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润为
追溯起来，我与恩波同志的交往缘起于刘绍棠。早在上初中二年级的时候，因为我一直没写入团申请，班主任老师在一次班会上不点名地批评我走“白专”道路，且举刘绍棠为例，说他就是个“白专”典型，只写小说不求思想进步，结果成了“右派”。应当说，老师的批评是符合我的思想实际的。那个时候的我，确实笃信“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而不怎么要求进步。至于刘绍棠是怎么成为“右派”的，老师语焉不详，我自然更是稀里糊涂。时间到了1971年，公社推荐我去县里的五七学校学习。给我们讲授“形式逻辑”和“古诗词格律”的杨克田老师，恰恰是刘绍棠在潞河中学的同班同学。一天晚上因为停电，我们几个同学和杨老师聊天。谈到刘绍棠的《青枝绿叶》时，杨老师说：那是他在高一写的，叶圣陶把它选入了高二语文课本。到高二讲到这篇课文时，老师看了一眼坐在讲台下的刘绍棠说，我不讲了，刘绍棠，你来吧。那个时候，我们这些年轻人喜欢杨朔的散文，也喜欢刘绍棠那些质朴清新的短篇小说，尽管只是在小范围交流。1991年，我到《光明日报》文艺部工作。因为约稿且经常一起参加研讨会，我和刘绍棠很快成了朋友。几次谈起他的作品，他总是说郑恩波的评论最符合他的创作实际。
由此，我开始注意恩波同志。说来有幸，1993年春，在中国社会主义文艺学会成立大会上得与恩波同志相识，并开始了长达20多年的交往。可以说，恩波同志是一位学贯中西的学者。他不仅研究刘绍棠及其他当代作家作品，也介绍和研究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的作家作品，而且都取得了丰硕成果。这既得益于他从少年时代对于文学的爱好，也得益于他所受到的高等教育。
恩波同志196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系，曾两次由公派赴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留学。第一次留阿回国后，经周总理提议和批准，任《人民日报》国际部记者、翻译，期间以笔名“红山鹰”发表“阿尔巴尼亚通讯”数十篇，在中、阿两国都颇有影响。第二次留南回国后，一直从事阿、南文学翻译与研究工作，先后出版《阿尔巴尼亚文学史》《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当代文学史》《南斯拉夫戏剧史》等著作，翻译出版《亡军的将领》、《居辽同志兴衰记》《沼泽庄》三部曲和《母亲阿尔巴尼亚》等阿、南文学名著12部，是国内数一数二的阿、南文学研究专家和翻译家。现任阿尔巴尼亚驻华大使库依蒂姆·扎尼在为恩波同志译著所写的序言中说：“毫无疑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他是了解阿尔巴尼亚语言与文学最好的翻译。”由此我们也就可以明白，为什么10年前阿尔巴尼亚作家与艺术家协会专门举行仪式，宣布他为该协会的唯一外籍荣誉会员。1992年，恩波同志调入中国艺术研究院，任当代文艺研究室主任，期间先后出版《大运河之子刘绍棠》《刘绍棠全传》等著作，主编《新时期文艺主潮论》（该书获文化部第二届文化艺术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同时还应各种报刊之约撰写文学艺术评论200多篇。这本《恭王府文评》所收入的，只是这些文章的五分之一。
读恩波同志文而观其为人，我有三种鲜明而深刻的印象：
这是一个勤奋的人。记得20世纪90年代末，另一位曾在阿尔巴尼亚工作的学者写文章，叙述他当年如何和地拉那的美女泡时光、磨嘴皮。反观恩波同志，其生活则显得极为枯燥。无论是在阿尔巴尼亚还是在南斯拉夫，他除完成本职工作以外，其他时间都用到阿、南文学译介和研究上，几乎没有什么个人爱好或情调。在中国艺术研究院任当代文艺研究室主任期间，一有科研项目，他不但要负责协调和管理，还要投入其间，亲自动手写作。如前面提到的《新时期文艺主潮论》，他不仅是主编，还是不少章节的撰写者。退休以后，亦是笔耕不辍至今。“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韩愈假托弟子评价自己的这两句话，移赠给恩波同志是非常贴切的。唯其勤奋，他才有成就，才有健康的体格，才有蓬勃进取的精神状态，才永远保持思维的旺盛活力。
这是一个有信仰的人。信仰是什么？就是对某种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无论它是以理论、信条还是偶像形式出现的）的确认、恪守和践行。它是经过思考、怀疑、批判等审视生命的过程，在挣脱本能、欲望的羁绊之后对生命意义的一种确认。苏格拉底说得好：“未经审视的生命不值得活。”可见信仰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更是学者之所以为学者的根本。即使是那些信仰错了的人，只要他一以贯之，我们可以不赞成他的信仰，但对他们的操守却不能不表示尊重。最可怕的是那些没有信仰的人，他们可以朝三暮四、朝秦暮楚，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指鹿为马、纵横捭阖，东食西宿、寡廉鲜耻，对任何社会、任何群体都具有极大的破坏性。比如我们的那些所谓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他们有当年朝圣山学社那般对新自由主义的信仰吗？根本没有，他们什么也不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吃香时，他们可以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推向“左”的极端；新自由主义吃香时，他们可以把自己打扮成新自由主义的一贯信奉者。今春见西方某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的学者，谈起我国的这些“宝贝”及其他“公知”。这位学者说：美国中央情报局虽然支持、利用他们，骨子里却看不起他们，说他们是“一些过于看重物质利益的人”。恩波同志的信仰是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要信仰这个呢？既不是因为像教徒那样去寻求心灵上的慰藉和解脱，也不是像铁杆新自由主义者哈耶克那样出于垄断资本集团的狭隘和偏见，而是为了活得明白、为了劳动大众以至全人类的幸福。因此我们说，这是具有真实性的信仰，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统一的信仰。信仰贵在坚持，贵在毫不动摇、始终不渝。20世纪80年代中期，是恩波同志文学研究的高峰期，也是马克思主义遇到严峻挑战的时期。那个时候的文坛，时髦的是新思潮、新花样，谁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谁就是不入流，就是保守僵化，就是极“左”分子，就是被孤立、被嘲笑的对象。但是恩波同志丝毫不为所动，依然平心静气地去研读马克思主义，心无旁骛地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文艺观来研究各个课题，而不管别人怎么说。那份淡定，就是信仰的力量，真实信仰的力量！
这是一个朴实的人。朴实是真诚、是智慧、是强大、是自信，是做人的大境界。也正因为如此，做到这一点并非易事，尤其是人文界的知识分子。2000年我们去南斯拉夫访问，途经巴黎逛香榭丽舍大街，天空忽然掉下几个雨点，一位也在南斯拉夫留过学的同志大发感慨：“啊！巴黎的雨好浪漫哟！”其矫情之状令同行忍俊不禁。与这位同志相比，恩波同志的外语水平、国外阅历不知要胜出多少倍，但是他从来不卖弄、不矫情、不媚俗、不作伪、不诡行，本色得依然像他家乡东北的农民。恩波同志为人如此，为文也是如此。他的文章总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语言平实、不饰辞藻，言之有物、不尚空谈，读之如对青山、绿水、白云，一切出于天然。这对于那种以故作高深荼毒读者的学术贵族主义文风，对于那种以空话套话欺世的党八股文风，都是极好的教训。
鲁迅在《忆韦素园君》中说：素园“并非天才，也非豪杰，当然更不是高楼的尖顶，或名园的美花，然而他是楼下的一块石材，园中的一撮泥土，在中国第一要他多。他不入于观赏者的眼中，只有建筑者和栽植者，决不会将他置之度外。”我想，恩波同志也是这样的人。然而，正是这样默默劳作的人，才是支撑中华民族的真正脊梁。
读恩波同志文稿，禁不住感慨难收，拉拉杂杂写下这些话而不事推敲。唯愿恩波同志身体更加康健，有更多的好文章出世！
是为序。
2015年7月23日
作者系《求是》杂志原副总编辑，现为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会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