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现在，我们来谈一谈这个戏中的另一人物——薛刚，他是一个正面人物，也是一个十分有趣的喜剧人物。在这个剧本中，如果说喜剧是悲剧的反衬，那么薛刚也可以说是薛猛的反衬。薛刚是薛猛的三兄弟，性情鲁莽，好酒贪杯，常在长安城里闯祸，外号叫作“通城虎”。他原是住在长安的，因为吃酒闹事，被送到长兄处（阳河）去拘管。京中父母寿日，薛猛职务在身不便远离，便派他回长安与父母祝寿，临行怕他闯祸，还在他手心里写上“禁酒”二字。薛刚虽然粗鲁，却非常尊敬兄长，他回到家中，果然没有喝酒。偏偏事有凑巧，拜寿完毕，老娘赐他一杯酒吃，他上前要接，发现手上有禁酒令，就推杯不接，一下把酒杯闪落在地。老母问明原因，知道他懂得遵从兄长之命，心中十分欢喜，就把酒戒给他开了。这一开不要紧，他吩咐丫鬟，端来净脸水，洗去“禁酒”二字，一下吃了几桶。这个开法非常有戏剧性，也十分符合薛刚的性格。吃醉之后，他坐在府门外上马石上乘凉。这一夜正是元宵佳节，看灯的人来来往往，十分热闹。张台的儿子、新科探花张登云打马过市，踩伤游人竟扬长而去。薛刚见事不平，上去拉住缰绳，不想张登云迎面一鞭，打起他的火性，一拳就把张登云打死了。张台带兵前来捉拿，他打散兵丁，打进御园，看见厅上挂着先王影像，一旁还有张士贵的影像，他去扯张士贵的影像，不料把老皇帝的影像扯掉了。最后他折了一条桑棍，打出长安，跑到阳河来。路上遇到哥嫂，听到父母被害的消息，他像牛叫一样闷闷地号哭；看见侄儿三月蛟，又疼又爱又恨，一口咬在孩子的胳膊上。观众完全想不到他会用这样的方式来表现这种又疼又爱又恨的感情，但是在咬了以后，又觉得不咬就不是薛刚了。总之，在这个人物的性格中，我们感到一种粗野不羁的反抗的力量，与薛猛拘谨的被动的性格完全不同。但在他的粗鲁中带有真挚的成分，“浑气”里面，又有合情合理的东西。误扯先王影像按他看来“没有什么意思”，听着仿佛有些浑气，细想起来难道不是如此吗？薛猛责问他的时候，他撇开父母被害的事实不说，说自己什么都有理，吃酒有理，打死张登云有理，扯毁先王影像也有理。但当薛猛以“难道咱爹娘被你害死，你也有理吗”来责备他的时候，他马上悲痛地低下头去。这些地方，都很使人觉得可爱，也许正因为他是个粗鲁人，所以特别使人感动。作者着墨不多，只是在回叙中随手点来，却浑然成趣，反而更显有力。
薛刚的戏，主要是《弟兄路遇》、《寒山相聚》两场；在《阳河摘印》中我们看到了气势磅礴、震撼人心的悲剧情景，那么在《弟兄路遇》、《寒山相聚》中，却又变成了轻松愉快的喜剧气氛。作者不仅有描写强烈的悲剧冲突的才能，而且又具备细微地提出生活中的矛盾、让我们哈哈大笑的本领，有些看起来似乎应该很严肃的地方，经作者几笔一点，马上巧妙地转换为喜剧气氛。《阳河摘印》以后，弟兄在途中相遇，好像要有一场严肃的斗争。薛猛上场时唱“薛猛马上泪如梭，扭回头儿望阳河。望不见阳河一块土，望不见五营小哥哥。打马我从柳林过，见薛刚气得我战唆唆”，也完全带着严肃沉重的心情。可是他与薛刚一照面，情形完全变了：
薛猛 是你离阳河的时节，我怎样嘱咐于你，叫你沿路以上莫要饮酒，谁叫你饮酒？
薛刚 进京与二老拜寿，沿路以上并未饮酒！
薛猛 你没有饮酒？
薛刚 无有！
薛猛 你无有饮酒，如何得醉？
薛刚 嗳嗨，哥！大哥哥！今春二老爹娘寿诞之期，你命弟进京拜寿。拜寿已毕，咱娘赐我一杯酒吃，我上前接杯……咿！观见手掌有兄长写下的“禁酒”二字，我就推杯不接。咱！不料闪杯在地。咱娘一见冲冲大怒，言说是：薛刚，不省事的奴才！为娘赐你一杯素酒，你吃也罢，不吃也罢，你为何倾杯在地？是我急忙上前去，言说是：母亲，老娘！儿离阳河的时节，我家兄长于儿手掌写下“禁酒”二字。因此推杯不接，不料闪杯在地。你老人家为何讲下倾杯二字？咱娘闻听，满心欢喜，就是这么样巴巴结结离了座位，言说是：佬佬，王爷！你看三子如今也长成了，也晓得尊重他兄长之命了。言说是儿呀，你往日不吃倒也罢了，今天是我二老寿诞之期，哪有不吃之理。儿呀不妨，你就少吃上几杯。兄长你说，兄禁母开，该吃也不该吃？
薛猛 你该吃！
薛刚 该吃者好！我就吩咐丫鬟，端过净脸水，净了手掌“禁酒”二字，打开酒桶，就吃了他娘的几桶。
这种问答是非常富有喜剧性的。它的喜剧性在于薛刚的“浑气”和薛猛的严肃对照。吃酒闯祸，本来是铁一般的事实，不但薛猛认为如此，观众也认为如此，偏偏喝酒者本人认为他没有喝酒。如果这是喝酒者的狡赖，那也就没有什么可笑，可笑之处是这个喝酒的人真的认为没有喝，别人说他喝酒，反而使他大吃一惊！其次，前面说没有喝酒，后面又说“吃了他娘几桶”，如果后面这句话是无奈何被逼说出，那也就没有什么可笑，可笑之处是说的人自己并不以为矛盾。这种喜剧性，完全是“性格的”，是最上乘的。薛猛此时的情景，则好像一个生气的大人，对着一个不可理喻的浑孩子，越是真的生气，就越是尴尬，越显得可笑，其道理就像照哈哈镜一样。有时候一种极严肃的感情，或一件极严肃的事情，只要用一个小小的牛头不对马嘴的“打岔”就可以使严肃的变成可笑的，这种例子很多。《牡丹亭》“闺塾”中有这么一个情节，春香得罪了先生，杜丽娘心里过意不去，责打春香给先生消气。杜丽娘说：“再不许你的脚往花园里跑。”春香打岔似地说：“用眼睛看行吗？”杜丽娘说：“把眼睛刺瞎了！”春香说：“瞎了就没有用喽！”春香的孩子气对照杜丽娘的善良、懂事，和薛刚的浑气对照薛猛的严肃一样。
在“夫妻父子相会”一场里，我们又看到另一种喜剧的对照。薛刚反出长安十三年后，他在青龙山落草，招兵买马准备报仇。听说寒山有一女将武艺高强，手下有喽兵数千，便亲自到寒山联络。他完全不知道，这员女将就是十三年前抄家时从长安逃出来的妻子纪鸾英，更不知道她已经生下一子——薛葵。至于这个儿子的长相、性格、声音笑貌，特别是那股浑劲，完全和自己一模一样，那当然更是无从料到。他走到山口，偏偏与这位小太岁相遇。薛刚这时已是中年，“黑一字”换上了“黑髡髡”，经历些风霜波折，长了一点心眼。他要试探对方是不是就是寒山中人，故意说自己是长安来的。不料薛葵认为“长安来的没有好人”，愣头愣脑拿刀就砍，父子就在山前打了起来。纪鸾英赶到，夫妻失散十几年，不由抱头痛哭。薛葵在一旁看得莫名其妙，忽然过去用力在薛刚脊梁上一拍，大喝一声：“呔，你是个干什么的？”纪鸾英要他上前认父，他不相信这人是他的老子，用刀照着自己的影子，看看薛刚的样子。看准以后才得意地说：“大（爹）也黑，妈也黑，养下娃子一锭墨。对着哩！没错。”薛刚右手向上一扬（这是他惯用的手势），喊一声“起来”，他也右手向上一扬，喊一声“嗬”。这些对比显然是作者有意安排的，特别是薛葵的“浑劲”，较之乃父，简直毫无逊色。这种安排的喜剧性，是他把薛葵当作薛刚的一面镜子，在这面镜子里面，可以照出薛刚青年时候的影子。这种情景，好像一个人在阅历人生以后，有一天忽然想起年轻时候的荒唐，发出纵情的带着自嘲心情的大笑。
然而作者把生活中这些矛盾的幽默的东西揭出来，并不是简单地供观众笑一笑而已，他有鲜明的倾向，用真挚的同情甚至是溺爱的态度倾注在薛刚身上。这种笑不是嘲笑，是父母宠爱自己淘气孩子的笑。通过笑声，塑造了一个可爱的、火一样透明的、具有强烈反抗性的人物形象。上面已经说过，薛刚那种可笑的浑气和莽撞是真挚的、合情合理的，所以在“路遇”一场里，他报告大闹长安的经过，极有说服的力量，观众的同情完全在他一边，薛猛的责备反而显得无力了。谁能说他的酒戒不应该开呢！谁能说那场抱不平不应该打呢！他的“直道而行”与薛猛的前怕狼后怕虎，构成了强烈的对照，是非曲直一望而知。通过这种对照，作者仿佛告诉我们：“你们看，那个忧郁苍白得多么令人难受啊！这里还有一个，他是有力的、顽强的、使生活欢腾起来的！”从这种对比的意义上说，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作者除了薛刚之外，又塑造一个薛葵的形象的意义了。那些想做封建统治者忠顺奴才的人，连同他们的幻想一齐消灭了，死亡了；而敢于叛逆封建统治者的人，却在生活的土壤里扎下根子，发芽滋长，不仅有一个薛刚，而且又添出一个薛葵、一个薛蛟，怪不得薛刚兵临城下的时候，徐策喜欢得激动地说：“薛家的威风又来了！”
五
薛猛和薛刚两个人物，代表着两条不同的道路、两种不同的命运。一条是对封建统治者幻想屈辱的路，向前走去，结果是日暮途穷，害己害人；一条是对封建统治者反抗斗争的路，向前走去，结果是正义得伸，坏人消灭。这两个形象都各有自己独立的意义，但更重要的，是他们在剧本中那种对比的地位和关系，只有在对比中形象的全部价值才得到完整的表现，才赋予深刻的思想意义。一只绵羊等于两把斧子，绵羊的价值要在斧子上才能表现出来，斧子的价值，也必须在绵羊身上得到反映。任何一件艺术作品中的不同形象，都包含这种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作用，在《薛刚反朝》中，只是把他们摆得更明显、更突出、更有意识罢了。理解这一点，我们就不难了解这个剧本结构上悲剧与喜剧交叉发展的特点了。从整个剧情上看，悲和喜好像两条并行发展的线，两种并行发展的趋势，《阳河摘印》、《法场换子》、《举狮观画》到《叔侄相会》，这是一条悲剧的线；从《弟兄路遇》、《寒山相聚》到《跑城除奸》，这是一条喜剧的线。两者相互推动，相互影响，从整体上构成了对比。从剧情发展的各个阶段上看，悲剧和喜剧交替进展：《阳河摘印》之后是《弟兄路遇》；《法场换子》之后是《寒山相聚》；《举狮观画》、《叔侄相会》之后是《跑城除奸》，场与场之间又构成了对比。所以不论从思想上、技巧上说，这个戏最大的特色是对比，是从对比中显映出来的色彩缤纷而又和谐统一的美。而悲喜对比之中，又寓于着现实与理想的对比。有的人不大喜欢这种悲喜剧的结构，觉得喜的部分太理想，太缺乏现实主义精神。我倒觉得这正是戏曲剧目的特色和优点。其实，悲剧也是有理想的，它的理想寓于人们对那些被毁灭的好人的赞叹、同情和向往之中。好人虽然失败了、死亡了，但在人们感受中他们却是胜利了、复活了。悲喜剧和悲剧不同的地方，在于观众在悲剧中感受上所应得到的积极的东西，直接在剧本里具象化了。它必须创造出比那些悲剧主人公们更有力、更理想的人物，带有更多的结合现实主义的浪漫主义成分。所以我们应该肯定，悲喜剧是一个独特的风格、独特的形式，表现着人们的独特的美学理想。我想生活中的事情原来就不是绝对的，好坏、凶吉、祸福、悲喜都可以转化，福中有祸，祸中有福，悲中有喜，喜中有悲。悲剧中透露出喜剧的因素，喜剧中透露出悲剧的萌芽，悲剧和喜剧也可以相互转化，《梁祝》由喜转悲，从喜剧到悲剧；《薛刚反朝》由悲转喜，从悲剧到喜剧，生活写真了，人物写深了，悲喜这种审美观念内在的、辩证的联系，也就显示出来了。
有的同志觉得这个剧本还有一个缺陷，就是正面描写奸臣陷害薛家的活动方面太少，相对减弱了薛家的正义，因而也削弱了剧本的思想性。我倒以为少写奸臣的活动正是这个剧本的优点，是作者取舍得宜、剪裁得当的地方。理由如下：第一，增写奸臣的活动，必然失去剧本结构上对比的鲜明和匀称，破坏艺术结构的完整，因而也真正减弱了它的思想性。第二，奸臣的活动虽然写得少，但并不是没有。这个剧本中奸臣出场的地方总共只有三次：第一次是马文渊到阳河摘印；第二次是张台法场监斩；第三次是薛刚兵围长安，皇帝将张台当罪犯献出，这场戏里根本不能有张台的作为，只是推上推下而已。前面两次出场，马文渊和张台也是配角，主角是薛猛和徐策。但他们的戏少，不等于他们阴险狠毒的性格没有被刻画出来。写得少而有性格，这正是戏曲剧本描写次要人物的优点。场场有戏而场场没有性格，这即使在主要人物也是犯忌的。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马文渊是一个被刻画得很好的笑里藏刀、阴沉可怕的家伙。张台是奸臣的首领，杀害了薛家三百余口，其狠毒可想而知；但作者并没有为了表现他的残暴，去铺张杀人的情节，让观众面前血流成河，惨不忍睹，只是选择最能表现张台残忍性格的某些细节，把他灵魂中的黑暗向观众揭开。比如杀了薛猛夫妇以后，他吩咐将婴儿腰斩三节，以免斩草不除根，萌芽又再生。观众看到他只杀了一个婴儿，但马上相信他已经杀过三百个了。杀一而知百，这是形象内在的力量、性格的力量。艺术需要概括和提炼，凡是真正的艺术，总在不全中求全、于不足中取足。锱铢必求，巨细务尽，反而不成其艺术了。因此，认为奸臣活动少，就会降低作品思想性，只是一般性的理由，偏从情节上着眼来说罢了。
（原载《戏剧研究》1959年第5期）
注释：
[1]《我的艺术生活》，平明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