧艺术现实主义的宝贵传统。
一个作家选择什么创作方法和原则是有他的自由的，即使选择同一创作方法，在人们的理解和艺术实践中也会因人因时因地而异的。但是，对于一个杰出的作家来说，他在创作方法上的美学选择，他的创作上的美学风格特色的形成，也并非是随心所欲的。
曹禺的现实主义美学选择不是偶然的。通常人们都把《雷雨》作为曹禺现实主义创作的起点，但是，他是经过一段摸索试验、酝酿准备才最终做出他的美学抉择的。
还在《雷雨》写作之前，早在他的青年时代，就曾经写过小说、诗歌和杂感等，在写作的体裁上就有过各种试验。在这些早年试笔的作品中，如小说《今宵酒醒何处》，就明显地受到郁达夫小说的影响，分明带着一种浪漫感伤的情调。而他的诗《四月梢，我送别一个美丽的行人》、《南风曲》、《不久长，不久长》等，诗情恬淡凄婉，诗境超脱朦胧，在追索人生中又流露出人生“不久长”的哀叹。他的诗同样也流露出那种浪漫的缥缈的感情的调子。曹禺说，他当时是把诗作为“一种超脱的、不食人间烟火的艺术”来看待的。但是，在经过演剧实践，特别是演出易卜生的戏剧后，在戏剧与社会人生的结合中，他的剧作终于选择了现实主义。这自然反映着他个人思想和美学追求的转变，但这种转变却有着它更深层的历史背景和时代动因。
直面着那样一个光怪陆离的黑暗社会，面对着那样一个民族危机不断加深，社会矛盾日趋深化但却令人诅咒的时代，只要是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他就不可能对现实无动于衷，更不可能对它闭上眼睛，更何况曹禺当时正是血气方刚、又是那么一个充满热情血性的青年。他不止一次地说，在那梦魇般的人事面前，他的灵魂被折磨得不能有片刻的宁贴，他的感情被煎熬着、蒸煮着，他按捺不住一腔的愤懑。他的雷雨般的热情个性，他的强烈的诗情义愤，成为他创作的强大内驱力。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他23岁就写出《雷雨》，就那么满腔激情地“毁谤着中国的家庭和社会”；而《日出》又是那样无情地攻击那个“不公平的禽兽世界”了。是黑暗的现实激起愤怒，而愤怒又造就着现实主义的戏剧诗人。
同时，还应该看到曹禺所选择的现实主义，是既受到“五四”以来的现实主义戏剧创作主潮的影响，而又有所不同。他的美学选择带有深思熟虑的特征。
曹禺作为“五四”以来的新文学浪潮中的第二代作家，他所面临的新剧创作思潮和流派是复杂而多样的：既有接受易卜生的社会问题剧的强大影响而形成的写实剧，又有浪漫派戏剧创作以及模拟新浪漫主义即现在称之为现代派戏剧的剧作。面对如此复杂纷呈的戏剧现象，他既没有固守自己的早期创作中的浪漫感伤的倾向，也没有盲目追逐新浪漫主义的剧作，更没有因循那些只侧重问题、偏重教训的写实的社会问题剧。而更为可贵之处，他把他的艺术视界面向着世界戏剧的潮流，可以说，在中国的剧作家中，还没有人像他那样潜心地考察了自古希腊悲剧以来的戏剧思潮，精心地广泛地研究了近代欧美戏剧创作的各种流派及其作品，这就使他得以在冷静的思考和会心的领略中，探索如何使话剧这种外来的艺术形式同中国的现实，同中国观众的需求结合起来，同时，又能发挥他的创作个性。这就是我们曾经加以概括的，他走了一条诗与现实结合的、富有民族的个性的现实主义戏剧创作道路。
一方面，他继承着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新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神，充分汲取了新兴话剧的经验，更避免了它的教训；另一方面，他循着易卜生、契诃夫、奥尼尔等人的近代现实主义的潮流，领悟着他们的戏剧审美特质和发展趋势，寻找着中国观众可接受的东西，闯开一条新路。美国戏剧理论家约翰·加斯纳对现代戏剧潮流曾作过如下的概括：“现代剧作家试图使现实与诗这两种可能的境界，都能够达到美的极致，或都力图使这两者能够浑然一致或相互迭替。”（《外国现代剧作家论剧作·导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而曹禺的剧作，正是这种现代戏剧美学潮流在中国的代表。他把其诗人的创作个性同中国现实结合起来，形成了他诗化现实主义戏剧美学风格的特色。
曹禺的诗化现实主义美学风格的基本特色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诗与现实的融合所呈现出来的突出特色，即以诗人般的热情拥抱现实。
从特定意义上说，任何杰出的作品都不是用笔墨写成的，而是作家用他全部的生命、高尚的灵魂以及对人生的领悟和激情而铸就的。曹禺早年的诗作，便显示了他对诗的天然倾向和爱好。他的创作个性是属于诗的，他甚至说，写《雷雨》就是在写一首诗。从《雷雨》到《王昭君》，他都在追求诗与戏剧的融合，都在追求戏剧的诗的境界。对于他来说，写剧从来都是一种诗情的迫切需要。不可忽视的，他的强烈的诗情，都来自他那种高度的社会责任感，来自他那种对历史人生的艺术良知。在《雷雨》中，他把对时代的感受和对现实的激情同自然界的雷雨形象交织起来，使雷雨般的热情和雷雨的形象浑然一致，形成一个情景交融的境界。雷雨既是整个戏剧的氛围，又是剧情开展的节奏。雷雨既是摧毁旧世界的象征，又是激荡人物心灵的力量。他把巨大的热情，化为诗的氛围，化为性格的感情冲突，化为人物心灵的诗。艺术从来就是对现实生活中一种带有感情的形象反映。对先进的革命的事物的崇敬赞美，对丑恶的反动的事物的愤怒仇恨，对被压迫奴隶的同情热爱，是艺术创作的推动力。缺乏真情实感，不可能产生动人的艺术；缺乏真情实感，也不可能发现和切入现实的底里，从而写出真实的艺术品。对于曹禺来说，他的巨大热情，带有更特殊的地方，他往往是靠着那种“情感的汹涌的流”来推动着孕育着他的剧作的。
诗的发现，是对现实敏感的表现，是通向创造的第一步。但是诗的发现，或是艺术的敏感，是激扬的感情同现实撞击的结果，是诗人的一颗充满崇高情感的心灵拥抱现实的产物。像《雷雨》中，周朴园逼蘩漪喝药的一场戏，那是在封建大家庭中司空见惯的事；但是，在曹禺的笔下却化为一场惊心动魄的戏。正是在人们习以为常的生活中，他以被抑制的情感，敏锐地感受到周朴园的令人颤栗的精神镇压力量。在曹禺所描绘的现实中，都是为鲜明爱憎所熔铸过提炼过的。别林斯基曾说：“戏剧就其本质来说，最是充满热情的。”（《别林斯基论文学》，第54页）而曹禺正是一个对现实怀着巨大热情的剧作家，他用巨大的热情融入现实并建构了他的戏剧大厦。
其次，诗与现实的融合所带来的另一特色，是曹禺总带着理想的情愫去观察现实和描写现实；因此，我们把他的现实主义的真实性称之为诗意真实。诗意真实，是他的现实主义美学风格的突出特点。
在曹禺的剧作中，他对现实关系的描绘的真实性，往往带有严峻而冷酷的特点，无情地暴露了现实生活的丑恶，揭示了人物命运的严酷，如《雷雨》中所描绘的。在《日出》中所展现的豪华饭店和三等妓院的污秽的腐朽的生活画面，其中所发生的大大小小的惨剧，揭露了黑暗社会制度所制造的种种罪恶。但是，可贵的是他不止于暴露，而是在暴露中透视出那堂皇的社会大厦必然倾覆的结局，垂死阶级日暮途穷的征兆，而且更写出他的憧憬和希望。《北京人》中所描绘的曾家的黑暗王国中，尽管发散着腐朽的棺材气息，但却让人们看到其中正有新芽破土而出，新的潮流正在冲击着冰封的河床，即将迎来解冻的春天。《家》写的是悲剧，却洋溢着青春的朝气、爱情的芬芳和乐观的情绪。一个剧作家的理想，决不是对现实的虚饰和伪造，而是对现实中蕴藏着的诗意发现，以及从现实中提炼出美的精醇。曹禺正是从现实中发现着探求着这种诗意真实的。已故的文学理论家何其芳曾这样说：“那些最激动人心的作品常常不仅描写了残酷的现实，而且同时也放射着诗的光辉。这些诗的光辉或者表现在作品中的正面人物的行为上，或者是同某些人物的行为结合在一起的作者的理想的闪耀，或者来自平凡而卑微的生活深处发现了崇高的事物，或者就是从对于消极的否定的现象的深刻而热情的揭露中也可以折射出来……总之，这是生活中本来存在的东西。这也是文学艺术里面不可缺少的因素，这并不是虚伪地美化生活，而是有理想的作家，在心里燃烧着火一样的爱和憎，必然会在生活中发现、感到，并且非把它们表现出来不可的东西。所以，我们说一个作品没有诗，几乎就是没有深刻的内容的同义语。”（《论〈红楼梦〉》，第127页）这番话用之于评价衡量曹禺的剧作也是适用的。理想，永远是剧作家从生活中发现和提炼诗意真实的心灵的源泉。
当剧作家用一颗诗心去观察现实时，他不仅是描绘出一种诗意真实，同时，也包孕着诗人对现实人生的哲学沉思。这种哲学沉思当然不是用逻辑的词语来表达的，而是从生活中提炼的并蕴蓄在艺术形象中的诗性哲学。
曹禺虽然不是哲学家，但是《雷雨》中便表现了他对人生，对宇宙的苦苦求索，而《日出》中对那“损不足以奉有余”的社会探究也是十分紧张的。《原野》中在拷问着人的灵魂秘密。《北京人》对人生真谛的紧张探索，它的深刻的诗意力量也是震撼人心的，这部作品不仅令人思索人生更思索着整个人类了。透过愫方和瑞贞的形象，所透露出来的对美好人生的憧憬和诗意理想：人活着，不应该为着自己；人活着应该为别人才有快乐；人活着，应当到更新的更广阔的生活潮流中去。其人生诗意，是十分感人的。20世纪60年代《北京人》公演，周恩来特地看了演出。“总理看完后问：台词中，把好的送给别人，坏的留给自己，这句话，是不是新加的？导演说，原来就有。总理说，那就好。又说作者对那个时代的人理解很深。”（《缅怀周总理，重演＜北京人＞》，中央广播电视剧团1979年11月演出说明书）可见，周恩来为这诗意哲理所惊异所感动了，以为是作者在新中国成立后新加上去的。诗和现实的撞击必然带来对现实人生的哲学沉思。戏剧并非只是在那里铺演一个故事，也并非仅是演绎一段人生的遭际，戏剧要表现的是人生的诗意和诗的人生，这才是戏剧最佳境界。它从现实中所提炼的升华的是戏剧的哲学、戏剧的诗性哲学。曹禺一再说，不能把易卜生式的戏剧简单地理解为“问题剧”，必须把社会问题同“复杂多变的人生深沉理解”联系起来，从而达到对现实生活的更深邃的诗性哲学的概括。
其三，曹禺的诗化现实主义的艺术重心，在于倾力塑造典型形象，特别是把探索人的灵魂，刻画人的灵魂放在最重要的地位上，写出人物心灵的诗。
曹禺一再说，他写戏醉心于人物塑造，醉心于人物性格的塑造。他说：“作为一个戏剧创作人员，多年来，我倾心于人物。我总觉得写戏主要是写‘人’；用心思就是用在如何刻画人物这个问题上。”（《看话剧＜丹心谱＞》，《光明日报》1978年4月19日）这可以说是他一贯的执着的美好追求，也是他现实主义创作的核心。
一个剧作家的美学追求是他创作的动力和目标。由于每个剧作家的美学追求不同，其作品面貌也就有所不同。有的剧作家追求所谓无主题无冲突无人物，主张淡化情节淡化人物，则自然是又一种面貌。曹禺不仅醉心于人物性格塑造，写出大大小小性格鲜明生动的形象，而且更追求写出艺术典型来。他奉献给中国现代戏剧史的，是一个又一个的艺术典型：周朴园、蘩漪、陈白露、仇虎、金子、愫方、曾文清、瑞珏等，正是这些典型形象，构成他的艺术形象的系列，组成他的艺术长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