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辑
引言
现在是应该对四十年如一日，始终毫不动摇地坚持文学创作的党性原则和社会主义方向，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中华文学的民族传统、民族风格，在民族化的大道上阔步前进并取得了丰硕成果的著名乡土文学作家刘绍棠的文艺观及其创作，予以充分肯定和全面评价的时候了。因为他走的路，是一个共产党员作家应该走的正确而康庄的路。
新时期以来，在党的“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的指引下，文艺界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令人感到欢欣鼓舞，但是，长时期里，由于未能坚定不移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各种背离四项基本原则的奇谈怪论也纷纷出笼，我们好端端的社会主义文艺阵地上，竟然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倒退、颓废、沉沦的倾向。形势的发展，实在令人忧虑。
当“玩”文学、“为艺术而艺术”、“疏离政治”、“背离现实”、“淡化思想”、“全民忏悔”等各种主观唯心主义、厌世的颓废主义思潮咄咄逼人地向人们发起进攻的时候，生活在社会主义中国、喝工农大众的乳汁长大的文艺工作者，要不要勇敢地捍卫文学事业的党性原则和社会主义方向？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应该继承和发扬，还是采取虚无主义态度，将它们全部抛弃？是坚持唯物主义的反映论，还是到外国的垃圾堆里捡一些“自我就是一切”的唯心主义破烂货当宝贝？对外国的特别是西方的文学艺术，是采取批判的吸收态度，还是全盘西化，把我们的社会主义文化变成殖民地文化？在唯心主义者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鼓吹者看来，这些问题大概都是毫无新意的老生常谈，谁谈论这些问题，谁就要被他们讥为“守旧”、“僵化”、“保守”、“极左”。但是，对许许多多受过革命风雨的考验与洗礼，树立了共产主义世界观、人生观，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南的共产党员作家来说，这些问题不仅要谈，而且还要有板有眼地大谈特谈，因为所有这一切，都不是无关紧要的小事，而是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文艺的性质、发展方向和前途的大问题。
在这样的一大批共产党员作家中，“荷花淀派”最优秀的继承者和发扬者、当代乡土文学的开拓者刘绍棠，是最有代表性的人物。他以40年的累累硕果，从文艺理论到创作实践，充分地显示了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作家的坚强党性和凛凛正气。
一 毫不动摇地坚持文学创作的党性原则和社会主义方向
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学艺术，属于一定的阶级并为一定阶级的利益和需要服务。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一部分，是整个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应该接受党的领导与监督。这就是无产阶级文学的党性原则。生活、工作在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党领导一切的社会主义中国的作家，尤其是共产党员作家，这一点是必须时时刻刻牢记在心的。遗憾的是，近年来，由于西方资产阶级文化无孔不入地渗透和腐蚀，再加上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日趋严重地泛滥，我们文艺队伍中的一些革命意志薄弱者，居然把这一原则淡忘了，有的人甚至认为这一原则过时了。更有甚者，竟然撕去一切伪装，兴起文艺无社会性、无倾向性、无阶级性、无党性的离经叛道之说。他们对此不以为耻，反而视为富有开拓性的独创精神。他们错误地估计，他们掀起的“新潮”可以畅流无阻地吞没一切了。
然而，经受过长期革命风雨锻炼与考验，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南，为卫护无产阶级文学的党性原则，进行长期不懈的毫不妥协的斗争的共产党员作家、艺术家，还是大有人在的。他们雄伟挺拔地屹立在狂风恶浪之中。时刻铭记自己是“党的乳汁哺育大的”、“血管里流的是党的血液”的刘绍棠，就是狂风恶浪中笔杆、腰杆都很硬的硬骨头作家。他同各种践踏无产阶级文学党性原则的“新理论”、“新观念”进行了长达10年的斗争。自1979年元月重新回到党的怀抱到现在，刘绍棠不仅创作了四五百万字具有强烈的中国气派、鲜明的民族风格、浓郁的地方特色的小说，而且还出版了《乡土与创作》《我与乡土文学》《一个农家子弟的创作道路》和《我的创作生涯》四部散论集，阐明了一系列的文艺观点和主张，其中对坚持文学创作的党性原则和社会主义性质这一问题的论述，最为引人注意。
首先，我们从这一问题上，看到了刘绍棠对党的赤胆忠心。众所周知，刘绍棠是有过1957年遭遇的。那漫长的22年，对他来说，真可谓“风雨飘摇，天寒地冻”。但是党给他落实政策后，他毫不计较个人得失，对党没有丁点儿怨言，一心捍卫无产阶级文学的党性原则，重新开始第二个青年时代。他旗帜鲜明地提出：“咱们社会主义文学，是无产阶级的文学，它的阶级性，它的党性，是不能动摇，不许改变的。”“我们的社会主义文学，也应该比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学更先进、更合理、更美好。”“我们不是为少数人而创作，不为金钱而创作，不为老板的盈利而创作，可以说，这一点我们比资产阶级作家有充分的自由。”[1]
这响铮铮的声音，是刘绍棠重返文艺战线、再振文威的宣言书，是他决心做一名真正的共产党的忠诚战士的从文纲领。这了不起的大丈夫气魄，坚强的党性修养，是何等的难能可贵！
其次，从这一问题上，我们还可以感受到刘绍棠敏锐的政治嗅觉和深邃的洞察力。1980年前后，当以《苦恋》[2]为代表的有着明显的错误倾向的作品和一些乌七八糟的文艺理论一出现的时候，刘绍棠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共产党领导文艺这一问题的重要性，甚至还尖锐地提出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这进一步显示出刘绍棠的政治远见性。他说：“我们的文艺，是党的事业的一部分，是社会主义事业的一部分；因而，必须是党领导的文艺、社会主义的文艺。”“保障艺术民主并不等于允许为所欲为，不要党的领导；纠正“左倾”错误更不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不要社会主义。我们的文艺创作，必须在政治上无条件地与党保持一致，必须是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3]
半年以后，对文艺界出现的花样更多的“宏论”，他进一步表示了坚决反对的态度：“对于否定文学的党性原则和社会主义性质，否定文学的阶级性和民族性，否定唯物论的反映论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否定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和鲁迅先生开拓的中国新文学传统，否定社会主义文学应以劳动人民为主和必须采取为广大劳动人民所喜闻乐见的形式，而把文学创作当作干预政治和自我表现的工具，以及醉心于皮毛洋化的种种奇谈怪论，我是反对的。”[4]
另外，从这一问题上，我们还能看出刘绍棠对党的文艺方针政策的理解更加深刻、全面，他的提法更具有科学性。绍棠同志从文40年，文艺界的种种风雨，他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积累了许多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针对从前文艺界在执行党的文艺方针政策的过程中出现的偏差，他对文学创作如何与党保持一致，即如何具体地坚持文学的党性原则这一问题，做了更为全面、更加科学的阐释：“文学创作在政治上无条件地与党保持一致，坚持文学创作的党性原则，绝不能被误解或歪曲为要求作家公式化、概念化地图解政治和政策。作家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还必须按照艺术规律进行创作，才能写出好作品。然而，也只有沿着正确的政治方向进行艺术探索，才能真正掌握艺术规律。”[5]
最后一点，我觉得也是最为可贵的一点，即从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看出刘绍棠文艺观点的一贯性和革命的坚定性。1979年元月他重返文坛，发表《让我从二十一岁开始……》到近日见报的《我的老观念》，共有近200篇文学散论问世，辑成4部集子。综观这些短小精悍、生动活泼的散论，可以清楚地看到，刘绍棠坚持文学创作的党性原则和社会主义性质的观点是一贯的。顺利的时候，他不趾高气扬，困难的时候，也毫不悲观气馁，自始至终唱的是一个调。也可以说，为了捍卫文学创作的党性原则和社会主义性质，10年来刘绍棠进行了一场坚韧的战斗。同文场上某些随机应变、顺着不同时期的风向而变换自己的颜色和音调的投机商比起来，表里一致、始终如一的刘绍棠，就显得更加可敬可亲。莫要说四五百万字的小说创作，应该在新中国的文学史上大书特书一些篇章，仅凭他为卫护文学的党性原则和社会主义性质所发表的那么多的散论而言，把他列入新中国第一流作家的行列，也是当之无愧的。
正因为刘绍棠对文学创作的党性原则和社会主义性质有如此深刻的理解，所以对社会主义国家作家的责任感，文学作品的社会效果和教育作用，也必然有很精辟的见解：“不是党管不着你了，不是创作可以不考虑党的利益，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你不考虑这个，不承认这个前提，愿写什么就写什么，那就是忘了自己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作家，忘记了自己应当承担的道义和责任。”[6]
让我们再听听他为作家完成神圣的使命所发出的紧急的呐喊声：“身为长者的人们啊，给我们的青少年们以真、善、美的教养吧，再也不要利用他们的天真纯洁，诱骗他们饮食假、恶、丑的精神污水和思想垃圾。而我们这些被称为人类灵魂工程师的作家们，更应该记取这一段历史的惨痛教训，执笔为文，不忘将青少年培养成社会主义新人的神圣天职。写什么，怎么写，要严肃从事，绝不能让自己的作品毒害青少年的心灵，教唆青少年犯罪。”[7]对某些美化流氓、小偷、犯罪的作品，他更是怒不可遏，拍案而起：“很难相信这是出自社会主义国家的作家的手笔，不过是把新中国成立前那些无聊文人的诲淫诲盗的文字垃圾进行了新包装。”[8]
由于大家都知道的原因，1983年的反对精神污染，1987年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都中途夭折了。诲人诲盗的黄色垃圾越来越加泛滥、污染、毒化全国的书市。不少作家、艺术家有怒也不愿发了。而刘绍棠却能置“守旧”、“僵化”、“保守”等冷嘲热讽于不顾，坚决地反对黄色书刊扰乱文化阵地，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或做报告，或写文章，反复地、一次比一次言辞更加激烈地反黄、扫黄。这一点也很好地显示了刘绍棠纯正的党性和爱护青年一代的美好心灵。
当然，对一个作家的评价，重要的不是看他的宣言，而是要看他的作品。40年来，刘绍棠共发表上百篇短篇小说，40余部中篇小说和10部长篇小说。从13岁发表的第一篇短篇小说《邰宝林变了》到新近出版的长篇小说《野婚》《水边人的哀乐故事》，全部作品都贯穿着一条绚丽的红线：从20世纪30年代中国共产党在京东北运河农村领导的一次次农民斗争，到新中国成立后40年来党在农村留下的每个脚印，都在刘绍棠的小说里，得到了非常真实而生动的艺术再现。每部作品都洋溢着饱满的政治激情和对新人新事的炽烈的爱。那种昂扬奋进的情绪，勇往直前的气势，明朗欢快的情调，都使读者确信不疑：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生活是美好的，未来是光明的，社会主义道路是广阔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讲，刘绍棠是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中国最热情、最赤诚的歌者。他的每部作品的思想内蕴，都与我们党每个时期前进的步伐保持一致。将他的名字写进中国共产党名人录中，是对他40年文学生涯最高、最公正的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