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赟
张冠生先生知我希望成为民盟成员，厚爱有加，在《从前的先生——盟史零札（1939—1950）》付梓之前即以书稿见赠，使我得有一堂气象阔大、细节丰富、魅力充盈的入门课——于清晰的线索、凝练的语言之间，得以领略这样一段颇为厚重，却有意无意被忽视、被遮蔽的历史。
一
历史是人类的共同记忆。历史首先是特定时段——过去——的社会现实，或说一系列社会现象的集合。通过作为现实之物的历史，群体的经验性常识（common sense）或共同知识（common stock of knowledge）得以创造、成熟和变迁。历史得以成为历史，正需通过记述、描写、重提。如此，作为史实的历史以各种故事、事件甚至想象的方式被带入了人类的认识和知识体系中，用以构成我们的“生活世界”（lifeworld）。这个现象学家口中的“生活世界”也因此自然包含了历史及其与现实的联系。而现实中的政治观点或其他社会维度的认识经常影响着对史实的忠实呈现。通过各种或有意识或无意识的选择、加工、禁止、优化，历史被现实重新打造。而作为共同记忆的历史一旦缺失，就会直接导致某一具体情境下的常识与更广意义上的共同知识之间的冲突与矛盾。
其次，历史不仅限于对“过去”进行叙述，它必须同时满足一个科学任务。作为史学的历史因此必须高于编年式的史料收集。认识论和方法论意义上，史学与其他社会科学并无区别，而作为“过去了的生活”，它又是如此的必要。基于历史现象的史学因此必须突出其现象学的“现时”意义。每个史学家通过自己的研究对史实进行整理，按其本人认识的线索而进行编排，进而形成一个史学的系统，用以充实人类的共同知识。而共同知识本身并不在任何史家那里达到一个排它性的完美。如同社会学家或其他社会科学的专家，史家在每个时代都有其重要意义。而区别于自然科学领域的专家，史家同时呈现了他所属时代的特点和超越某个具体时代的共同知识。因此他们的重要性也蕴含在共同知识的形成过程中。这个过程在每一个时代都是活跃的，并且在过程的连续性中求得永恒。作为人类认识的历史也因此与其他范畴的认识一样，具有“荟萃”（constellation）的特征。
我想，只有在本体和认识这两个基础之上，我们才可以考虑一段历史如何被忽视、被遮蔽。
历史绝不是“过去”。
“过去”仅仅是自然范畴里时间的一个阶段，而“历史”绝不是自然时间简单的流淌：“历史”中首先要有人的活动。因此历史和“过去”之间的区别首先在于人的参与。换句话说，历史首先是人和时间的关系。而在自然的时空网络之中，脱离空间的时间并不存在，反之亦然。因此，历史或说人和时间的关系中，也就同时包含了人和空间的关系。
历史也不仅仅是“历史上的事情”而已。
作为史实的历史或许就在那里，看与不看，如何去看，却是我们在“现时”的问题。历史自身并不会思考，任何对历史的思考都是由作为思维主体的我们在今日来完成的。因此，史实之上的史学，首先又是历史和现实的关系问题。
从这两方面意义上说，“历史”和“现实”一样，都是人与外部世界相联系而创造出的生活的总和。没有历史的生活不可能存在，没有生活的历史也是一个假命题。同时，应当摒弃“为了历史而历史”的观念：历史意义正在于历史的现实意义。这或许可以同时解释本书的旨趣和重要性。选定一个时代，记录一群人，重现他们的生活，超越时间的隔膜；最终联系我们与他们、过去与现在、历史与现实。
二
《从前的先生》记录了胡适对当时史学的批评。我们在林林总总的史学著作中看到了过多的内政、外交、经济政策、机构设置等等，却绝少看到爱情、友谊、个性或“女人穿的鞋子”。
一方面，没有人就没有人的生活。如此一个简单的道理却一直淹没在各种“家天下”、唯理主义和结构功能主义的观念里而被我们忽视。仿佛作为历史创造者的人，过去曾经真切生活过的人，只是某种历史的创造物罢了。另一方面，受传统哲学和西方近现代功能主义思想的影响，大多数史学家只致力于研究生活中公开、正式的那一面，却同时故意回避私下、私密的生活。仿佛历史的生活与我们现时的生活先天不同：由于过分强调“公事”和“公史”，历史反倒更像是用来展现某种神性的工具而非生活本身。它呈现的是一种高高在上却无法企及的图景，并在其中隐含了一个可怕的思想：历史只有公事，历史上的人也必须首先“公事化”或“公式化”。《从前的先生》中记录了一个细节。梁漱溟谈统一建国同志会的缘起时，批评当时社会思潮中“不革命就是反革命”的观念。有意思的是，这个观念恐怕未必特属于某一政党或某一时期。我们的整个近现代史里弥漫的不正有这种非黑即白、“公事化”和“公式化”的观念吗？
某种史观于是既忽视人又忽视人的生活。这两个方面相互交错，造成了我们读史时的意兴阑珊。那些本该是活生生的人，要么变成某种结构或时代的产物而形同玩偶，要么变成千篇一律的脸谱而并非完整的人。这两者互相强化，造成了历史和我们之间的隔阂。如此这般的历史和我们的日常生活并无什么联系。生活中的我们也根本无从理解如此历史中的“他们”。
因此必须重复和强调，整理历史首先是整理共同记忆。正是在共同记忆之中，我们才可以在生活的意义上把握那些过去的生活，在人性的意义上把握那些人。
我们也因此亟需这样一本《从前的先生》。它不再致力于将人变成结构或规律的玩偶，我们因之反而更加贴近那个时代本身。不去寻找民盟历史的社会结构或功能意义，不去钻研民盟活动的政治或国际国内关系背景，不去找寻民盟背后的“规律”——《从前的先生》只是忠实于那个时代的史实，忠实于民盟这个团体本身，忠实于生活本身：在内忧外患之间，一群有识之士如何在颠沛流离中对自己、对社会、对国家进行思考，并将思考付诸实践。仅此而已。
于是，书中的人物远离了公式化或脸谱化，我们因之看到了更真切的人。张澜的“直”、“拙”，闻一多的“烈”，潘光旦的“真”，吴晗的两种“诗”……如果说官史在片面强调公器、国典、结构、规律的同时塑造了一批脱离生活的“神”，那么这本“盟史零札”其实并不“零”。或者说，正是这种还原生活本身的“零”才真实地体现了“整”。“零”而不“碎”。各种人物或事件并不是互不相关地并列摆放着，而是在每一个自我之上组合出了一幅整体画卷。
三
本书记录了从1939到1950年间民盟诸位先生的若干剪影，以此承载了民盟自发端、草创至解散、复盟的历史。有两个特点一直与这个时期的民盟不可分割：其一，民盟先贤中很少有职业政治家，反倒几乎都是学者、教授、文人、知识分子。其二，区别于其他党派，在《从前的先生》记录的这个时代，民盟似乎一直有意将自己区别于政党和政治。
关于学者和政治家，马克斯·韦伯在其《学术与政治》中有精辟论述。但将“价值中立”混同于“价值无涉”并进而得出“学者必须不问世事”则是一种彻底的误解。社会科学学者从来就是一个二元的角色。如果说自然科学领域的科学家首先需要将自己与研究对象割裂开，以价值无涉的原则开展研究，如此的割裂在社会科学里既不必要也不可能。社会科学学者往往置身于其研究对象之中，分享他者的价值，体会他者的感受，倾诉他者的诉求。
社会科学学者也并不是“鉴定人”。如果说只有医生对疾病有发言权，学者绝不是唯一对社会事务有发言权的人。而且无论水平多高，学者的社会角色都使他无法左右或定夺社会事务。社会科学学者同时是“专家”和“中间人”。作为专家，他必须比普通民众看得更远更深；而作为中间人，他必须首先从日常生活中体会和分享民众的感受和认识，用以建立他的研究，并最终使研究回归到民众和日常生活中去。这就是安东尼·吉登斯所说的社会科学从业者的“双重阐释”角色，而社会科学也因此先天蕴含了实践意义。这种“双重阐释”角色要求学者同时扮演“局内人”和“局外人”的角色。
通过《从前的先生》，我们清楚地看到教育家如张澜、陶行知，社会学家如潘光旦、费孝通等民盟和民主人士，是如何作为“局内人”与那个时代的其他人一样共体时艰，共赴国难。同时，作为某种意义上的“局外人”，他们宿命般地以所学求有所为，背负着个人之外的巨大责任。这恐怕也是整个民盟当时所处的两难境地。
学者并不直接制定政策，但学者并不与政治绝缘。凡谈到政治，我们首先会想到政策、方针、党派，乃至权术、斗争，等等。但这恐怕只是政治的一层含义而已。而在其人类学或社会学意义上，政治首先应该指人在公共领域的生活及其管理。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或可清晰区别实用主义与功利主义：前者因先天含有人文主义色彩而体现了对价值的追求；而后者只是将价值等同于利益，并因此用对利益的追逐取消了价值本身。顺带一笔，陶行知思想中浓厚的人文主义色彩恐怕与杜威所传授的实用主义哲学思想不无关系。
民盟的先生们因此一直在狭义的政治权力之外寻求更为广义的“政——治”，《从前的先生》在一定程度上还原了这种“政治之外的政治”如何发端、形成，又如何运作，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如何运作不下去。这种政治无关权力、支配、算计，却是在人文主义价值之上，在全民范畴，在公共事务领域内，对“自由”和“责任”的实践性统一。也正是为此，民盟的先生们对办学（如张澜办成都大学）、办报（如邹韬奋与《生活》周刊，梁漱溟办《光明报》，民盟群贤办报）、治学（如潘光旦的《政学罪言》，季羡林的博士论文）、指导农事和发展区域社会经济（如费孝通与《江村经济》）等事务有如此执着的兴趣，却很少寻求，甚至主动回避通常意义上的政治权力。
但当广义的政治绕不开狭义政治的羁绊之时，当仁不让又成为一代民盟先贤的自觉选择。背后还是“人本”思想下自由与责任的统一。于是才有了国共之间的调停，拒绝参加伪国大，《为和谈正式破裂发表宣言》以及被迫解散，等等等等。
四
民盟的命名，除现实意义之外，似乎颇受“君子群而不党”的影响。“群而不党”似乎跟其他儒家经典语录一起，在历史和现实生活中时刻扮演着行动原则的角色。我却认为“群而不党”首先应当是描述性的，然后才能成为指导性的。“群”与“党”的区别，或许就在于前者是基于价值的契合，而后者是基于利益的联合。那么我们面对的又是社会学的中心问题之一：价值及伦理在社会联系方面所起的作用。如果传统社会中的社会联系更多的是基于血缘或地缘等，那么现代社会中的人在人际层面所创造的社会联系则是既多且广的。性格、信仰、价值甚至技术（近代有报纸、广播，当代有互联网）完全可以突破甚至取代血缘或地域的限制，并以心灵的契合形成更稳固的共同体。《从前的先生》细致地呈现了这样一种社会联系或伦理的形成。我们于是看到不同年龄、不同背景、不同学科的有识之士在相似的信仰和价值的基础上联合在一起。至于这个价值的具体内容，恐怕张澜先生的《四勉·一戒》是最好的表述了。
《从前的先生》里没有狭义政治和功利主义的计算与斗争；没有被裹挟的狂飙突进；也没有以科学之名而脱离现实的结构功能。但它展示给我们一个真实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那些受我们尊敬又与我们如此亲近的先生们努力地活着，生活着。为了自己，更多却是为了他人，为了民众，为了自由和责任。他们那时并不孤单，而是以共同的价值和伦理为桥梁，结成了一个独特的生态聚落，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民盟自然是这个生态聚落的名字，朴素，庄严。
2014年4月15日于斯特拉斯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