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撰写《中国大百科全书·音乐卷》的辞典条目，近日我查阅了一些有关资料，对“新音乐运动”条目的释义进行了再思考。“新音乐运动”这个特定名词的概念，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实践与认识，大多认为有以下两层含意。
一 广义的“新音乐运动”
广义的“新音乐运动”是指19世纪末以来，有别于中国固有传统音乐的一切爱国的、民主的、反帝反封建的有利于社会进步的中国音乐，是五四时期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1]。
西方音乐虽然很早就传入中国宫廷，外国教会在中国开办的某些学校里清朝末年已开设传授西洋音乐的课程，清廷编练的新军中也组建有军乐队。但是西方音乐对中国音乐和社会民众产生实际影响，则是19世纪末“学堂乐歌”兴起以后。乐歌主要是用外国的曲调填词，在普通学校开设的“乐歌”课，广泛推广了新型歌曲、欧洲音乐知识和集体歌咏的演唱形式。乐歌音乐家曾志忞1904年已提出“为中国造一新音乐”。
1919年五四运动后，萧友梅倡导“以我国精神为灵魂，以西洋技术为躯干的新音乐”；柯政和是以欧美当时初起的现代派音乐为“新音乐”；黄自提出效法俄国民族乐派的“民族文化的新音乐”。这时期组织有北京大学音乐研究会、大同乐会、爱美乐社、国乐改进社等新式音乐社团；创办了上海专科师范学校、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国立音乐院、国立音乐专科学校等音乐教育机构，培养出一批音乐人才；萧友梅、赵元任等人创作《问》、《教我如何不想他》等艺术歌曲，黎锦晖等人创作儿童歌舞剧、通俗爱情歌曲，刘天华创作民族器乐独奏曲；音乐团体和音乐家经常举办演出；出版有教材、歌曲集和《音乐杂志》、《音乐教育》等图书期刊。中国新音乐这时期在多方面得到迅速发展，形成了广泛的社会影响。
二 狭义的“新音乐运动”
狭义的“新音乐运动”是指1932—1949年之间，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聂耳、冼星海等音乐家从事的无产阶级革命音乐活动。又分成1932年与1940年两个阶段狭义的“新音乐运动”，源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左翼音乐运动。1932年聂耳在《中国歌舞短论》[2]里，已提出要根据群众和时代的要求，“创造出新鲜的艺术”。其后任光、张曙、聂耳、吕骥等人在上海成立“中国新兴音乐研究会”、“左翼剧联”音乐小组，探讨中国新音乐的发展道路——“新音乐运动”[3]。他们深入工农群众的生活，学习中外优秀音乐遗产，以新的世界观和创作手法，创作出《义勇军进行曲》、《毕业歌》等富有时代精神和民族风格的大众化歌曲，组织业余合唱团、民众歌咏会等歌咏团体，倡导群众歌咏活动。
在席卷全国的抗日救亡群众歌咏运动中，1936年吕骥发表《中国新音乐的展望》[4]、周钢鸣发表《论聂耳和新音乐运动》[5]、周巍峙发表《国防音乐必须大众化》[6]等理论文章，进一步阐明新音乐运动的性质、内容、方法与任务。指出：新音乐运动来源于人民群众的生活，新音乐必须坚持大众化的作风与方向，采用和遵循新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使新音乐成为人民群众在民族解放运动和革命斗争中的战斗武器。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国民党顽固派采取“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政策，在其统治区极力压制抗日群众歌咏活动。在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和中共南方局领导下，来自延安的李凌与已在国统区的林路、沙梅、孙慎、赵沨、舒模、吉联抗、薛良等革命音乐家以“新音乐运动”为旗帜，团结马思聪、缪天瑞、黎国荃、范继森、张洪岛、夏之秋等进步音乐家，采取多种形式与国民党政府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1939年10月15日在重庆成立“新音乐社”（后在桂林、昆明、贵阳、柳州、长沙、仰光等地设立分社），联络、组织国统区众多的音乐工作者开展新音乐活动，建立群众歌咏团体，演出《黄河大合唱》，编写、出版音乐书刊，成立通讯研究部以函授的方式培养音乐干部。1940年1月在重庆创刊《新音乐》月刊[7]，李凌等人撰写了《略论新音乐》等理论文章，讨论新音乐运动的认识和实践问题。除发表反映国民党统治区人民呼声的《跌倒算什么》、《你这个坏东西》、《茶馆小调》、《古怪歌》等创作歌曲外，还介绍了《延安颂》、《八路军进行曲》、《黄河大合唱》等大量来自延安的音乐作品。其印数曾多达两万余份，是国统区发行量最大、影响面最广的音乐期刊。中共地下党组织领导的演剧队和宣传队、新安旅行团、孩子剧团、育才学校音乐组等单位，在艰难的条件下深入城乡、军队开展多种抗战宣传工作。贺渌汀创作了歌曲《嘉陵江上》，合唱曲《胜利进行曲》与《垦春泥》，管弦乐曲《晚会》。重庆国立音乐院师生组成的“山歌社”，对中国民间歌曲的收集、改编、演唱、出版都富有成果。
解放战争时期，新音乐社先后迁至上海、香港活动，并在广州、北京、新加坡等地增设分社；复刊出版《新音乐》月刊（另有上海、华南、昆明、平津、渝、粤中等地方版）；在上海、香港、新加坡设立中华音乐院校，培养音乐干部。创作了《民主是那样》、《山那边好地方》、《太阳一出满天红》和马思聪的《民主》、《祖国》、《春天》三部大合唱等作品。在上海、北平、天津、南京、广州等地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等爱国民主斗争中，新音乐运动成为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开辟的“第二条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仅上海新音乐工作者就领导有歌咏团体百余个）。声势浩大的群众性歌咏活动，作为团结人民、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为加速国民党政权的崩溃、新中国的建立，发挥了巨大的历史作用，并为发展新中国的音乐事业培养了一批骨干人才。
为此，对于狭义的“新音乐运动”，《中国大百科全书·音乐卷》里的定义是：“1935年以来国民党统治区内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音乐运动，是左翼音乐运动的继续和更广阔的发展。”时间的上限定在1935年，没有下限；活动地域限定于“国民党统治区”。《中国音乐辞典》里“新音乐运动”条目的定义是：“通常是指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兴起的，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左翼音乐运动，以及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的革命音乐运动。”此条目的定义里，时间上限是较笼统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下限是“解放战争时期”；虽然没有写明“新音乐运动”的活动地域，但是整个条目内容的叙述，仍然只是局限在国民党统治区，没有论述同时期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的任何音乐活动。
这就出现了问题——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由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陕甘宁边区等抗日根据地及其以后各解放区的音乐活动，是否属于狭义的“新音乐运动”的范畴？
30年代上海的左翼音乐运动和抗日救亡群众歌咏运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在国民党统治区开展的“新音乐运动”，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展的。由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陕甘宁边区等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的音乐活动，怎么反而不属于“新音乐运动”？
30年代初在上海开展“新音乐运动”的吕骥、冼星海、贺渌汀、麦新、周巍峙、孟波等音乐家，抗日战争爆发后陆续进入各抗日根据地，继续推进新音乐活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在国民党统治区大力推进“新音乐运动”的李凌，则是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学习、工作两年多以后，受命从延安来到重庆，与孙慎、林路、赵沨等人在国民党统治区共同开展“新音乐运动”。这都说明抗日战争时期抗日根据地的音乐，是上海“新音乐运动”直接的延续。
吕骥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开设“新音乐运动”课程，冼星海写作了《“鲁艺”与中国新兴音乐》、《现阶段中国新音乐运动的几个问题》等文章。根据地创作了《抗日军政大学校歌》、《延安颂》、《八路军进行曲》、《新四军军歌》、《红缨枪》、《八路好》、《黄河大合唱》、《凤凰涅槃》等优秀作品。毛泽东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里，指明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文艺工作者要深入生活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其后音乐工作者深入生活采录民歌，掀起秧歌运动，创作出秧歌剧《兄妹开荒》，歌曲《拥军花鼓》、《南泥湾》、《翻身道情》、《团结就是力量》，民歌联唱《七月里在边区》，管弦乐曲《森吉德玛》，歌剧《白毛女》，新编京剧《逼上梁山》、《三打祝家庄》等作品。
解放战争时期，音乐工作者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奔赴各解放战场，深入社会生活，为工农兵服务，进一步发扬新音乐运动的传统。建立东北鲁迅文艺学院、华北联合大学、中央管弦乐团、东北音乐工作团等音乐机构。创作了歌曲《新民主主义进行曲》、《民主建国进行曲》、《我为人民扛起枪》、《战斗进行曲》、《说打就打》、《打得好》、《咱们工人有力量》、《生产忙》、《我们是民主青年》、《淮海战役组歌》、《解放区的天》，管弦乐曲《陕北组曲》，钢琴曲《花鼓》等作品。根据地和解放区涌现了安波、郑律成、李焕之、李凌、马可、时乐濛、卢肃、王莘、梁寒光、李鹰航、陈紫、瞿维、张鲁、刘炽、曹火星、张棣昌、沈亚威、朱践耳、王昆、郭兰英、黄准等杰出的音乐人才。
综上所述，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管理的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里，“新音乐运动”的宗旨、内容、方法和任务，在毫无拘束的自由环境里都得到了更好的贯彻与体现。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里，进一步倡导音乐工作者要深入社会生活，与群众相结合，为工农兵服务。根据地和解放区的音乐工作者在从事音乐教育、培养人才、创作演出等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由此，可以得出以下结论：（1）狭义的“新音乐运动”是由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发起与直接领导并逐渐扩展到其他地区的音乐活动（包括左翼音乐运动、抗日救亡群众歌咏运动）；（2）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狭义的“新音乐运动”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同时在两个地域开展活动（在共产党统治区被提倡、鼓励，在国民党统治区受限制、压迫）；（3）该运动的时间上限应为“左翼音乐运动”起始的1932年，下限为解放战争结束时的1949年。
狭义的“新音乐运动”，除了国民党统治区的“新音乐运动”以外，还应该包括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由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里的一切音乐活动。（新音乐工作者吕骥1945年写的《近十五年来的新音乐》、麦新1942年写的《是改变工作作风的时候了》等文章里，也都认为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的音乐活动，是“新音乐运动”的组成部分。）
《中国大百科全书·音乐卷》里的“新音乐运动”条目，只概括了狭义的“新音乐运动”；《中国音乐辞典》里的“新音乐运动”条目，论述了“新音乐运动”的狭义与广义的两层含意。但是它们的论述都没有包括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的音乐活动，因此其定义和内容都是不准确、不全面的。
鉴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李凌、孙慎、林路、赵沨等音乐家在国民党统治区卓有成效地开展的“新音乐运动”（即《中国大百科全书·音乐卷》、《中国音乐辞典》里的狭义的“新音乐运动”），已是中国音乐发展历程里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因此，我认为“新音乐运动”辞典条目的内容，是否应该包含有三重而不是两重的定义：
（一）广义的“新音乐运动”，是指19世纪末以来，有别于中国原来固有的传统音乐的一切爱国的、民主的、反帝反封建的有利于社会进步的中国音乐（包括变化了的传统音乐、外来音乐以及中西结合的音乐），新音乐是“五四”时期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中间的“新音乐运动”，是中国共产党1932年在上海发起与直接领导的左翼音乐运动、逐渐扩展到其他地区的抗日救亡群众歌咏运动等音乐活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党治理的抗日根据地、解放区和国民党统治区两个地域领导开展“新音乐运动”，一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音乐活动的总和。
（三）狭义的“新音乐运动”，是1940年起，李凌、孙慎、林路、赵沨等音乐家以“新音乐社”和《新音乐》月刊为纽带，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团结众多进步音乐工作者，在国民党统治区（时称“大后方”）卓有成效地开展的具体的音乐活动。
（原载《音乐研究》2004年第1期）
注释：
[1]见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吕骥1956年在中国音乐家协会第一届第二次理事扩大会的总结《关于音乐理论批评工作中的几个问题》，《吕骥文选》上册，人民音乐出版社1988年版，第230页。
[2]左翼电影刊物《电影艺术》第3期。
[3]聂耳1933年5月14日和6月3日日记及1934年11月24日致友人信。
[4]《光明》1卷5期。
[5]《生活知识》2卷5期。
[6]《生活知识》1卷12期。
[7]至1950年12月在桂林、上海、香港、北京共陆续出版了9卷4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