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十分熟悉自己笔下的人物，才能深入内心世界的堂奥。曹禺对他的人物感情脉搏和心理细微的变化，都有着精细的研究。他在《雷雨·序》中曾告诫扮演此剧人物的演员说：“一个雕刻师总先摸清他的材料有哪些弱点，才知道用起斧子时哪些该加谨慎。所以演员们也应该明了这几个角色易碎的地方。这几个角色没有一个是一具不漏的网，可以不用气力网起观众的称赞。”曹禺就是一个熟悉自己的人物并善于塑造人物性格的雕刻师。他不但善于用浓重的笔触勾勒人物性格的轮廓，而且精于用工笔把人物的行为举动的理性根据和分寸，感情的波纹，心理的微妙，内在的韵味都准确而细微地加以刻画。失去了这些，就失去了人物性格的特征，破坏了人物性格的完整性。萎缩而贪婪、卑躬而尖利、贪图而胆怯的鲁贵，是很容易被写成一个小丑或是一个“可笑的怪物”的。翠喜的性格也很容易被写成一个打情骂俏的人物，抑或写成一个失去妓女特征的悲剧性格。曹禺对翠喜的性格刻画，是极为精确的。翠喜同小东西谈着她的身世遭遇，控诉着那狗样的生活，小东西以为她说着落泪了，拿出手帕给她。她说：“我没有哭，我好些年没有眼泪了。”这种没有眼泪的倾诉，这种哭不出来的痛苦，是受尽了折磨和侮辱的痛苦，是一个求生不得求死不得的人磨平了的痛苦。这些，都为曹禺极为细腻而准确地刻画出来。鲁侍萍的痛苦是几十年积郁起来的，是一种埋藏在内心深处的积怨和痛苦，因此，她有着一种更内在更深沉的表现痛苦的语言和行动。倘是让她“过度的悲痛”，“嘶声喊叫”，“哭起来如倒海”，便破坏了人物性格。曹禺善于用精细的笔法来刻画他的人物的思想感情的韵味和波纹，准确地揭示其内心深处的感情及其表现形式，以致这种细腻的刻画精确到稍稍偏离了人物感情行为的分寸，便损害了人物。应当说，截至《雷雨》《日出》为止，在中国现代戏剧史上，还没有一个剧作家像曹禺这样在一部多幕剧中，塑造出如此众多的栩栩如生，性格鲜明，真实感人的人物形象，他的杰出的人物塑造的艺术，在中国现代话剧史上是有着不可抹煞的地位和意义的。
三
曹禺的创作风格，体现在情节冲突的提炼和组织上，其特点是情节的生动性、丰富性和紧张性的高度结合。
《雷雨》发表之后，曹禺认为它“太像戏”了，技巧上也“用得过分”，一度曾考虑改变一下写法。于是，他沉醉于契诃夫的结构平淡、剧情没啥起伏但却又深深抓住人们灵魂的戏剧风格。他试图这样去写《日出》，最后又坚决放弃了这个打算，把已经写出的稿子都烧掉了。他说：“即便写得出来，勉强得到半分神味，我们现在的观众是否肯看仍是问题，他们要故事，要穿插，要紧张的场面。”（《日出·跋》）因此，不仅像《雷雨》这样的情节戏，而以截取社会“横断面”见称的《日出》，都表现了曹禺在情节的设计和安排上具有独特的风格：生动的故事情节，紧张而热烈的场面，巧妙的穿插，使他的戏波谲云诡、跌宕多姿。
《雷雨》《日出》的情节场面都是由人物性格自身以及性格之间的矛盾冲突引导出来的。情节的生动性是同人物性格的遭遇、命运分不开的。他所塑造的那些呻吟在“火坑”里的悲剧人物，几乎每个人都有着一部辛酸悲痛的历史，每个人物都有着自己的故事。在《雷雨》中，全部剧情是集中在一天之内发生的，但是它却展现了其中人物长达三十年的悲惨遭遇。鲁侍萍的悲剧命运，就是一个曲折而生动的故事。周蘩漪的故事也是极为生动的。而周、鲁两家的成员之间所展开的错综复杂的纠葛，更使剧情生动多姿。在有限的时间和画面内组织起这样纵横交织的情节线索，显示了曹禺组织情节和场面的巨大才能。
曹禺在描写这些人物的命运中，出色地为人物性格设计了出人预料的情节，大胆地虚构出偶然而巧合的戏剧冲突，诱使读者对人物的命运发生浓厚的兴趣和关切，为人物的命运担忧、懊恼、惊喜、悔恨，这正是情节的生动性。谁能料想，一个人能同自己的后母发生暧昧的关系，而这个后母又是这样狠狠地抓住他不放呢！这已是相当令人吃惊和出乎所料的了。但是谁又能料想，周萍不但要拼命摆脱着周蘩漪，同时，又和家中的侍女发生关系，而这个侍女却是他自己的同母异父的妹妹？中间又巧妙地穿插了周萍的弟弟周冲也偏偏爱上了四凤的戏。每个人物都有每个人的故事，而这些故事又交织起来，连结在剧情发展的主要纽带上，组织在一个严谨而完整的结构之中，形成了情节的丰富性。出人意料的情节，又是合情合理的。偶然的情节，却表现了必然的东西。周萍和周蘩漪的乱伦关系，揭示着掩盖在道德纱罩下周公馆的罪恶，畸形的伦理关系是畸形社会制度的产物。有人曾指出《雷雨》中宿命论的色彩和血缘关系的强调，对主题和人物都有所损弱。的确，如鲁侍萍、四凤、周萍等都吞下了这种思想局限的果子。但是，如果《雷雨》仅仅是这样的，那么人物一系列出人意料的命运和结局，就不可能产生深刻的思想力量。令人折服的是，在许多充满着巧合的血缘关系的纠葛中，却异常深刻地表现了不可调和的阶级对立。周朴园并不因为知道鲁大海是亲生的儿子而宽恕他的罢工行为。周萍看见鲁大海怒斥着周朴园而大打出手，亲兄弟之间爆发了尖锐冲突，也深刻地表现了阶级的对立和斗争。在这里，阶级的关系撕碎了血缘的亲密的关系。在这些看来由于血缘关系而巧聚起来所爆发的冲突，都更真实更典型地揭示了阶级的本质。鲁侍萍三十年前被周朴园蹂躏了抛弃了，她最害怕最担心的是她的女儿四凤重蹈其命运的覆辙。但是，三十年后，不但她同周朴园旧地重逢，而她最不愿意发生的事发生了，四凤被周家大少爷周萍引诱了，而引诱四凤的又是她亲生的儿子。这确实是太巧合了，太出人意料了。对于鲁侍萍来说，这种巧合是一种残酷的巧合。巧合的残酷性，正是突出了人物悲剧命运的残酷性质。就其对揭露黑暗社会的冷酷和残忍来说，这种偶然的巧合的情节就体现着必然的东西。情节的丰富性也是一种巧合，不过是在更大规模范围内多条情节线索的精巧的组织和结合，它可以在更广阔更深刻的领域里展示那些必然的东西。
《日出》的情节线索虽然不像《雷雨》这样集中，但它围绕着陈白露和小东西两个人物的命运所展开的场景也是热烈而生动的。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一个连接一个的紧张场面，构成一幅骚动不安的社会生活的图画。在这里仍然有着片断的故事的展开和交代：潘月亭在日益逼临的经济危机中，胆战心惊地利用公债进行投机。公债交易的钩心斗角，竞争的激烈，直到他倾家荡产。也写出人物遭遇的起伏波澜：李石清在鬼蜮世界中顽强地向上爬，凭着狠辣的手段，先是擢为襄理，继而又遭辞退，他同潘月亭的搏斗也如骇浪惊涛。其他如小东西久寻不见到最后悬梁自尽，黄省三的全家服毒，等等，都使得剧情有着引人入胜的起伏，而牵动读者和观众的心弦的，始终是人物的性格，人物的命运。
在《雷雨》《日出》中，情节的生动性、丰富性是同情节、场面的高度紧张性相结合的。它一方面表现为一波未平一波突起的剧情跌宕上，一方面表现为情节本身具有内在的紧张性以及场面的紧张性。它造成某种令人透不过气来的逼迫感重压感。《雷雨》第一幕，周朴园逼着蘩漪喝药的场面，造成着极度的紧张气氛。第三幕，鲁侍萍固执地要四凤答应不再见周家的人，这场戏同样是紧张的，当着四凤在闪电声中起誓的时候，可谓惊心动魄。《日出》第三幕的场面描写，更具内在的紧张性。在喧嚣着叫卖、诟骂、打情卖笑的恶浊声浪中，宝和下处笼罩着地狱似的氛围。在鸽子笼里生活着的翠喜、小顺子、小东西这些“可怜的动物”。她们的血泪、痛苦和悲惨都混杂在这重重的噪喳、龌龊的恶浊空气里。这些被践踏被蹂躏的人物的强颜的欢笑，暗地的叹息、流不出的眼泪都表现了她们命运的紧张性，她们遭遇的悲惨性。在这些交织着人物紧张命运的场面里，是一幅幅黑暗角落里的令人窒息的图景。
情节的紧张性是性格冲突的尖锐性的表现。所谓戏剧性，也是人物按照自己的性格发展逻辑互相撞击互相格斗产生出来的。狄德罗便说过：“如果性格能够促使由性格所产生的情况更为复杂和更富有戏剧性，那么，性格便是塑造得很好。”李石清在历经金钱交易的世情中，形成了他狡黠而狠辣的性格，他的人生哲学就是要凭着手段爬到有钱有势的地位上去。为此，他既可以委屈逢迎讨好潘月亭，为他献计献策，克扣工人工资。但他也可以同狠毒的潘月亭较量，偷偷掌握着他的机密进行敲诈，这必不可免地爆发着冲突。他又是这样的毫无同情心，对被开除了的小职员黄省三挖苦斥责。正是在这样由性格冲突而产生的戏剧性，使他的性格跃然纸上。李石清和潘月亭性格冲突的尖锐性，几乎是不可调和的。钩心斗角，互相利用，互相警惕直到展开一场唇枪舌剑的对战。曹禺说：“铁烧到最热的时候再锤，而每锤是要用尽了最内在的力量。”冲突的尖锐性的时刻就是“铁烧到最热的时候”；在尖锐紧张的冲突中“用尽了最内在的力量”去“锤”，“锤”出的是性格鲜明的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