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阴荏苒，人世轲，蓦然回首，自己即将迈入孔夫子所谓“从心所欲”的门槛了！尽管庸庸碌碌，无大出息，但暮秋时节的田野，色调沉潜，也许并不减春日的明媚，尤其那一分“不知老之将至”的欣然，似乎仍是激励我继续埋首名山的动力。
我在刊物发表的第一篇学术文章《清代初期至中期诗论刍议》，是我以中华书局编辑身份参加苏州大学与《文学遗产》编辑部1983年共同举办的全国第一届清诗讨论会所提交的论文，有幸为《文学遗产》的编辑前辈看中，刊于该刊1984年第2期。但我平生所撰第一篇论文却是我的学士学位论文《中唐诗人李益及其边塞诗略论》，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倪其心老师（1934—2002）的悉心指导下，完成于1982年初。“赵伯陶会自己找材料了”，倪老师曾对中文系其他老师如是说，辗转传到我耳中，无疑是对我莫大的鼓励与鞭策。这篇文章后经修订，也发表于《文学遗产》，本自选集辑入上编第一篇，除怀念已然乘鹤西去的倪老师，感谢提携后进的《文学遗产》诸位编辑前辈而外，自己的处女作也是弥足自我珍贵的。
在中华书局文学编辑室，我虽只工作了六年，但上世纪80年代这家出版社所弥漫的浓郁学术空气以及编辑工作者上上下下那种时不我待的科研紧迫感，对于塑造我后半世的学术人生至关重要。因编辑工作需要，我确定从事于明清文学研究也是从那里起步的。俗话说“笨鸟先飞”，然而我这只“笨鸟”却没有先飞，34岁大学毕业早已过了“而立”之年姑且不言，较比当今30岁左右即已取得博士学位的年轻学者，更不能同日而语。然而尚可聊以自慰的是，我摸索到了“编学相济”的治学路向，并因此而受益匪浅。
《礼记·学记》有云：“是故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故曰教学相长也。”教与学可以互相促进，编与学也可以互相砥砺，在某些时候，后者似更深刻一些。编辑无学，就难以做好编辑工作，这就是所谓“编学相济”的妙处所在。由于编辑工作有与众多学者密切接触的便利条件，转益多师是我师，向他们学习的过程也自然而然成就了自己治学的历史。
上世纪80年代中，我国学者从日本携归国内失传已久的日藏抄本《东海渔歌》，此抄本属于清季著名女词人顾太清的诗词全帙。我当时因在中华书局联系有关明清词学书籍的编纂出版工作，故有条件较早接触到日藏抄本《东海渔歌》复印件，并因此撰写了有关顾太清及其词作研究的若干文章。适值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红楼梦》续书系列，编者对于署名“云槎外史”的《红楼梦影》作者一时失考，我于是就据日藏抄本的相关线索写有《〈红楼梦影〉的作者及其他》一文，首次揭示“云槎外史”就是顾太清，并因此文又与顾太清五世孙、著名女真文、满学与蒙古史学者金启孮先生（1918－2004）建立了忘年之谊。为深入探讨这位女词人的生平，1992年又与息影台南多年的苏雪林老人建立了联系。老人曾是民国著名才女（1897—1999），上世纪30年代与史学家孟森先生曾先后为顾太清辩诬（当时盛传寡居的顾太清与龚自珍有暧昧关系，曾朴甚至将此捕风捉影之谈写进《孽海花》）。她得知大陆尚有学人关心其学术，不顾96岁高龄与常年眼疾，热情致函于我加以指教，达千字之多。金启孮先生出版著述，皆惠我一册，我曾写书评《清代第一女词人的信史——读金启孮〈顾太清与海淀〉》，这次也辑入本自选集的书评编，以为我顾太清研究的另一见证。
上世纪80年代中，袁行霈先生主编《历代名篇赏析集成》，曾命我撰写明诗人谢榛的几篇作品赏析。鉴赏文章与论文写作不同，无须竭泽而渔般地占有材料，但我却将之视为一次自我锻炼的机会，有意小题大做。为梳理谢榛的诗论，搞清楚其《四溟诗话》（又名《诗家直说》）版本的来龙去脉，我曾不厌其烦地到当时北图善本阅览室查考有关文献，写有《〈四溟诗话〉考补》一文，指出坊间流行版本的缺失，刊于《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87年第2期。论文发表后，立即引来专门研究谢榛的聊城大学教授李庆立先生（1943－2015）的瞩目，他仅年长我五岁，却1967年即毕业于山东大学中文系，应当算是我的老师一辈。我们从此建立了“亦师亦友”的友谊。在“疑义相与析”的学术切磋中，我们互赠著述。我为李先生大著曾写有若干书评文章，如《李庆立〈谢榛全集校笺〉读后》、《读李庆立先生〈怀麓堂诗话校释〉》等。后一书评又敦促我进一步探讨李东阳的诗论，写有《李东阳〈怀麓堂诗话〉的融通意识》一文，同时以此文参加了香港大学2011年举办的第七届东方诗话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并作大会发言。这篇论文刊载于《社会科学辑刊》2011年第4期，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2012年第1期转载。
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钱钟书研究》，其第二辑曾刊方丹先生文，误解钱钟书《寻诗》尾联出句“五合可参虔礼谱”有反讽意味，意即天地六合，是为宇宙，今缺一合，当别有取意。我接手第三辑的编刊工作后，以为钱先生之诗纯为文学之“灵感”而发，本无与政事，故不揣冒昧，獭祭饾饤一文以串释疏通其全诗，唯于该诗颈联“药通得处宜三上，酒熟钩来复一中”的“药通”两字难以索解，求之对句有“酒熟”为偶，似又可加诠释。曾以魏晋间人服食所谓“寒食散”后的“行药”（又称“行散”）之举为释，又以“药能破病”，可令人血脉通畅为解。反复掂量二说，终觉穿凿，于是奉上拙作草稿并致函钱钟书先生（1910—1998）请益，钱先生及时复函，指出“药通”出典及相关释义，令我受益匪浅并深感前辈学者虚怀若谷之高风。本自选集特辑入《寻诗与灵感——读钱钟书〈寻诗〉诗》一文并附钱先生复函，以为纪念。
2008年至2010年，笔者曾应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之邀，协助编辑《季羡林全集》，忝列“编辑委员会”中一员。全集不到三年蒇事，期间我仔细拜读了季先生的大部分著述，事后写有书评《走近大师——写在〈季羡林全集〉出版之后》，对这位当代学术大师的诸多学术造诣仰慕之馀，也指出社会中所谓“国学”大师称谓的错位：“（季羡林）治学路向并不同于王国维或陈寅恪，坊间或称之为‘国学大师’则无异于‘张冠李戴’，因为误读一位学者绝不是一种尊重，这或许也是季先生力辞这顶‘桂冠’的重要原因。季羡林先生是古代印度语言学家，古代中亚语言学家，又是汉传佛教传播史研究专家、教育家（在北大东语系他培养了梵文、巴利文几代专家）、翻译家、散文家与社会活动家……仅此几项，称之为‘大师’已经绰绰有馀，当之无愧！”
笔者在中华书局曾整理过清代著名诗人张问陶的《船山诗草》，30年来一直关注这方面的文献出版与研究，最近写有《性灵与学识——〈船山诗草全注〉问题举隅》的长篇书评，指出巴蜀书社所出这部全注本在校注方面的诸多问题，并进一步强调应关注今人整理传统文献中“读懂”与“打通”的问题，这在当今重视传统文化正确继承的背景下尤为重要。《文艺研究》2015年第5期入选此文于“书评”一栏，本自选集辑入，以为中编的压卷。
编辑学术刊物，可与学界众多学者广泛交友，这无疑也是我治学的一个动力。著名长江学者、武汉大学陈文新教授是我在《文艺研究》编辑文学方面稿件时的作者，同时，我又是他所主编某些丛书的作者。我的《中国文学编年史·明末清初卷》、《七史选举志校注》两部书稿皆是他所主政丛书的产物，《17世纪：小品精神的末路》、《明清八股取士与文学及士人心态》、《中华本诸史〈选举志〉商斠》等多篇论文算是这两部书稿的“副产品”。最后一篇原载《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9年第1期，中华书局“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办公室《简报》第26期转载。
当编辑没有科研定向、定量的压力，认真做好自己本职工作的同时，也有条件认真做好自己业馀承担的不同著述任务。勤能补拙，按时交稿，在获得学术信誉的同时，约稿就可以纷至沓来。《张惠言暨常州派词传》是应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费振刚先生所约而作，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出版。《十二生肖面面观》是齐鲁书社推荐并通过北京师范大学刘铁梁教授的约稿，历时一年完成。山东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乔力研究员善于策划选题，《市井文化与市民心态》、《明清小品：个性天趣的显现》、《落日辉煌：雍正王朝与康乾盛世》、《秦淮旧梦：南明盛衰录》等皆属于乔力先生“命题作文”下的产物。此前我曾应约写过一本《智谋与艰辛：中国古代商人透视》的小册子，对于古代社会商业经济冲击小农自然经济的力量与市民阶层逐渐壮大的历程有一定的认识，《市井文化刍议》、《宋词的文化品格》、《市井文化与大众文化》等一系列论文相继问世。其中《宋词的文化品格》刊于《文史知识》1996年第9期，近年来被我国南方一些省市的高中语文教学节选为阅读范文；《市井文化与大众文化》一文，刊于1999年3月4日《文艺报》，《新华文摘》1999年第6期全文转载。
兴趣所在是我坚持不懈耕耘古典文学园地的另一种动力。整理《古夫于亭杂录》这部清初大诗人王士禛的笔记作品过程中，我写有《〈古夫于亭杂录〉成书时间及其版本》一文，此后又进而对其神韵说发生兴趣，写有《神韵说三论》、《王士禛的神韵说与创作实践》、《偷句、偷意与借境：王士禛诗创作神韵举隅》等系列论文，亦曾应邀为人民文学出版社注释《王士禛诗选》。本自选集辑入《〈古夫于亭杂录〉成书时间及其版本》、《神韵说三论》与《〈王士禛诗选〉后记》三文，以作为自己治学经历的记录。
《聊斋志异》则是我自初中以来就非常喜爱的一部文言小说集，从事学术研究以后已写有有关《聊斋》论文十来篇，本自选集辑入有关蒲松龄及其作品的论文1篇、书评4篇、《〈聊斋志异详注新评〉后记》1篇。仅就入选数量而言，已可见我平生兴趣所在。近几年为人民文学出版社做《聊斋志异详注新评》两百馀万言，积累大量材料，发现清人或今人注释有所忽略或误读处在所多有，如《聊斋》中所涉及的名物、地名、人名、刑法、科举问题以及这部小说与“四书”、“五经”、史书、笔记的借鉴关系等，皆有重估的必要（入选《〈聊斋志异〉注释问题举隅》书评，略见端倪而已），因而又先后写有相关论文二十馀篇，已发表十五六篇，准备与先前所写者辑为一集，名为《〈聊斋志异〉新证》，未来能顺利出版与否就属后话了。
编辑是杂家，“鼯鼠五能，不成伎术”，然而世上所有事只要认真去做，并持之以恒，即使笨人也总会有千虑一得的收获。这就是我治学的体会，他人或以为“卑之无甚高论”，而自以为是，敝帚自珍，也属常情。清代桐城派学者姚鼐于《述庵文钞序》论学问之事，主张义理、考证、文章三者相济，后人或传为义理、考据、词章三事。词章不必论，至于义理与考据，虽不能至而心向往之。从材料出发，重视考据，以文献带义理，文章不写一句空，学术研究与校注古典文献并重，构成我于编辑之馀治学的一大追求，故不揣冒昧，为本自选集取名为“义理与考据”。
本自选集，无论是上编“论文”，还是中编“书评”，入选者都是自己读书颇有心得后有的放矢所写，绝非敷衍成篇。下编“序跋”，除前两篇“导读”或“前言”是应出版社之约所写须用白话外，其他应友人之约所写的序以及为自家著述所写的“后记”，皆尝试用文言乃至骈文书写，所占篇幅无多，言简意赅的祈向而外，当可反映自己致力古典文学研究的一个侧面，同时也是我部分著述的一个见证。
随着我国论文写作学术规范的不断改进，本自选集中的大部分论文与大多数书评的注释部分皆经重订或统一体例，或有所注引之个别文献资料后出于文章发表时间者，当属便利之求，无碍大局。个别书评文章发表时因篇幅所限经过删节，今按原稿补足。下编序跋的首两篇“导读”与“前言”，当时出版社即要求于正文内注释作者、篇名，不另出注，以便于读者阅读，这次辑入自选集，体例一仍其旧，以保持原貌。此外，原作中的一些排印错讹以及文句欠妥乃至谬误处，这次结集也加以订正，以示对读者负责。
我的学术成果大部分出自我1998年以后调职《文艺研究》编辑部期间，可见较为认真谨严的学术环境以及平和融洽的人际关系实为当今学术研究的有力保障。
真诚感谢中国艺术研究院领导决定为已退休的学者出版专著或自选集，给我们以学术自我回顾的一次机会。
回顾往事对于上年纪者而言，正如年轻人对未来的憧憬！
赵伯陶
2015年7月24日于京北天通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