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中国现代史学脉络为视角
第一编 电影史：比较研究的视角
中国电影历经百余年，其中外国电影的影响一直绵延不绝，从民国时期的好莱坞，到“十七年”的苏联元素，再到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美式大片。有鉴于此，比较研究无疑是理解中国电影特性的一个重要视角，对中国早期电影研究而言，尤其如此。本编收录的文章大多是中外电影的比较研究成果，以他者为镜，借比较言说中国电影。
《中国电影发展史》（以下简称《发展史》）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部完整的电影史著作，它问世后既赢得过赞誉，也蒙受过苛责和批判直至被焚毁。1980年初，这幅中国电影的历史长卷重见天日，再次展现在世人面前。岁月荏苒，斗转星移，在经历了知识范式的转变之后，今天的读者和研究者也许会对这部史书产生种种质疑，但迄今为止，在众多的电影史研究成果中，这部跨过半个世纪历程的影史著作依然散发着浓郁的芬芳，让人产生高山仰止的崇敬之情。对晚辈后学来说，它是进入中国电影史大门的引领者，同时更是形成新知卓见的基础。它是一个需要不断返回的历史原点，中国电影史学也是在这一次次的返回过程中，继续其前行的脚步。
关于《发展史》的史学建构，电影史专家陈山曾做出精辟的分析和论述。在《电影史学的建构——对〈中国电影发展史〉文本的史学研究》一文中，他通过辨析《发展史》对中国电影发端史的三大课题的研究，充分肯定了这部著作在史料考证方面所做出的努力和成就。另一方面，他概括了《发展史》的历史叙述框架，指出《发展史》的核心是尝试解决新中国电影的传统究竟何在的问题，在学术上确立了从中国早期电影——30年代左翼电影——延安电影——新中国电影的史学框架。[1]这是对《发展史》进行的一次客观而深入的解读。特别是他提出的“官修正史”的说法，很受此书原编著者之一李少白先生的认可，认为它比较准确地反映了撰写《发展史》的体制性特征。[2]
但吊诡的是，官修正史却遭到官方无情的否定。研究者罗艺军看到了这一矛盾，并认为它源自主流意识形态内部的两派斗争，一方是开明派、务实派，而另一方是极左派。[3]不过，这样的分析似乎未深入到争议的根本所在——这就是《发展史》所建构的这个中国电影传统是否成立的问题。重读陈荒煤为《发展史》写的重版序言，我们会发现，围绕这部电影史书的所有分歧、争议直至火药味十足的“声讨”和批判，实际上都聚焦在对20世纪30年代左翼电影的评价上，特别是它与延安的人民电影、新中国的社会主义电影的关系，两者到底是一种承继关系，还是有着本质性区别？陈荒煤坚定地认为：“从根本上说，解放区的人民电影，解放后的社会主义电影，都仍然是30年代左翼电影运动的延续。”[4]
那么，《发展史》的历史叙述框架是如何构建起来的？它所构建的中国电影传统缘何不被接受？到底如何看待左翼电影和人民电影之间的关系，除延续性之外两者之间是否存在一些重要差异？显然，除了个人的和政治的因素，我们还可以从思想和学术的角度为这些问题提供解答。为了更深入地理解《发展史》的历史建构以及它出版后戏剧性的“接受”过程，本文尝试从一个更宏观的角度即中国现代史学脉络入手，以中国现代史学传统为参照，在一个更广阔的历史图景中对《发展史》的史学观念进行一次知识考古。一方面，探讨它与1927—1937社会史论战中形成的唯物史观的内在联系；另一方面，从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史学的再次转型，探讨《发展史》蒙受批判的深层原因，挖掘这一事件背后的历史逻辑。在此过程中，本文还将尝试从电影知识分子的分析入手探讨左翼电影和人民电影的联系和区别，试图说明它们分属于两种不同的社会观，两者不仅具有连续性，也存在不可忽视的差别。通过学术传统的追溯和学理上的梳理，本文希望对《发展史》以及围绕它所产生的争议提出一个更客观的阐释，在历史的语境中再次认识《发展史》所做出的努力。
一、中国现代史学的四个阶段
如果从20世纪初梁启超首开“中国史叙述”，提出“新史学”算起，中国现代史学已经走过了一个多世纪的历程。在这漫长的百余年岁月中，它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戴逸把它分为四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中国传统史学转向近代进化论的和理性主义史学的转型期；第二个时期是创新时期，主要是创立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史学；第三个时期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继承时期，并建立起完整的历史学科体系，同时史学政治化也趋于极端化；第四个时期则是“文革”结束后中国史学的重新探索时期[5]。应该说，这样的分期是合理、准确的，把握住了中国史学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就《发展史》来说，第二和第三时期有着更直接的相关性。
第一个时期的标志性开端就是梁启超的“新史学”与传统史学的决裂。梁启超认为，传统史家的著述汗牛充栋，但却“陈陈相因”，普遍受四大弊端之累，这就是“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他强调新史学则必须跳脱“一人一家之谱牒”，眼光从帝王将相下移至百姓国民，探察社会和国民运动进步的过程。梁启超对史学提出新的界定：“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6]他在《中国历史研究法》的讲授中，比较系统地阐述了中国历史的意义、范围，清理了传统史学的成果，并对史料的搜集与鉴别做了详细说明，奠定了中国现代史学的基础。
这一时期的中国史学明显受西学影响，包括欧洲启蒙主义史学、兰克的实证主义史学方法、美国鲁宾逊的《新史学》、杜威实用主义哲学的史学应用，以及西方汉学家的研究思路和成果[7]。从王国维的“两重证据法”到陈垣的“类例”思想，从胡适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到顾颉刚的疑古思想，还有陈寅恪和傅斯年主张的语言考证，在史学方法上都体现出理性的、实证的特征。在新的史学思维引导下，这些史家在史料范围的拓展以及古史、断代史和西北边疆史地研究等方面都取得了重要成就。
20世纪20年代末兴起的社会史论战则给中国的历史研究带来一种全新范式，中国现代史学也进入一个新的阶段。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早在1920年，***就发表了《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几年后他又发表《史学要论》（1924），致力于用唯物史观改造中国传统史学。但唯物史观的真正普及和流行是在社会史论战开始以后。1927年大革命失败，围绕中国的社会性质，中共、托派和国民党改组派就中国当前社会的性质问题展开了论辩，而“不同党派由选择中国革命道路引起对中国社会性质的争论，进而产生对中国历史发展过程的认识，形成中国社会史的论战”[8]。在这一论战中，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论断得到普遍认可，而关于中国历史的分期研究也深入展开，唯物史观成为历史学研究的新方向，郭沫若、范文澜、吕振羽、翦伯赞、侯外庐先后著书立说，用唯物史观重新阐释中国古代社会的演进。
史观学派的兴起使先前的经验主义、实证主义史学受到一定冲击，就像李泽厚所说，20世纪20年代初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再三翻印，受到社会的热烈欢迎，而30年代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兴起后，梁的影响就迅速消退了。[9]史学的这一兴替轨迹与中国近代以来的独特国情息息相关。众所周知，中国从帝国转向现代国家的过程是从屈辱中开始的，因此强国梦想一直如影相随。早在20世纪初梁启超呼吁“史界革命”时就表现出这一特点，对他来说，史学之兴与国家存亡休戚相关，“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10]不过，梁启超对史学的崇高期待并没有在随后的史学发展中得到响应，实证的、考据的、经验主义的史学更重史料求证，重事实还原，重细节推敲，而明显缺乏一种阐释的整体性，更少与宏大的社会理想相关联。在激荡的社会现实生活面前，在社会亟需前行的方向、渴望一种社会理想的引导时，这样的史学似乎满足不了人们的心灵需求。正如贺麟在分析辩证唯物论何以流行时所说：“当时青年情志上需要一个信仰，以为精神的归宿，行为的指针。辩证唯物论便恰好提供了一个主义的信仰，不能从实用主义那里得到。不但这样，这新思潮既有实际的方案，又有俄国十月革命成功为其模范，国内又有严密坚固的政治组织，凡此都是不能从实用主义那里得到的。在理论方面，辩证唯物论也自成体系，有一整套的公式，以使人就范。同时辩证唯物论又有科学的基础，此即19世纪最发达的历史科学、经济学和社会学。足见辩证唯物论之吸引青年决不是偶然的。”[11]
当然，史料学派和史观学派之间的分歧和重叠远比这里叙介得复杂。但有一点是明确的，那就是唯物史观的出现的确是中国现代史学上的一次重要的范式转变，它的最鲜明的特点是把历史研究与中国现实以及中国革命紧密交织在一起。
新中国成立后，唯物史观占据主流，但与前一阶段有所不同，这一时期的历史研究越来越趋于政治化，越来越走向极端，历史研究沦为政治思想的注脚。正像戴逸所说：“我们经历的多次政治运动，都是把历史作为现实斗争的工具。”[12]从批《清宫秘史》、批《武训传》，到批判《海瑞罢官》和70年代的批林批孔、评法批儒，历史研究完全为政治所用。同时在历史学科内部也强调鲜明的阶级性，学术独立几近丧失殆尽。可以说，对历史的读解大多是从现实的政治立场出发，按照理想化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标准衡量历史人物。直到20世纪80年代的拨乱反正，思想解放，中国历史研究才逐步返回其专业轨道，同时，国外史学的新发展也开始影响我国史学的发展。
一如前述，《发展史》的历史观承继的是社会史大论战中形成的唯物史观，而它出版后的遭际则与史学的政治化密切相关，当然，80年代以后《发展史》面临的新问题和新质疑则缘于史学范式的再次转向。
二、《新民主主义论》：《发展史》的历史观
李少白先生曾总结说，《发展史》的基本指导思想是马列主义的历史唯物论，在搭建中国电影史的叙述框架时，主要依据了几篇重要文献：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特别是毛泽东在该篇著作中对30年代文化革命的评价和肯定；陆定一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文和他在上海电影公司成立时的讲话，肯定了30年代进步电影的传统；夏衍的《瞿秋白的两三事》和题为《中国电影的历史和党的领导》的讲话，也对中国电影的传统问题做了回应；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根据这篇讲话为延安电影专设一章，正是重视人民电影的体现。在这些文献的思想指导之下，《中国电影发展史》梳理出一条始自30年代的进步电影传统，并以此为标准，评价各个时期的电影创作。[13]
在这些文献中，《新民主主义论》至关重要，它构成了《发展史》的史观基础；陆定一和夏衍的讲话是在具体的层面上肯定了30年代左翼电影的贡献，确立了左翼电影在中国电影传统中的地位；《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则为人民电影这个概念提供了理论支持。从这些文献已经大致可以看出《发展史》历史构建的思路。关于左翼电影和人民电影，本文将在后面章节讨论，本节着重谈一下《新民主主义论》和《发展史》的史观之间的关系，并浅析其中包含的一些问题。
《新民主主义论》原是毛泽东1940年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演。[14]这篇讲演延续了中共六大上提出的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论断，在此基础上，提出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思想，即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并且以“五四”运动为界划分了新旧民主主义革命，“五四”以后的文化被界定为新民主主义文化，即“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也就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从“五四”到写作《新民主主义论》不过二十余年（即1919至1940年——本文作者注）的时间，毛泽东将新民主主义文化这一短暂发展划分为四个时期，1919—1921年为第一个时期，1921—1927年为第二个时期，1927—1937年为第三个时期，第四个时期即1937年至讲演发表时的1940年初。[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