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始终不懈地坚持为农民写、写农民的创作方向
社会主义中国的文学艺术，与西方资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有着本质的不同。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两种文学艺术服务对象的不同。我们的文学艺术的服务对象是很明确的，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进入新时期以来，党中央又进一步提出了文艺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的口号。文艺工作者要很好地完成这一光荣使命，必须深入生活，深入群众。这一点也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中国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可能进入创作的过程。”
刘绍棠对毛泽东文艺思想和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向来都是衷心拥护并身体力行的。当他还是一个十几岁的少年时，就深深地扎根于泥土之中，立下了“让我们到生活中去，永远不离开土地”[9]的誓言，发表了上百篇清新秀丽、被誉为田园牧歌的佳作。为了实现“用笔和乡亲们一起耕耘运河的土地”的良愿，他甚至还主动退出最高学府，回到运河故乡长期落户。以后，在遭遇坎坷的漫长岁月里，他更是“赤子而来，赤子而归”，回到故土，“住在当年呱呱坠地的旧屋土炕上，又一次转世投胎”。迎着“三伏酷暑，三九严寒，血雨腥风，愁云惨雾”，“同乡亲父老兄弟姐妹们脸朝黄土背朝天，土里刨食，患难与共”。[10]长期的农村生活，使他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说得更确切些，进入中年的刘绍棠，已经彻底农民化了。正如他自己所总结的：“我从思想感情到生活习惯，开口说话，为人料事和艺术情趣，都发生了返璞归真的变化。”[11]这种变化给他的创作带来了特大的丰收，给他的精神带来了极大的快乐。对此他做了唯物主义的总结：“我的家乡是我进行创作的生活源泉。有源之泉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一个作家能有几口泉，便可说是大富翁。我的泉虽只一口，不敢夸富，但是比起靠天等雨，总算小康。”[12]
刘绍棠热爱农村及乡亲，同大运河结下的鱼水难分的情意，是我国当代文学史上的一大佳话。几十年来，他不图一时的虚荣，不怕别人嗤笑自己是未见过世面的乡下人，孜孜不倦地深挖自己的泉，从儒林村挖到蝈笼镇，又从蝈笼镇挖到通州城。他对280里京东北运河滩了如指掌，宛如淘金探宝似的搜集当地人民英勇斗争的壮丽画卷、动人传说的每片云霞、优美活泼的语言瑰宝。他的每部作品，不仅都是以农村生活为题材，为农民而写，而且基本上还是在烟村丛林中，豆棚瓜架下，蒲柳人家里孕育成熟，挥笔而就的。他以自己是一个“土著”作家而感到无比的自豪，立志“一生一世都要歌唱生我养我的人民”，一生一世都要像“为自己那粗手大脚的爹娘画像一样，写农村、写农民”。即使工作需要他回到北京城里，他也依旧是“野人怀土，小草恋山”，经常回到父老乡亲中间，与他们同吃、同住、同欢乐。他从吵嘴骂街的妇女口里偷艺，学习语言，他用自己最熟悉的人做小说创作的人物原型。他请故乡亲人做自己作品的第一读者，只有获得他们通过，才让稿子转到编辑手里。他不盲目地崇拜诺贝尔文学奖，而把农民群众敬为评价自己作品的最高审判官。时时刻刻牵动他的心肠的，不是异国的奇闻、洋人的香风，而是运河的乡土、运河的风情！请听他那运河赤子爱乡恋土的肺腑之言、感人的心声：“看不见本村的树梢，便分不出东南西北；一瞧见自己家的烟囱，就来了能耐。”“虽然我前前后后在我那生身之地的小村生活了30年，对每一家、每个人都十分熟悉，但是，生活每时每刻都在发展变化，我不身临其境，亲历目睹，便有如朦朦胧胧云遮月，恍恍惚惚雾里长，对自己的小村也看不真切了。我的乡土文学创作离开了乡土，只能孵豆芽。”[13]
当年扎根于皇甫村、终南山的柳青，像一个真正的农民一样生活、工作在李家庄和三里湾的赵树理，在元茂屯的泥棚茅舍里和草甸子上同农民兄弟一起迎暴风战骤雨的周立波，都曾以他们成果辉煌的创作实践，向人们证明过伟大的真理：一切优秀的文艺作品，只能来自于生活；所有有作为的作家和艺术家，只能诞生于人民群众之中。柳青、赵树理、周立波为后辈作家树立了深入生活、深入群众的光辉榜样，建立了千秋万代都值得赞颂的好传统、好家风。今天，这种光辉的榜样，正在产生无穷无尽的力量；这种好传统、好家风，也正在被有出息、有志气的作家和艺术家发扬光大，而刘绍棠就是这当中的佼佼者。今天，在以农村生活为题材从事小说创作的作家中间，没有谁能像刘绍棠这样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生活在农民中间，也没有谁能像他这样深入地挨门逐户地了解农民的历史命运、风土人情，因此也就没有谁能像他这样在短短的10年间，就取得了这样一种无与伦比的令人瞩目的成就。刘绍棠的成功，是唯物主义反映论的胜利，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胜利！刘绍棠的成功，从另外一个方面，也让我们懂得了“文学回到自身”，作家“自我完成，自我塑造，自我实现”等唯心论，是多么荒谬，多么可悲！
刘绍棠不仅自己为农民写作，写农民，而且还向别人发出恳切的召唤：“写农民吧，演农民吧！农民在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上，在民主革命的历史上，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30年中，有多少可歌可泣的人和事，值得写，值得演。在中国，没有哪个阶级，没有哪个阶层，比农民的生活和命运更丰富多彩；对于文艺创作，这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第一大源泉。有心的人，有志的人，到农村去，到农民中去。”[14]“工人和农民是我们社会的主体，是过去革命的主力军，也是现在四化建设的主力军，这是谁都知道的道理。那么，文艺创作就应该描写他们的劳动、斗争和悲欢离合的命运，讴歌和赞美他们的勤劳勇敢，坚韧不拔，艰苦奋斗；讴歌和赞美他们的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顾大局，守纪律；讴歌和赞美他们的优秀品质，高尚情操，牺牲精神；讴歌和赞美他们的智慧、理想和创造。他们应该在文艺创作中占有主位，他们应该在报纸杂志上坐在首席。”[15]
应当公正地说，刘绍棠的这段话，是当代文艺界健康力量的最强音。内容是这样的具体明确，思想是这样的博大精深，语气又是这样的恳切动人！我们知道，刘绍棠并不是文坛上大权在握的领导人，但是他却发出了比领导者更有思想、更有远见的声音。这再好不过地显示出一个受党教育几十年的作家忠诚地执行党的文艺方针、勇敢地捍卫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决心。
正因为他胸中怀有一生一世为农民写、写农民的大目标，所以才能对文艺界一些不健康的现象，提出尖锐而中肯的批评：“三中全会以来，我们的文学创作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昌盛，但是也不能不看到一种脱离工农劳动人民生活，不从生活出发，皮毛模仿外国现代派文学作品，胡编乱造却又轻而易举受到廉价吹捧的偏向。这种并非健康的现象，如不进行疏导，许多作者将误入歧途，他们的作品也将走向窄巷和末流。”[16]
翻翻那些脱离工农，把自己关在宾馆里，养上了一身贵族气的“新秀们”胡编乱造出的除了自己欣赏、任何人都很讨厌的“新潮大作”，看看那些疏远生活和斗争，贬低民族文化，专以出工农大众之丑而获得洋人的可怜掌声的电影；瞧瞧那些无视工农群众，全靠表现自我起家，最后堕入反革命泥沼的“精英作家”的可耻下场，再回过头来品味一下刘绍棠一次次语重心长的忠告，不是更能看出党的坚强的文艺战士、大运河的忠诚儿子刘绍棠的难能可贵、远见卓识嘛！
随着时间的推移，文艺界这种脱离生活、疏远工农的不良倾向越来越加严重，刘绍棠对它的批评，已经不再是一般的议论，而是把种种污秽的东西化为反面的形象，艺术地展现在读者面前，予以无情的嘲讽和有力的鞭挞。长篇小说《这个年月》开篇不久就有这样一段发人深省的文字：
这个学科（指县志编纂学）是个冷门，研究这门学科的人，虽能成家却难出名。不像那些有一张美人脸子的姑娘，忽然入了哪位导演的眼，拍一部花里胡哨的电影，便被戴上一顶新星的桂冠，四面八方大出风头；搔首弄姿的照片印在挂历上，更是家喻户晓。如果善于自己给自己制造几桩桃色新闻和流言蜚语，扩散到二十九个省市和港、澳、台，并且挑动洋人的猎奇心理，在外国的报屁股上发表几行文字，便自以为或被捧之为国际知名人士，要房子唾手可得。也不像嘴里含着麦克风的女歌星，扯着一字长蛇的电线，扭摆腰肢在台上走来走去，眉目传情频送秋波，嗲声嗲气唱几只爱呀、恨呀、泪呀、吻呀、死呀、活呀、梦呀、魂呀、风呀、雪呀、云呀、雨呀……的流行歌曲，便博得满堂喝彩，大红大紫大赚；如果身穿的演出服装薄、透、露、怪，效果更好，知名度更大。写十几篇地方志的论文当然比不了写一篇樱桃桑葚货卖当时的小说。小说能赶行市，时尚之作最有买主，名利双收易如反掌；地方志的学术论文虽然是呕心沥血的产品，但是一张冷脸子，有几个人爱看？
这段有声有色、颇具鲁迅杂文笔调的文字，深刻地揭露、无情地嘲讽了脱离工农大众，走向没落的“电影明星”、“新式歌星”、“时髦文人”的种种丑行。这样的文字，在刘绍棠的全部小说中是不多见的，然而却是经典的。它以活生生的形象，让我们看到了一位真正具有工农大众感情的作家的音容，听到了一位大胆干预生活，勇于直面人生的革命者的心声！
三 卓有成效地继承和发扬强烈的中国气派
刘绍棠是怎样具体地实现他为农民写、写农民的崇高目的呢？这就必须对他致力乡土文学的四项基本原则及创作实践，作进一步的、更深入的探讨。
绍棠同志自少年时代开始写小说起，就以擅长描写京东北运河农村的乡风水色著称。但是，标志他的乡土文学创作发生了从自发到自觉、从朦胧到明确的根本性转变的作品，还是广为流传的中篇小说《蒲柳人家》。此篇发表于1980年初。小说问世后不久，他就明确地提出了建立北京的乡土文学和中国的乡土文学的主张。
绍棠同志提出的乡土文学的内容，经历了一个不断充实与完善的过程，它的具体要点是：“一、坚持文学创作的党性原则和社会主义性质；二、坚持现实主义传统；三、继承和发展中国文学的民族风格；四、继承和发扬强烈的中国气派和浓郁的地方特色；五、描写农村的风土人情和农民的历史和时代命运。”[17]到了1984年下半年，他又把乡土文学的这五点内容归纳为16个字——“中国气派，民族风格，地方特色，乡土题材”。并且称这16个字是他致力乡土文学的四项基本原则。
现在，就让我们先来谈谈刘绍棠卓有成效地继承和发扬中国气派这一问题。
中华民族是有着五千年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伟大民族，是勤劳勇敢、聪明智慧的民族，是对人类做出过巨大贡献，可与世界最先进、最文明的民族媲美的民族。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对革命导师的这一教导，刘绍棠是衷心拥护的，对弘扬民族精神，他是全力以赴的。他说：“所谓中国气派，就是在文学作品中反映出我们民族的美德和革命传统。”那么什么又是我们民族的美德和革命传统呢？他是这样总结的：“咱们中国的尊敬长辈、赡养父母、邻里和睦相处、互相帮助，这些传统美德，都是外国人所羡慕的。”“中国人讲究有情有义。”“勤劳、勇敢、善良、吃苦、耐劳、有自尊心、有忍耐精神、互相团结等美德，在农民身上都体现出来了，形成了我们民族的性格特征。农民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脊梁，是创造中华民族道德的阶级。”[18]绍棠同志对农民还有更全面的评价：“尽管他们身上也有弱点，可我喜爱他们。他们身上都带有我所熟悉的影子，也寄托着我全部的心愿。他们尽管性格不同，却都是好人。他们没有出人意料的新思想，却有传统美德的闪光。只要有他们，生活就充满美好的希望。”[19]
这发自内心的赞美农民和中华民族的感情，是何等的真挚而炽烈！面对那些贬低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民族虚无主义者——迎合西方资产阶级和平演变、文化渗透的需要而摇尾学舌的鹦鹉，刘绍棠多么像一只神勇矫健的鹰！我觉得，表现、讴歌中华民族优秀美德和革命传统，是刘绍棠40年如一日不知疲倦地辛勤劳作，并获得累累硕果的最主要的动力。
刘绍棠非但发表了大量的散论，对中华民族的这一美德和革命传统予以理论的肯定，而且在四五百万字的小说作品中，还塑造了“如过江之鲫”的众多的俊美形象。人们至今还清楚地记得新中国成立后事事听党的话、坚决跟共产党走的山楂村优秀儿女春宝和银杏[20]，摆渡口公而忘私的好青年俞青林[21]，爱社如家的桑贵老头[22]，率领农民走互助合作道路的宝贵、春果[23]等众多的朝气蓬勃、乐观可爱的农民形象。这些人物形象，是新中国成立后最初的年代里，甩掉种种封建思想的羁绊，龙腾虎跃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先进农民的代表。他们的业绩和心态，集中地体现了天在变、地在变、时代在前进的大趋势、新潮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