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原来的估计很快地变成了现实。1972年初夏，在河南息县滚了两年泥巴的学部人，又回到北京，重新走进“翰林院”的大门。原来在残酷的逼、供、信重压下说了假话的人开始实话实说了。一天，领导报社运动的第二把手又找我，也叫我实话实说。不久，我便被从小汤山报社干校调回到国际部重操旧业。稍过一段时间，党组织生活也恢复了，并且重新出现在外事战线上。报社里一些在干校和我混得很熟的调皮的印刷厂工人互相逗趣：“开什么玩笑，红山鹰还是红山鹰，干吗一定要把一只鹰搞成黑老鸹？”很显然，广大群众是很同情、厚爱受了重伤的红山鹰的。这种温馨和友爱给了我极大的鼓舞和力量。于是，我全力以赴，日夜兼程，不但在1970年译德·阿果里、伊·卡达莱等当代著名诗人的12首长诗的基础上，又译了纳·弗拉舍里、安·扎·恰佑比、米杰尼3位文学史上最重要的诗人的许多名作佳篇，而且还在1973年3月4日半夜10点钟，把在小汤山干校未译完的阿尔巴尼亚当代文坛上最叫响的红色经典小说《重新站起来》也译完了，作为对周总理75岁生日的献礼。
我对自己的事业一直充满信心，工作中一向干劲十足，平反以后更是如鱼得水、似虎添翼。不过，最使我感到欢欣鼓舞的，还是有幸又见到了可亲可敬的周总理。
1974年国庆前夕，阿尔巴尼亚《人民之声报》代表团来我国访问，人民日报社负责接待该团。已经正式恢复名誉、重新走上外事工作岗位的红山鹰又陪同代表团当了翻译。9月30日晚上，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举行的盛大的国庆招待会上，我陪着阿尔巴尼亚记者朋友，坐在离主席台最近的第一排正中间的一张大餐桌旁。当庄重、洪亮的迎宾曲振奋人心地响起，周总理率领党和国家领导人缓缓地走上主席台入席时，我贪婪的目光一刻也没离开他。望着他那比5年前与我握手时明显地消瘦了许多的面容和一双依然锋利、炯炯有神的眼睛，我百感交集，热泪盈眶，想起了9年前他老人家访问阿尔巴尼亚时在我驻阿大使馆的大厅里教我们学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和《红梅赞》的幸福情景，还想起5年前为把我调到人民日报社，他对我的关注和对我殷切的希望，更联想到这5年来自己走过的坎坷路，差点儿被打成“黑乌鸦”的遭遇，心里顿时翻涌起一种苦尽甜来的幸福感。主席台上首长们开始向周总理敬酒了，但周总理没有站起来，有人替他喝酒还礼。我的心怦然一跳。“莫不是总理的身体……”我害怕再往下想。从这一天起，周总理的健康状况便在我的心里结下了一个疙瘩。我暗暗对自己讲：“抓紧时间，继续深钻苦学阿尔巴尼亚语言文学，用最丰硕的成果表达我对他老人家无限感谢和敬仰的深情。”
自1975年下半年开始，报社国际部就考虑往国外派记者，建立驻外记者站，阿尔巴尼亚理所当然地是第一个要派出记者的国家，我是要派出的第一个驻外记者。为了解除我的后顾之忧，报社政治部和国际部想方设法地把我爱人和两个女儿的户口于这年年底由辽宁盖县（今日盖州市）迁到京郊东坝河畔的北楼梓庄，彻底结束了多年来花钱靠组织补助、吃饭粮票要国际部的同志们及学部外文所的朋友们赈济的困难日子，全家都有一种苦尽甜来的幸福之感。我的心情一天天好起来，美好的前程正在向我热情地招手。然而，乐极生悲，1976年1月9日的一声炸雷炸得我头晕目眩，心撕胆裂，几乎都站立不住了。原来，收音机里传来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的讣告，“我们敬爱的好总理周恩来同志，因患癌症……”天哪，两年来不敢去想、不愿去想的这件最可怕、最叫我心惊胆战的事情，终于还是发生了，这叫我们一家人怎么承受得了啊！生着了火的炉子我丢在一旁不管了，水泡的玉米渣子也不淘了，踉踉跄跄地回到屋里，和妻子、女儿抱头哭成一团。那是举国同悲，万民共泣的日子啊！
根据上面的规定，各单位一律不开追悼会，但总理生前与他老人家有过接触和一起工作过的人，可到北京医院参加与总理遗体告别的仪式，我当然有这个资格。国际部领导戴枫同志和即将成为报社级领导之一的潘非同志都分别正式地将此事通知了我。整个报社有400多人，能够享受这种政治待遇的人特别是年轻人是非常少的，这是我今生最感欣慰和荣耀的事情之一。
在北京医院一个不太大的告别厅里，我泪水涟涟地向我无限热爱、景仰的慈父般的周总理恭恭敬敬地鞠了三个躬。可我总觉得怎么也表达不尽对他老人家大海一般的深情。第二天上午，我又冒着凛冽的寒风与国际部的几位同志到了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站进了成千上万人沉痛悼念人民的好总理、亲人周恩来的队伍中……
将周总理的骨灰撒在祖国大地和江河湖海那一天，我站在报社的楼顶上，仰望着载着总理骨灰的飞机向长城方向飞去，久久不肯离去，直到飞机在湛蓝的天空中一点儿也看不清楚了，才迈着沉重的步子，挖心摘肝似地走回办公室，望着喧闹的王府井大街呆呆地出神……
我不能整天沉浸在悲哀与痛苦中，一定要化悲痛为力量。从当天下午开始，我就将报社实际上为我一个人订的连续几年的十来种阿文报刊在几张办公桌上摊开剪起报来，然后分门别类装订成《工业成就》《农业成就》《教育战线》《群众文艺》《历史与考古》《文艺评论》《著名作家研究》《优秀通讯》《优秀诗歌》《影视评论》10大厚本，我命其名为《郑氏阿尔巴尼亚百科全书》。这10大厚本阿文剪报知识性、趣味性很强，成了我的宝贝。我反复地看，多次有效地使用，使我对阿尔巴尼亚这个国土虽小但人民精神却十分可嘉的“山鹰之国”的认识越来越深刻、越理性化。我觉得自己距离周总理要求的“阿尔巴尼亚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毕竟是在这条艰难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步伐。
要成为一个真正的“阿尔巴尼亚通”，必须读大量的阿文书。留阿期间虽然买了不少书，但在阿尔巴尼亚书籍的海洋里，我那有限的两大木箱子书，实在是沧海一粟，九牛一毛。为了补充应备的阿文书，王府井外文书店帮了我的大忙。整个“文革”期间，这家书店只卖阿尔巴尼、罗马尼亚书，地拉那书店卖什么书，这里有什么书。阿文书又非常便宜，因此，这里便成了我落脚最勤的地方。那时，我每月的工资只有62元，凭这一点儿钱养活一家4口人，日子过得有多艰难，那是可想而知的，但即使如此贫寒度日，每月还是至少拿出5元钱买阿文书籍。因为我常到那里买书，书店里的工作人员都认识我了，其中有位叫祁从贞的老大姐待我尤其热情友好，书店里每次进了新书时，她总是要打电话及时通知我。后来，中阿关系急剧恶化，书店决定阿文书下架送造纸厂造纸。祁大姐立即电话告诉我可以到书店随意无偿拿书。于是，我从房产科借了个平板车，到书店将各种阿文文艺书籍拿了个齐全，甭提心里有多痛快了。平板车虽然有三个轱辘，却比两个轱辘的自行车难以驾驭。出了书店的门还没上正路，我就上车骑，哪想到两脚一蹬，整个车子里溜外斜地扭起秧歌来，一下子撞在路边的歪脖子槐树上，头上碰出一个大包，眼镜框也摔坏了。一个车轱辘滚到了马路牙子下边，车上的书噼里啪啦掉了一地，狼狈极了。这时候，站在书店门口望着我还没离去的祁从贞大姐和几个过路人都赶过来帮我把车在路上放正，急急忙忙胡乱地把书重新装上车，让等在路上的103无轨电车顺利地开了过去。这是老天爷对我这个只会拿书本、连平板车都不会骑的书生的一次严厉惩罚。不过，为了神圣的事业和理想，再严厉的惩罚我也承受得了。
过了几天，我在北大俄语系读书时的老同学，我的入党介绍人，此时已荣任中国图书进出口总公司副总经理的赵惠媛同志，也打电话通知我可以到他们公司在通县（今通州区）的书库取一批阿文书。惠媛同志的电话叫我喜出望外。因为书尤其是阿尔巴尼亚文书，对于我来说，比生命还要重要啊！7月里一个雨过天晴、骄阳似火的中午，我骑着加重自行车，从我们家居住的东坝河畔的楼梓庄兴高采烈地向通县（今通州区）奔去。跑了三十多里泥泞难走的土路，顶着火辣辣、毒巴巴的太阳，汗流满面地赶到了书库。这里是外文图书的天堂，阿文小说、诗歌很多，没用几分钟，我就挑出10多本以前没有买过的书。后来，还把30卷的《恩维尔·霍查文集》也牢牢地封在加了一块长长的木板的车座上面，没有百儿八十斤力气的人是不敢载这么多东西的。道路坎坷，烂泥满地，不时地还要趟过脚脖深的污水。我担心车子倒了把书弄脏、弄坏，干脆不骑车了，我手推车子吃力前行，硬是用两腿量了三十里泥泞路，赶回村边时已经是村烟袅袅做晚饭的时候了，我累得口干舌燥，凉白开水连喝三大杯还不解渴，可心里却是甜甜的。望着挂在屋墙正中央那张大大的周总理的标准像，我又情不自禁地想起他老人家对我一生工作的安排和期望，一种喜悦、自信、自强的感情油然而生。
中阿关系的突变，对我的影响非同小可，我的阿语事业就像一个小皮球从珠峰之巅跌到了万丈峡谷。怎么办？继续留在报社当记者吗？当然可以。实事求是地说，报社许多人都知道我是国际部“特事特办”调来的，方方面面对我这个有点儿“特别”的人都是不薄的。我虽然是国际部的人，但报社一些特殊的重要的报道工作需要从各个部抽掉骨干力量临时搭班子时，他们总要把我算作一个。例如，1975年10月，纪念红军胜利到达陕北40周年时，报社领导派我和资深报人、著名散文作家袁鹰同志各领一名通讯员，奔赴陕甘宁和金沙江采访，由我和袁鹰同志合作完成了长篇通讯《长征路上新的长征》。再如，毛主席逝世时，报社成立了悼念毛主席特别通讯组，我是通讯组的成员之一，负责采访农民代表人物对毛主席的悼念与追思，特别采访了北京郊区大白楼王国福的伙伴们以及大寨铁姑娘、党支部书记郭凤莲。这些都是一系列通讯的重要内容，等等。总之，如果从今以后，我再不从事阿尔巴尼亚研究和写作有关阿尔巴尼亚的文章，当一个报道国内问题的记者，是不会有什么困难的。报社有几个单位了解了我工作中面临的尴尬与困惑之后，主动找我要我留下来，继续从事新闻工作。对此我作过反复认真地考虑。我想，人得有专长，不能当万金油。以往我之所以能在《人民日报》这个重要阵地上占有一席之地，那是因为我懂阿尔巴尼亚文。现在，中阿关系如此糟糕，一时半会儿也不会由分变合，如果我留在报社其他部门当记者或编辑，置阿文于不顾，用不了三年二载，我就会把它忘掉，那岂不是白白留学三年！又怎么能成为阿尔巴尼亚通，报答敬爱的周总理对我的恩情与期望？我心灵的深处，有一个很重很重的周总理情结，这个情绪主宰着我一生全部的工作和情感。任何一件事情，不管它有多大的诱惑力，只要它有碍于这个情结，我就决不动心。有关部门关爱我的情谊我领了，但要留在那里，那是绝对不行的！即使给我再高的待遇，我也不能丢掉阿尔巴尼亚语言和文学这个看家本事。于是，我便割舍了对《人民日报》的情意，打起背包重新返回我今生事业的老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正经八百地挂起研、译阿尔巴尼亚文学的旗帜来，全力以赴地投入到《东欧文学史》这项研究所的重点科研项目中，具体承担撰写阿尔巴尼亚文学史的任务，不到一年时间，就轻松愉快地完成了10余万字的《阿尔巴尼亚文学史》初稿。
外语这门学问，像美丽的公主那样骄矜，你主动和它拉近乎，它也会对你露出笑靥；你一旦和它稍微疏远一点儿，它很快就会把你彻底忘掉。要想把它紧紧地拉在身边，与你相伴，你得每天向它献殷勤。翻译阿尔巴尼亚作家的作品一时无人给发表、出版，那我就通过阿文转译其他国家的一些进步作家的作品好喽。反正我手上阿文版的别国作家的作品也不少。于是，意大利著名作家路·皮蓝德娄的中篇小说《黑披巾》《她另有一个儿子》《苦难的姑娘》，意大利平民作家萨·斯特拉蒂的中篇小说《桃子》《格利高里和他的裤子》《橡树》《开垦新土地》，美国作家萨洛扬的短篇小说《柑桔》，土耳其著名作家奈·纳辛的讽刺幽默小说《我们家将要来客人》《你们国家没有驴吗？》《就这么点事情》等名著佳篇，都在我居住的京郊鸟语花香的农家小院的柿子树下和撒满阳光、窗明几净的屋子里，通过我的不算太笨的笔变成了汉字，发表在《国外文学》《少年文艺》等刊物上。我甚至还通过阿文译了一批世界儿童故事，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了一本名为《鲟鱼》的少儿读物，成为对英雄无用武之地的蹉跎岁月的纪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