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由于历史老人的巧安排，亚得里亚海岸的山鹰之国阿尔巴尼亚，成了与我们最要好的兄弟友邦。随着中阿友谊迅猛蓬勃的发展，阿尔巴尼亚语翻译成了中央各部委非常紧缺的人才。
1969年8月，我完成了陪同中国专家在阿工作的任务回国以后，有5个中央部门抢着调我去工作，其中总参某部和人民日报社国际部为调我争执起来，最后争到周总理那里，因为从新中国成立以来，报纸的国际宣传工作一直是在周总理领导下进行的。周总理对报社国际部负责人戴枫同志讲，不要争了，最近一个时期，他在报纸国际版上经常读到署名“红山鹰”的阿尔巴尼亚通讯，文章写得不错，看来作者是懂阿尔巴尼亚文的，为了加强报纸对阿尔巴尼亚的宣传，国际部是否可以考虑调这个“红山鹰”到报社工作？戴枫同志告诉周总理，“红山鹰”正是他们要调的郑恩波。周总理高兴地说，噢，是这样，那样的话，郑恩波还是到报社国际部工作合适。于是，总参某部便把事先准备好的调用干部必备的材料主动地转交给了人民日报社。报社以“特事特办”的办法给周总理打了调人报告，总理很快地作了批复。这样，报社国际部便很顺利地从我所属的已经人事冻结的工作单位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简称“学部”，即今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把我调到了人民日报社。9月16日，我满怀一个贫寒的车夫之子彻底翻身并当了国家主人的幸福感、荣誉感和非同一般的责任感、使命感，兴冲冲地走进王府井大街277号虽不很高但却显得异常神圣、庄严的人民日报社大楼，成为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的翻译、记者——以笔为武器的新闻战士。这件事乐得我几天合不拢嘴，我反复地想：一个刚到30岁的毛头小伙子，能得到驰名中外的伟大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文武双全的一国总理周恩来的关注与重视，这不仅是我们郑氏家族多少代的莫大荣耀，而且也是故乡盖州乃至营口地区历史上头等大的喜事啊！
著名作家柳青在其代表作《创业史》里给我们留下了一句极富人生哲理的千古不朽的名言：“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46年前，在周总理亲自关心下，我到人民日报社工作，就是我一生中迈出的最重要、最关键的一步，因为这一步为我终生的事业定了位，铸就了我平生既从事新闻文学、文学翻译，又搞文艺评论的三栖文人的模样，并激励我为成为一个真正的阿尔巴尼亚文化行家拼搏不息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周总理是塑造我这个文学工作者和新闻工作者综合形象的设计者；这一步也让我避开了不久在学部发生的那场至今想起来都还要心惊肉跳的群众陷害群众的大灾难。周总理是救我逃出灾难的大救星。
到报社工作不到10天，领导就叫我做好陪同即将来华访问的阿尔巴尼亚新闻代表团的工作。10月16日，周总理要接见代表团，我既高兴，又有些紧张，心里想：两周前，周总理批准我调到报社工作，现在马上又要我给他老人家当翻译，我也太有运气了。但是，一旦译不好，译的过程中打嗑呗儿，怎么办？我知道周总理的法文很好，可用法语与阿尔巴尼亚领导人交谈。阿文与法文比较接近，我怕有的词译不准，影响周总理的情绪和整个接见。而且，几天前周总理与苏联总理柯西金在首都机场会晤这件事，在世界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如果总理谈话中涉及此事，政治术语更要译得准确、无误，不能出丁点儿差错。想到这些，我的心情就更不安了。陪同代表团的国际部第一把手、资深记者戴枫同志见我有些信心不足，惴惴不安的样子，便很体贴地给我打气：“要有信心，保持平静、沉稳的心态。总理特别慈祥可亲，很体谅翻译。你大胆地译，就像在一般场合一样，没问题……”戴枫同志亲如兄长般的关心与鼓励，让我紧张的心情平静了许多。
下午4点整，在人民大会堂一个不太大的会客厅里，周总理面带笑容，精神矍铄地出现在大家面前，亲切地与每一个人握手、问好。戴枫同志指着我告诉总理：“这就是我们刚刚调进报社的阿尔巴尼亚语翻译郑恩波同志。”周总理像长者对待孩子那样亲热地看了看我，握着我的手用力地摇了两下。我注意到总理握我的手比握其他中国同志的手都更用力。这一握蕴含着他老人家对后生晚辈无限的关爱、信任和厚望，我顿时感到太阳穴的血管怦怦地跳得好厉害，腿脚和双手变得轻飘飘的。当年，农民诗人王老九曾写下了“毛主席握了我的手，我心变黄金永不锈”的千古绝唱，而这会儿，王老九的这一绝唱恰好表达了我对周总理这一握的真切感受，心里反复地吟诵道：“周总理握了我的手，我心变黄金永不锈！”
周总理接见外宾的讲话，向来都是书面体的，记录下来就是一篇很精彩的文章。那一天，他对阿尔巴尼亚新闻代表团的讲话，同样具有这一特点。在一个多小时的谈话中，他主要是对自己不久前与柯西金在首都机场会晤一事向阿尔巴尼亚记者朋友并通过他们向阿尔巴尼亚党和政府交了个底。口气极为真诚、亲切，是只有对真正的同志和朋友才能讲的体己话。措辞言简意赅，概念清晰精确，我越译信心越足，越流利，主宾双方的脸上都露出会心、满意的微笑。此刻，我再也不感到紧张，呼吸也平稳下来。突然，总理转过脸来，和蔼可亲地问我：“最近，报刊上发表了毛主席关于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反对一切侵略战争的新语录，就是‘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的那一段，你会背了吗？”我难为情地回答总理：“还不会。”总理接着说：“这样吧，现在我一句句地说，你逐句译。”于是，总理便有板有眼、一字不差地把长长的一大段毛主席最新的语录从头到尾背了一遍，我也很准确地译了每一句，不重复，不打嗑呗儿。译的过程中我亲身感受到了总理惊人的记忆力和对毛主席的无限热爱与忠诚。71岁的老人了，每天国家有多少大事、要事需要他老人家去过问、去处理啊！可他还能把毛主席最新的长长的语录背得如此熟练，实在是令人钦佩、敬仰！实在是古今中外难寻的天才总理啊！我心里由衷地感叹道，同时也为自己对毛主席著作学习得不好而深感愧疚。
接见结束了，周总理要和阿尔巴尼亚记者朋友们一起照相，按惯例，我和参加接待的同志们都自动地闪在一边。周总理一边向我们招手，一边说：“都过来，大家一起照嘛！”然后对外宾继续解释说，“翻译和接待的同志很辛苦。从前，他们只是忙忙碌碌地工作，照相从来没有他们的份儿。现在，我们就要改变过去的做法。”总理的这几句话是我没想到的，眼前的一切顿时变得更加绚丽多彩起来，我跟在戴枫和接待组的几个同志的后面，站到最后排一个不显眼的位置上。第二天，这张对我来说具有特别重要的历史意义和文献价值的照片，便在《人民日报》上登了出来。这张照片是我一生中全部的照片中最珍贵、最富有光彩的一张！因为工作的关系，在此之前和以后，我有幸同中阿两国高层领导人和省（阿尔巴尼亚是区）市级高级官员、劳动模范以及战斗英雄照过许多像，但哪一位能像周总理这样享有如此高的世界性声誉，在广大人民群众中间最富有人气呢？我认为，除了周总理之外，再无第二人。还有，“文革”期间，翻译参加国家领导人接见外宾照相，我是第一人，在我之后才有王海容、唐闻生等译员的频频出场。这是我今生今世时时都要铭记在心的非常事件。它时刻提醒我：在人生与革命浩瀚迷漫的大海中，不管遇到怎样的难关与险阻，都要毫不动摇地沿着毛主席和周总理所指引的航道奋勇前进！
胜利地完成了周总理接见代表团的翻译任务，接待组的全体同志感到轻松了不少。晚上，戴枫同志与我聊了许多，这也是我调到报社后，他作为部领导与新人别具一格的谈心。“好不容易啊，这次我们调你来报社工作，惊动了总理，他老人家讲了话，不然你是调不来的。今后要好好干，可别辜负了他老人家的期望。我们国际部很幸运，多少年来，一直在总理直接领导、关怀下开展国际宣传工作。总理多次要求我们都成为自己负责的国家的研究专家，要精通一国或几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外交、军事……你很年轻，刚到30岁，要有信心，努力成为一个‘阿尔巴尼亚通’……”
永远铭记周总理的恩情，不辜负他老人家的期望，努力成为一个阿尔巴尼亚通！这是我调到人民日报社特别是听了戴枫同志转达的周总理对从事国际宣传的人员的要求和期望之后，在心里立下的誓言。
陪完了阿尔巴尼亚新闻代表团之后，领导又要我做好陪同以解力夫和戴枫为领队的中国新闻代表团赴阿尔巴尼亚访问的准备。当时，正在蓬勃发展的中阿关系第一次遇到了小小的波折。特别重视中阿关系的周总理，为了确保我党政代表团和新闻代表团访阿圆满成功，于出访前夕在人民大会堂特别接见了两个团的全体成员，我有幸听到了周总理的教诲与嘱咐。他老人家对兄弟的阿尔巴尼亚人民纯真的友情和崇高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深深地感动了我，成为指导我一生做好中阿文化交流工作的指导思想。40多年来，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变幻，我对做好这一工作的决心与信心都毫不动摇。之所以如此，那是与周总理的谆谆教导密不可分的。这辈子，是周总理那举世闻名的政治家、外交家的博大胸怀和对世界人民真切火炽的爱心主宰了我的灵魂。
那是阳光灿烂、前程似锦的大好之年，那是精力充沛、踌躇满志的而立之年，那是小鹰展翅，准备在辽阔的蓝天翱翔万里、大展宏图的兴旺之年。可是，有谁能想到，六月里竟然下了一场九月霜，正在红红火火向着宏伟的目标飞奔的红山鹰，突然挨了一闷棍，一夜间在有些人的心中竟然变成了面目可憎的黑乌鸦。
那是1970年5月4日，领导报社运动的几个头目找我，要我交代在学部外文所参加“×××”反革命组织反对周总理的罪行。真是荒唐可笑到了极点！一个把周总理看作比自己父亲还要亲的人，居然要参加“×××”反革命组织反对他老人家！难道我的良心被狗吃了？！真是岂有此理！我当然要据理辩驳，可是，那是毫无用途的，当天下午我就被停职反省靠边站了。
从这一天起，我一生中第一次经历的天寒地冻、风雨飘摇，长达两年零70天的“非同志式的”苦难之旅便开始了。我不愿意用凄婉的文字、低沉的语调讲述自己如何硬着头皮当泥水匠砌墙、挖防空洞，也不愿意提及顶着暴风雪，从马厩里起粪出汗着凉得了迄今都没治好的风湿性游走式关节炎，更不想描述冒着零下20多度的严寒，吃喝拉撒睡在闷罐车厢里，与骡子、老母猪为伴，从河南驻马店火车站到北京丰台站度过的两天两夜，因为我向来不喜欢更不使用“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之类的文字。现在，还是让我以昂奋、激扬的笔调，向读者朋友诚挚地倾诉：几十年来，为了实现对周总理立下的“成为一个阿尔巴尼亚通”的誓言，我都干了一些什么吧。
我心里明白，我的这一突如其来的灾难，不是来自领导报社运动的人，而是来自乱了套的学部。但我相信，共产党领导下的几千名秀才，决不会让中华最高学府（“翰林院”）永远无休止地乱下去。他们总有讲真话的一天，而一旦讲了真话，一切都会水落石出，到那时必然要还回红山鹰的真面目。但这需要时间，急躁一点用都没有。因此，我要马上静下来，聚精会神读书，搞翻译，一天也不能浪费，不然，把外语扔上一段时间，就会把自己的看家本领丢掉。反正对我并没有实行隔离审查，只是叫我靠边站，那我就学做黄花鱼溜边学习好喽！在办公室里，有计划地细心阅读10多种阿文报刊并作笔记，多方面了解阿尔巴尼亚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方面的情况。回到单身汉宿舍里，便贪婪地阅读阿尔巴尼亚古今文学名著。平时如此，周末、节日里更是这样打发时间。劳动人民文化宫、中山公园、东单公园成了读书的好去处。到了河南叶县干校，在劳动休息的短暂时间里，我也在稻子堆下、柳树荫凉处、去县城办事走在宽宽的水渠边笔直的小道上读阿文诗和小说。到了京郊小汤山，我当了饲养员，在温榆河畔和马坊、大柳树村边放骡子时，我还经常放声高唱阿尔巴尼亚革命歌曲。就这样，在那孤寂难熬的两年多时间里，我把阿尔巴尼亚民族复兴以来的文学名著几乎全部通读了一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