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思想不是在个别的方面，而是在许多领域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个体系，是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
——引自《邓小平文选》
一、毛泽东文艺思想形成的历史与文化背景
在50年前毛泽东同志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的时候，是正当抗日战争民族危亡的艰苦年代。
任何一个时代的文艺的主要潮流，都是反映现实、表现它那个历史时期的社会斗争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历史唯物主义者，他们考虑问题更不能脱离现实。然而，一切贬低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人，所以要否定《讲话》提出和回答的文艺问题具有普遍的真理性与科学性，也是以此为借口，说它有一时一地的局限，那原因是因为《讲话》是革命战争时期的产物。我们并不否认《讲话》有这个特定历史时期的背景，有些问题也有一定历史背景的针对性，但是，就整体来说，毛泽东文艺思想，毛泽东同志的天才是在于：他回答了“五四”以来中国新文艺发展中种种未决的问题，完整地、系统地论述了中国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观。
我以为，评估《讲话》的意义，决不能局限于毛泽东同志自己讲到的那几方面“实际存在的事实”，而是必须把它放在更大的政治历史背景、意识形态背景上进行观照，才能较深切地理解毛泽东文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以及中国革命文艺史中的地位和价值。
（一）毛泽东文艺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我们不能把它从毛泽东思想中孤立出来，只作为一个适应形势的文艺“讲话”进行评价。毛泽东同志对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探索，虽然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早期著作中，就已显示了他的中国革命学说体系的端倪，但是，真正进行理论上的体系性的概括和总结，却是在长征到达陕北之后。如总结中国革命战争规律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6年12月），批判理论上教条主义的哲学论著《实践论》（1937年7月）、《矛盾论》（1937年8月），总结中国革命经验教训并提出中国革命理论体系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39年12月）、《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1月），等等。
这些著作都是毛泽东同志在各个历史时期的代表作，尽管这些著作大体都有现实的针对性，但是，它们又都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回答了中国社会、中国现实、中国革命中的种种问题，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完整的、系统的革命学说体系，这是马克思主义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创造性的发展，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文艺思想则是它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马克思主义学说体系的新贡献。毛泽东同志1942年的《讲话》，到建国时期不过七年，而其影响不仅促进了当时已成名的革命文学家如丁玲、艾青、田间、周立波、柳青、欧阳山、草明、刘白羽等深入生活，与工农兵群众相结合，还培育了本来就生活在群众中的作家如赵树理等，以及年轻一代如贺敬之、李季、郭小川、阮章竞、杜鹏程、魏巍等的成长。一个人民文艺的崭新的文场，在中国文学史上已经记下了它的辉煌的一页。
（二）《讲话》是“五四”以来革命新文艺发展的系统的理论概括和总结。所谓“五四”文学革命运动，虽然发轫于“五四”爱国运动之前，但是，新文艺的取得大发展—文学研究会、创造社等文学社团的雨后春笋般的广泛兴起，却是在“五四”政治运动促进了思想觉醒与文化斗争相结合之后。中国新文学的奠基人鲁迅和郭沫若，就都是在“五四”革命新思潮的影响下走上文坛的。而且很快在1923年至1926年间，共产党人邓中夏、恽代英、肖楚女、瞿秋白、李求实、沈泽民、蒋光赤等，都先后发表文章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文学主张。肖楚女在《艺术与生活》[1]一文中明确提出：“艺术是生活的反映”，是“建筑在经济组织上的表层建筑物”，是“随着人类生活方式之变迁而变迁的东西”。蒋光赤（署名蒋侠僧）则从阶级观点论述了“无产阶级革命与文化”问题[2]。邓中夏的《贡献于新诗人之前》[3]，对当时知识青年中正在兴起的“不问社会的个人主义”倾向提出批评，吁请诗人们“须多做表现民族伟大精神的作品”，“描写社会实际生活的作品”，以发挥其“改造社会”的作用。恽代英的关于《文学与革命》[4]的通讯，沈泽民的《文学与革命的文学》[5]，都进一步提出了“要先有革命的感情”，“要从事革命的实际活动”，“才会有革命文学”，“诗人一个革命家，他决不能凭空创造出革命的文学”，等等。虽然这些有关文艺的观点和见解，还不能算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系统的阐释，但已经有了基本观点的论述，并促进了早期革命文学的诞生。在此期间，文学研究会、创造社、太阳社等新文学团体的主要作家，不仅在文艺思想上有了革命化的发展，而且有了投身于革命斗争的实践活动，特别是郭沫若和茅盾这两位两大文学社团的代表人物，从不同角度对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论说与号召，在文艺青年中更有着较大的影响。
尽管有些早期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倡导者，“对于中国社会，未曾加以细密的分析”（鲁迅），既不了解中国社会性质，也不认识当时中国革命的任务，却空喊“革命”，故作激烈，表现了严重的“左”倾幼稚病，但它毕竟为促进左翼作家联盟的诞生准备了条件。同时，我们也应看到，“两种革命的深入：农村革命的深入和文化革命的深入”（毛泽东），也伴随着两支革命队伍的隔离，而文化队伍与主力军的隔离，就不能不带有先天的弱点。鲁迅较之同时代的战友们更敏锐地感受到这些缺陷和危害，几乎从革命文学的论争开始，他就深刻地指出，那些小集团主义和宗派情绪的政治与思想根源，是“左”倾思潮和主观主义。他在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上的著名讲话中，进一步总结了革命文学运动的经验教训，特别是对脱离实际的“左”的思潮痛下针砭。他提出：“战线应该扩大”，“应当造出大群的新的战士”；他还深刻地指出：“我们战线不能统一，我们的目的不能一致，或者只为了小团体，或者还其实只为了个人，如果目的都在工农大众，那当然战线也就统一了。”[6]所以，“革命的文学艺术运动，在十年内战时期（即‘左翼’十年）虽有了很大的发展”，但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即鲁迅后来多次讲到的“左联开始的基础就不大好”、“病根未除”[7]，革命文艺的根本方向问题，都还未能得到彻底的解决，而不得不留给毛泽东文艺思想给以系统的论述和总结了。
（三）我们说《讲话》，是毛泽东同志关于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最系统的论述，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代表作，但是，《讲话》不能囊括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全部内涵。从早一点来说，《新民主主义论》，这部划时代的光辉著作，不仅科学地总结了中国近百年来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动力、纲领和路线，也深刻地论述了共产主义思想体系在中国的传播，高度评价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五四”以来文化新军在各个领域（也包括文学艺术领域）所起的伟大革命作用。毛泽东同志对新民主主义文化三大特征的精辟概括：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就已蕴涵着革命文艺的指导思想，特别是关于“大众化”的内容，毛泽东同志明确指出：“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因而即是民主的，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讲话》所提出的文艺为工农兵、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的文艺方向，正是这一文化指导思想更具体的延伸。同时，作为新文化，如何批判继承与借鉴中外文化遗产，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的论述，也显示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光辉。他指出：“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但是一切外国的东西，如同我们对于食物一样，必须经过自己口腔的咀嚼和胃肠运动，送进唾液胃液肠液，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才能对我们身体有益，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1942年，延安成立了京剧艺术研究和演出的团体—延安平剧院，毛泽东同志为该院的题词—“推陈出新”；延安平剧院根据毛泽东同志这一指导思想开始了改革“旧剧”的尝试，著名的《逼上梁山》和《三打祝家庄》面世了。它们是当时在延安的京剧艺术家“推陈出新”的新创作。建国后，在毛泽东同志的新的题词“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鼓舞下，不只京剧，全国各地方剧种，以至民族民间音乐、舞蹈艺术、曲艺说唱，都如久旱逢喜雨般，或生机盎然，或勃然振兴，走上了百花争艳、改革创新的道路，使中国古老的艺术文化重新焕发了青春。随后，他的《应当重视〈武训传〉的讨论》（1951）、《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1954）、《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1956）、《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又使批判继承和正确评价中外优秀文艺遗产，以及如何发展繁荣社会主义文化科学事业的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发挥，更加系统、更加体系化了。这都是毛泽东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的新贡献。
二、《讲话》的中心思想是文艺同人民的关系
尽管如此，我们称之为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创造性地、系统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却还是不能不首推《讲话》。
否定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人，攻击《讲话》“把文艺等同于政治”，“不仅把文艺多功能简缩为单一的政治实用功能，并且为了独树一元功能论，反倒把文艺审美的功能掩盖了”；有些认为毛泽东文艺思想忽视文艺功能的人，他们口头上虽然承认《讲话》“对推动革命文艺发展所起的重大作用”，但却仍然认为，《讲话》“政策性多于理论性，很少深入总结文艺的内部规律，即使说到这方面的问题，也非常简单，未作进一步的论证和发挥。甚至阐述文艺的功能时，只讲作为阶级斗争工具的教育作用，根本没有提文艺的认识作用和审美作用”。正像他们把“体系”神秘化一样，他们把审美功能也搞得很神秘。毛泽东同志的《讲话》是否就如他们所说的“把文艺等同于政治”，或者“根本没有提文艺的认识作用和审美作用”呢？果真如此，它岂能指导一个时代文艺的发展！
列宁曾经指出：“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8]“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精神，它的整个体系要求人们对每一个原理只是（Ａ）历史地（Ｂ）只是同其他的原理联系起来（Ｃ）只是同具体的历史经验联系起来加以考察”[9]。毛泽东同志在《讲话》中所概括的那七个方面的事实，也就是当时革命根据地的文艺所面临的客观实际，它广泛涉及时代背景、国内外政治形势，其中自然也蕴涵着时代赋予革命文艺的特殊使命，即当时全国人民所面临的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救亡”战争。的确，毛泽东同志的《讲话》，对这现实的政治与文艺的使命都做了充分的分析与论述。
在《讲话》的“引言”部分，毛泽东同志明确说明了召开文艺座谈会的目的，是要“研究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关系，求得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求得革命文艺对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的协助，借以打倒我们民族的敌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在大会的最后，毛泽东同志做了这篇著作中的标题为“结论”部分的讲话，概括了五个方面的问题。他提出和谈到的这些问题，确实都是结合着当时的革命实际。在“结论”开始部分，他还特别指出：“我们讨论问题，应当从实际出发，不是从定义出发。如果我们按照教科书，找到什么是文学、什么是艺术的定义，然后按照它们来规定今天文艺运动的方针，来评判今天所发生的各种见解和争论，这种方法是不正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