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晓声
我认为，这本《从前的先生——盟史零札（1939—1950）》为中国民主同盟整理了一部“简史”。
虽言其“简”，在我看来，却很有分量。该书做的是去琐求精之事。这使我联想到黄仁宇的《中国大历史》。
凡“简史”，大抵是精粹之史。
而凡史，一俟精粹，认识价值便大起来。
因为，若视域不够大，则不知该怎样来“简”。
只有以独到之眼从大视域的环睹过程来“简”，方能使最有价值的印象得以突显，才算“简”得精粹。
而凡精粹的，意义必然特殊。故在我看来，认识价值之大也就不言而喻。
我入民盟已二十余年了，关于我们民盟的史性书籍，看得也多了。
冠生此书与众不同。他不是以司空见惯的方法为我们民盟编了一部年表，亦非一般意义上的大事记，而是梳理出了一部中国民主同盟的思想简史。
中国民主同盟的主要领导者以及主要人物的传记，至今差不多出齐了。在他们各自的传记中，与民盟的关系无一例外地是政治色彩强烈的一章。他们都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中国知识分子，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便都是热衷于政治的人。起初的他们，虽忧国忧民，却几乎都不认为唯有参与了政治的组织，跻身于政治的舞台，才能践行为国家为民众服务的使命。他们中，大多是准备无怨无悔地将自己的一生奉献于教育兴国、文化传承、改造乡村、扶助弱民的事业的。他们的思想后来统一在民盟这一政治组织之中的过程，正是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为国家之方向、民生之出路而上下求索的过程。他们每一个人头脑中当年产生出来的政治思想，必然是民盟这一中国知识分子集团的政治主张的部分体现。只有将他们所有人的政治思想形成的过程梳理清楚，才能梳理清楚民盟当年政治主张形成的过程。而若不能呈现这一过程，民盟的思想简史便无从谈起。
这一点，冠生做到了。不但做到了，而且呈现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有根有据。
这是难能可贵的。
依我看来，此前关于民盟的史性书籍，几乎都是在“藩篱”之内成书的——因而只见思想的昭告，难见思想的形成过程。
当年一些并不热衷于政治，甚而远离政治、一向拒绝加入党派的中国文化知识分子，居然以思想凝聚在一起，成立了当年中国最具政治色彩的组织，并且肯为一至为坚定的政治主张一个个大声疾呼，有时豁出去了，不惜坐牢，不顾性命，怎么会是没有过程的现象呢？而此过程之诸多细节，在1949年后渐成限制文字、限制回忆，被政治的“藩篱”所罩蔽，于是在盟史中讳莫如深。
其实，抹掉那一过程，“肝胆相照”、“同舟共济”仿佛便只不过成了意气相投之事，给后人一种扑朔迷离的感觉。1980年代以降，那过程才逐渐一点点公之于世。然而，并没有谁将散碎的文字加以整理、组合。
现在，冠生将之排序、整理、组合在一起了，于是当年一批民盟人士的思想面貌更加清晰，民盟这一政治组织的思想脉络和肌理也轮廓完整了。
读《从前的先生》书稿，使我获得的感想如下：
一、若一个时代是这样的——国家之事由政治人物担当解决，民生之事由政府部门尽职办理；文化、教育、艺术、医疗各界学优守则，民间百业相安而做，无妒心，不眼气，想要登上政治舞台发表宣言传播主张者不是很多，而是极少……那么其时代肯定是个好时代了。
反之——教师与学生一起走上街头，游行请愿，愤怒抗议；诗人成为斗士，学者发表檄文；而百姓们心头堆积对官吏与富人的憎恨……那么，时代肯定出了大问题。或换种说法：问题大了！
我们民盟当年的先生所处的时代，正是那么一个糟糕的时代。
二、我们民盟当年的先生，大抵不是成了政治人物才值得世人尊敬的。他们此前便是在教育、新闻、文化、社会学及艺术各界成就斐然、立名垂范者。他们之登上政治舞台，并不是看准了“时势造英雄”、“舍我其谁”之类，而是因为时代风云凶险，乱象丛生，急国之所急，民之所急，不忍袖手旁观，迎难而上，冒险而上式地过问政治。这一种涉政选择，与自家人生利弊之考虑和掂量完全无关——民盟的精神传统，正在这一点上，乃是民盟思想史的灵魂。
三、今日之民盟同志的参政议政，与当年已不能同日而语。当年需有大勇，但所要达成之目的明确、单一——促和谈，止内战，实现民主。而今日之参政议政，从政体改革到经济、科技、司法、教育、文化、艺术、农村建设、环境治理、青年就业、社会保障、食品安全、医患矛盾、社会治安……方方面面，百千问题。其中诸多问题，属中国深水区改革难关，犬牙交错，棘手之极。故，不论民盟人士，或其他一概参政议政人士，虽不需冒自我牺牲之险，但却需有费孝通先生进行社会调查那般的深入民间的执着精神。
倘昔者无畏，今人执着，那么我认为——所谓民盟精神，便由今人所继承了。《从前的先生》作者的良苦用心，便已起到了。
最后我要说的是，《从前的先生》中涉及民盟先辈诸位，他们每一个，又都是故事多多，逸事多多，具传奇色彩之人。
冠生笔不斜出，专辑他们当年的思想，这是需要成书定力的，也的的确确是去功利心的。
谨致敬意！
2014年3月15日于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