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编 元代剧曲研究
有元一代，知识分子受到空前的打击与磨难，他们像被社会无情抛掉的弃儿。破碎的国土，破碎的家园，破碎的心灵使他们形成了特有的心境：躁动与不安，悲哀与痛苦，孤独与寂寞。“于是以其有用之才，而一寓乎声歌之末，以舒其怫郁感慨之怀。”[1]这里指的是元曲，而元曲可分为两部分，一为杂剧，一为散曲。王国维在评论元曲时说：“彼以意兴之所至为之，以自娱娱人。”[2]但是，元剧作家是有社会责任感的，其“娱人”的杂剧还需要点“高台教化”的效果。可是散曲就一无挂碍，可以随时发泄心中的郁闷与不平，它是元代知识分子心态的真实外化。因此我们要通过散曲对元代知识分子的心态做一番探索，以达到对元代文学更深一层的认识。
一、身处乱世的荒诞感
13世纪，中国封建社会已达到灿烂的顶峰，文学艺术以及哲学思想都出现前所未有的成就。然而蒙古统治者的铁蹄却残酷地践踏了这种文明，使整个民族产生了由汉代以来最深的郁闷。南北朝时期的纷乱，安史之乱以后的黯淡，都不能与之相比。过于严峻的客观生活，向整个中华民族提出了空前的挑战，向封建时代广大人士习惯了的理想、追求、观念、秩序提出了空前的挑战。
在这种社会条件下，元代知识分子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有一首《感兴诗》哀叹道：“如何穷巷士，埋首书卷间，年年去射策，临老犹儒冠。”[3]还有一首则发出疑问：“儒生心事良独苦，皓首穷经何所补？胸中经国皆远谋，献纳何由达明主？”[4]这可以说是元代知识分子的真实写照与发自肺腑的心声。元代社会的黑暗，统治的残忍，科举长期废弃，文人仕进无门，元朝从统治一开始，就给知识分子这样一个现实。尽管元初为征取中原，曾得儒生之力，笼络了如刘秉忠、郝经、姚枢、许衡等一批读书人，而“李璮之变”后统治者加深了对汉人的疑惧。元代还将人划为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四等，因此，一些很有声望的文人如虞集、陈孚、程钜夫、赵孟頫等因为是南人遂遭压抑。这些为元朝统治者所用的名士尚得如此下场，那么普通知识分子沦入“九儒十丐”的悲惨情况可想而知。元代的文人基本上处于贬之唯恐不低、条条道路堵塞的困厄境遇之中。
面对这个是非不分、贤愚莫辨的社会，知识分子心中涌起层层波澜，一位不知名的诗人在〔朝天子〕《感志》中说：“不读书有权，不识字有钱，不晓事倒有人夸荐。老天只恁忒心偏，贤和愚无分辨。”散曲给我们展示了一个颠倒了的世界的画面，一个个经受上千年儒学系统培养的知识分子对社会的巨大变化从身心上来讲都是难以承受的。而马致远的两首《叹世》散曲则对读书、对世事都有清醒的认识：
其一：
叹寒儒，谩读书，读书须索题桥柱。题柱虽乘驷马车，乘车谁买《长门赋》？且看了长安回去。
其二：
布衣中，问英雄，王图霸业成何用？禾黍高低六代宫，楸梧远近千官冢？一场恶梦。
读书的道路难以走通，辅佐布衣英雄又有何用？六代豪华的宫殿如今都变成了废墟，那些官僚们的坟上长满了楸梧，人生就像噩梦一样，元代知识分子就是在这种社会环境下挣扎度日的，他们有一种噩梦初醒的感觉，发现读书，对于跻身缙绅已是一种无意义的追求。在仕进无门、经济地位低下的情况下，元代知识分子觉得在这个社会没有立足之地，生活在这个尴尬的处境中极为空虚，极为荒谬。
基于这种认识，元代知识分子随之产生荒诞感，其信仰、希望都崩溃了。正如加缪所说：“一个能用理性方法加以解释的世界，不论有多少毛病，总归是一个亲切的世界。可是一旦宇宙中间的幻觉和光明都消失了，人便自己觉得是个陌生人。他成了一个无法召回的流放者，因为他被剥夺了对于失去的家乡的回忆，而同时也缺乏对未来世界的希望；这种人与他自己的生活的分离，……真正构成了荒诞感。”[5]元代知识分子就是这些远离原有的生活轨道的“流放者”，因此他们颓唐消极，玩世不恭，使荒诞意识弥漫于揭示他们隐微心曲的散曲当中。而以“滑稽佻达”[6]著称的王和卿，则是追求谐谑与荒诞意识的典型代表。他的散曲〔醉中天〕《大蝴蝶》就给人一种“如灯镜传影，令人仿佛了然目中，却捉摸不得”[7]的感觉：
弹破庄周梦，两翅驾东风。三百座名园一采一个空，谁道风流种！唬杀寻芳的蜜蜂。轻轻飞动，把卖花人搧过桥东。
这首散曲一开始就用《庄子·齐物论》中庄子梦蝴蝶的典故来破题，对这只怪异的大蝴蝶做了一番描述，并无其他含意。这和作家写《嘲胖妓》、《嘲王大姐浴房中吃打》、《绿毛龟》等作品的怪诞的风格是一致的。从以上所引可以看到元代知识分子的心态是变形的、扭曲的，他们通过散曲这一形式来倾诉心中的郁闷，进而批判那个无理性的、混乱的、荒诞不经的社会。
二、内心深处的矛盾感
社会的混乱，礼教的崩摧，经济的畸形发展，使传统的思想文化网络对元代的知识分子失去了约束力，他们或寄情山水，或耽恋女色，或皈依宗教，走上了不同的生活道路。
在市民阶级壮大，伦理观念淡薄，人生哲学、价值观念变化的大趋势中，元代知识分子一反传统封闭的心理习惯，变得放纵起来，大胆追求当世的情欲、欢乐和幸福。于是这些文人大多到街市去寻乐解闷，“嘲风弄月，留连光景”[8]。高安道的《嗓淡行院》套曲说：“待去歌楼作乐，散闷解愁。倦游柳陌恋烟花，且向棚阑玩俳优，赏一会妙舞清歌，瞅一会皓齿明眸，趓一会闲茶浪酒。”在这种生活中，知识分子自身的劣根性也暴露出来，男尊女卑，以妇女为玩物的邪风恶习仍然存在，其与妓女生活本身的放荡性相结合，很容易产生青楼调笑的作风。打情骂俏，赏玩妇女的体态以追求感官的享受，甚至沉湎色情等，都不乏其例。张养浩以《携美姬湖上》为总题的一组〔中吕·朝天子〕就很典型，其中一首道：
美哉，美哉！忙解阑胸带。鸳鸯枕上口搵腮，直恁么腰肢摆。
朦胧笑脸，由他抢白，且宽心权宁耐。姐姐，妳妳。正好向灯前快。
将羞羞答答、半明半暗的种种欲望公开显露，显然不是在封建礼法束缚下拘谨唯诺的人们的言行。正是有这批无所顾忌的知识分子，才能找到合适的形式来倾吐内心的郁闷，使心里得到平衡和协调，这种感性形式就是元杂剧。这样，诗情勃郁的文人不再仅仅作个人情感的飘逸抒发，而是以自己艺术表现的才华点化出整块的生活实像，来大幅度地把握客观世界；同时，这种艺术形式也成了元代知识分子的轻松愉悦的天地。
然而，虽说他们在摆脱千年儒教重压后顿时有一种爽快之感，但受轻贱、受歧视的社会地位又时时在提醒着他们，因此在他们放浪形骸、无所拘羁的时候，却又不时地想起自己的处境，对人生、社会产生一种悖逆心理，反其道而行之，歌颂爱情的奔放已到空前程度，描写风月场中的浪漫生活对其极尽夸耀之能事，表现出一副顽泼之相。但在狂放自由的生活外壳下，他们的内心世界却是极度矛盾的。关汉卿的〔一枝花〕套曲《不伏老》使我们看到了以他为代表的元代知识分子那色形斑驳却又清澈见底的心灵的波流：
〔梁州第七〕我是个普天下郎君领袖，盖世界浪子班头。愿朱颜不改常依旧，花中消遣，酒内分忧；分茶，竹，打马，藏阄，通五音六律滑熟，甚闲愁到我心头……
〔黄钟煞〕我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响珰珰一粒铜豌豆。恁子弟每谁教你钻入他锄不断、斫不下、解不开、顿不脱、慢腾腾千层锦套头。我玩的是梁园月，饮的是东京酒，赏的是洛阳花，攀的是章台柳。我也会围，会蹴鞠；会打围，会插科，会歌舞，会吹弹，会咽作，会吟诗，会双陆。你便是落了我牙，歪了我口，瘸了我腿，折了我手，天赐与我这几般儿歹症候，尚兀自不肯休。只除是阎王亲自唤，神鬼自来勾，三魂归地府，七魄丧冥幽。天那，那其间才不向烟花儿路上走！
这完全是一副落拓不羁之词！关汉卿毫不掩饰自己沦入社会的底层，与被损害、被侮辱的人们生活在一起的经历，反而以夸张、嬉笑、玩世不恭的口吻写下自己在勾栏妓院中的浪漫生活。从这首套曲中可以看出，他的兴趣广泛，阅历丰富，多才多艺，他给自己下的评语是：“浪子班头”、“锦阵花营都帅头”、“一粒铜豌豆”，并以我行我素、心胸旷达的性格去寻找适合自己的生活道路。因此，众多的文人就是这样走向民间，走向勾栏瓦肆，重新使自己的价值得到体认。
但他们都是多年来深受传统教育的封建文人。尽管他们在生活的激流中有一股子的反传统精神，一言一行都带着砭骨的讥刺，活脱脱地显露出一副刁顽之相。可是，他们自己一时还很难公正而自信地评判自己的历史贡献，因为他们的所作所为已超越了前人因袭相传的生活模式，与世抗争的强烈冲击力与现实社会发生碰撞，在一些作品深处体现出了知识分子的内省与自责。曾瑞的〔中吕·山坡羊〕《自叹》就是这种矛盾心情写照的作品：
南山空灿，白石空烂，星移物换愁无限。隔重关，困尘寰，几番眉锁空长叹，百事不成羞又赧。闲，一梦残；干，两鬓斑。
年华逝去，两鬓全斑，还是一无所成，所以感到既伤心，又惭愧。从这首散曲，可以看到这位“洒然如神仙中人”[9]的曾瑞的另一面。由此可见，虽然元代知识分子并不是平庸之辈，他们创造出了有别于前代的新的艺术形式，而新的艺术形式又塑造了他们，但他们并不奢望能得到历史的承认，所以难免在顽泼之中透露出缕缕苍凉的意绪与淡淡的悲哀。他们的一首首散曲就弹出了元代知识分子不宁静的内心节奏和奔涌不息的精神韵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