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京派文学，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前的文学史研究中它一直默默无闻，研究者尚未获得将它作为一个流派的历史意识和史学观念。京派作家在文学史中作为单独的个别的作家其位置也毫不显目。作家位置的不醒目主要原因在于史学研究的参照系统对于京派作家接纳程度，政治因素的干预影响对京派作家的评判。而作为流派的京派文学的长期被忽略，部分地由于同样的因缘，部分地又缘自它自身的一些关系，京派文学缺少通常的文学流派那些可以直接观察到的显性特征。缺少显性特征，而作为文学流派内聚力的那些隐性特征又正好为受外在因素影响而倾斜的文学史学观念所忽略，京派文化也就难以作为流派在文学史中站立起来。
京派文学作为流派被重视是在对京派作家个别研究逐渐深化的基础上发生的。研究领域中政治社会学让位于文化社会学，一大批原来处于史学研究边缘的作家纷纷进入研究的中心地带。重评五四文化运动不再绕过周作人或下简单的判语就可以完事；对像沈从文这样一位著作甚丰、艺术色彩瑰丽多姿的作家，研究者表现出少有的持久热情；废名、凌叔华、林徽因、李健吾、萧乾、卞之琳、李长之、李广田、何其芳、芦焚、朱光潜……相继走进文学史批评研究的视野，这些理论批评家、小说家、散文家和诗人的批评个性、创作个性以及他们之间隐隐约约的联系在不断拓开的个体作家研究中显现出来。在周作人的“个性主义”、李健吾印象主义批评、朱光潜直觉美学之间，在废名的田园意趣和沈从文的乡野情调之间，在废名的创作与周作人的创作理论之间，在周作人、沈从文、萧乾、朱光潜对创作自由、拒绝功利写作的认同中，在沈从文、萧乾、李广田对“乡下人”的认同中，在这些作家对待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开放态度的认同中，在表现乡村世界、都市世界、女性和儿童世界时所持有的对质朴、单纯性的赞颂和对异化变质人性的弃绝的道德价值、审美观念的认同中，这些作家的思想、理论、创作个性、批评个性相互附吸、凝聚显示出内在的精神联系，使作为流派的京派文学的隐性特征凫出文本。没有愈见丰富、深入的个体作家研究，就很难设想作为流派的京派文学的整体研究。这个研究的实际情况，在文学流派研究中显得稍为特殊一些。在一般情况下，个体作家研究与流派的整体研究常常是平行的。
京派文学在八十年代后期开始步入中国现代文学史中。《中国现代文学简史》（黄修已）虽提到京派与海派之争问题，但认为“从创作来看，则京派未必能成为流派”[1]。到《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钱理解、吴福辉、温儒敏、王超冰）出版时，情况便有了很大变化，“京派小说”在第十五章“各流派竞争中小说的繁荣（下）”中占有一节，第二十三章又有“抗战胜利后京派的复出”，并且在第十章“社会革命时代文学的深化”的“自由主义作家文学观的发展及两种文艺思想的斗争”中，京派文学理论也是其中的主要内容。[2]《二十世纪中国两岸文学史》（张毓茂）亦有“京派小说”一节。杨义将“‘京派’作家群与上海现代派”作为他的小说史中的一章，篇幅内容较《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大大扩展了，在与海派比较中对京派小说的文化成因、文学贡献做了追本溯源的分析，并有细致的重要作家分论。[3]严家炎的《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列“京派小说”一章，较全面地阐述了京派小说的形成发展、艺术风貌和思想性质。[4]这些文学史著作的出版，结束了京派文学长久以来被历史叙事所忽略、不得不隐匿的局面。
对京派文学的整体研究，吴福辉、李俊国的两篇京派与海派比较的文章值得注意。[5]这两篇文章与杨义的小说史的京海派比较部分在写作时间上相近。杨比较重在史述，吴李二文偏于史论；而吴李相较，李重辨异，吴则重异中求同。比较研究将京派与海派置于共时的语境中，对三十年代一场“小”而化之、不了了之的文学争论作文化——文学的历史透视，展示了京派与海派异同的内在关系图景。吴、李另外两篇关于京派的专论亦用力颇工。[6]另外，杨义的《京派小说的形态和命运》，李德的《论京派抒情小说的民族特征》，刘锋杰的《论京派批评观》，张鸿声的《与乡村对照中的都市》，周海波、杨爱琴的《黄昏里的生命独语》等，[7]从各自所取的角度对京派文学的研究都有一定深度的开拓。
几乎所有的论者都要以三十年代京派与海派的争论作为京派研究的起始。这场争论的关键性意义不仅在于参加论争的那些文章[8]为京派文学作出的粗糙的界说，而且也由于提出了“京派”这样一个语词为对这一流派研究找到了一个适当的聚焦点——它既包含地域的意味又包含文化的意味，比“北方作家群”、“右翼文学”、“温和派文学”等提法显得更贴切、更有阐释的余地。京派活动于以北平为中心的北方，而北方又呈现着与南方不同的文化色彩。这诱导着一些史论者从地域、文化两方面来追寻京派文学的成因、特点。“……在不同的文化地域产生了人生态度和审美心态互异的文学流派和作家群体。北平是明清古都，中古文化沉积较为丰厚。……以北平为中心，兼及天津、青岛、济南诸北方城市的‘京派’作家群，上承‘五四’新文化的宽容风度，身染经院学风，文化心态显得雍容、恬淡而安逸。”[9]“京、沪两类城市文化形态的差异，而影响到北平文坛和上海文坛的文学创作面貌和文学思想意识（包括文学观念和审美意识）的差别。”“北平作为东方古国文化的聚集地，处处都显出迟缓而单纯的，诗意而幻想的，矜持而温文尔雅的‘京城风度’。”[10]“由于地域文化是一个与地域特征不可分割，同时更与社会政治特征不可分割的文化概念，故京派的产生，也就兼有地域因素与文化因素两重成分的发生特点。”[11]这种论述角度来自鲁迅的影响，“籍贯之都鄙，固不能定本人之功罪，居处的文陋，却也影响于作家的神情”，“北平为明清的帝都”，“所以文人之在京近官。”[12]
也诚然如有的论者所指出的，仅仅注意到京派“产生的地域原因与文化的乃至政治的原因”是很不够的。[13]如果仅为了论述的方便和理论的整饬而将地域及地域文化特征对于流派的关系作用夸大为主要原因或绝对化为唯一的原因，关于文学流派也就有“橘生淮南则为橘，橘生淮北则为枳”之虞了。在北方与京派同时并存的还有“左联”作家和其他风格的作家；在上海除了商业气、市民气很浓的海派文学外，还有“不会被人误认为是海派的”茅盾、叶绍钧、鲁迅也都不好解释。[14]
不可否认，一种地域、地域文化为一种流派生长提供了相适宜的生存发展条件，但也“每一种文化地域并非法定就能产生一种文学的流派”[15]。五四时期北京荟集了各种各样的知识分子，发生在北京的与时代风云相激着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成为北京的光荣，随着政治中心的南移，北京作为文化古都的风貌特征的确显得突出起来。但在京派活跃的时期，北京同样也爆发了“一二·九”那样大规模的政治运动。北京在失去政治中心之后发生社会文化的结构变化，人们同时也注意到这样一个现象：大批知识分子随着政治中心的南移而南移。但有一个细节却使人容易疏忽：南移的大都是激进的、有强烈现实感和用世精神的知识分子，而滞留北方的则多为具有自由倾向的知识分子（或者说大部分自由知识分子滞留北方）。社会变动将知识分子从地域上作了有趣的划分，分析京派与左翼文学在不同社会区域出现，这个细节是应考虑进去的。
关于京派活动的时间范围，严家炎认为，京派小说是“三十年代继续活动于北平的作家群所形成的一个特定的文学流派”。[16]这个看法基本上形成一个共识。“京派……指的是二十年代末期到三十年代，与文学中心南移上海之后，继续留在北方或其他北方城市的一个自由主义作家群。”[17]“二十年代末期以后”，北方作家群“除了没有正式结社以外，其他的文学特征，无不显露且发展完备”。1933年沈从文执掌主编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成为这个流派确立的标志。[18]“作为一种文学家群体，三十年代‘京派’形成于1933年前后。”[19]这里也有细微的差别：一种意见以沈从文1933年9月开始编辑《大公报·文艺副刊》、《水星》（1934年5月创刊）为京派形成之始；另一种意见则倾向于以废名1930年5月创办《骆驼草》为端；还有一种看法将语丝社在二十年代末期分化出偏重讲性灵、重趣味的作家群视为京派形成的开端，这也就是“二十年代末”之说的根据。但论家都未作细致区分，几种说法往往交结在一起。将上述看法梳理一下，可以得出这样一个京派形成的轮廓。
首先从语丝社说起。1924年11月，鲁迅、周作人成立语丝社。在《语丝》发刊词中，周作人说得很明白，有感于思想界的沉闷，才创立这个自由发表思想的天地。《语丝》以自由标榜自己的立场，但在初始却还带有向“左倾”的趋向，“对于一切专断与卑劣之反抗”[20]。这从与《现代评论》在对待女师大学生风潮截然不同的态度上就可以看出来。然而在五卅运动之后又经历了1927年的政治事变和革命文学论争，作家队伍发生分化，“提倡自由，独立判断，和美的生活”[21]的一面在部分作家中变得更加浓厚起来，并朝向抒写性灵、表现生活艺术趣味方面发展。这样一来，以周作人为主，包括林语堂、江绍原、俞平伯、冯文炳、梁遇春、李健吾这样一些相互之间有密切的师谊、友谊又有大致相似的艺术趣味的作家在语丝社中就显得较为分明了。语丝社的分化从鲁迅的《野草》和周作人的《雨天的书》的对比中也可见出。这两个集子的作品大多是发表在《语丝》上的。《语丝》的解体虽有外在的因素，但主要的还是在于由于观念分化，维持一个同人刊物已不能够所致。1928年鲁迅在上海创办《奔流》，实际上表明《语丝》已经分裂，上述作家除林语堂外几乎都没在《奔流》上发表作品，这也说明问题。所以二十年代末是《语丝》作家分化期，也是京派作家（通过《语丝》）的培植期、京派作为流派的萌芽期。
《语丝》1930年春解体之后，废名在周作人的支持下于1930年创办了《骆驼草》。《骆驼草》意在取代空出的《语丝》的位置。“我们将发行《骆驼草》周刊，像过去《语丝》那样跟读者们见面。”[22]“骆驼草”之名自1926年周作人与徐祖正创办的《骆驼》杂志（仅出一期）衍生而来，取坚忍、负重远行、艰苦生长之意。《骆驼草》的基本作家为周作人、俞平伯、废名、沈启无、徐祖正、冯至、杨晦、林如稷、梁遇春、石民、程鹤西、许玉诺、李健吾等。《骆驼草》生存时间很短，仅支撑了半年。在这之后，这些作家大都为林语堂的《论语》、《人间世》、《宇宙风》接纳。与此同时，北大、清华的何其芳、李广田、卞之琳开始了他们的文学活动，写作诗歌和散文。“其芳先在大学办过一个同人小刊物叫《红砂碛》（格式仿《语丝》和《骆驼草》），广田较后办过一个同人小刊物叫《牧野》。两个小刊物的名字叫人看得出各有家乡风味。”[23]显然他们接受了《语丝》和《骆驼草》这两个刊物的影响。卞之琳说，1930年《骆驼草》出版后，“每期必买”，“开始欣赏其中经常刊登的几章《桥》或《莫须有先生传》及别人的一些诗文”。[24]李广田在后来回忆早年大学读书生活时也说过：“对于鲁迅的小说虽也喜欢，但受影响最大的还是周作人一派所提倡的散文小品。”[25]他的第一个散文集《画廊集》就是请周作人为之作序的。这段时间可以看作是京派短暂的谋求发展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