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1月下旬，上海电报局总办经元善联合在沪各省绅商等一千多人，发出反对废光绪另立新帝的通电，慈禧震怒，清政府立即通缉经元善。经元善只得逃到澳门，但澳门葡萄牙当局在清政府的授意下，将经元善拘押。容闳闻讯后，立即写信给香港总督，请其设法营救经元善。在香港总督卜力（Henry Arthur Blake）的斡旋下，澳门当局释放了经元善，容闳还将经元善接到香港。对容闳在危难时刻大力相助，经元善感激不尽。
想在体制内改革的维新运动失败后，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开始活跃起来。在这种大背景下，容闳开始与革命党人接触。在第一批出国幼童中，有一位容闳的族弟容星桥，他回国参加过1884年的中法海战，曾立功受奖，后退伍到香港经商。在香港期间，他与孙中山相识，并参加了兴中会。3月下旬，容闳来到新加坡，与康有为、新加坡富商邱菽园及台湾爱国诗人丘逢甲会面，商讨维新派在长江流域和广东地区武装起事，营救光绪帝。容闳当时曾试探英国是否支持维新派人士的武装起义，并希望刚刚认识的美国人荷马李（Homer Lea）能召集五百名美国志愿兵，同时联络菲律宾义军参战。这年3月、4月间，经容星桥的介绍，容闳与革命党人多次接触，并向革命党人打听孙中山的情况，开始同情革命党。
此时，一场巨大的风暴正在形成，义和团在华北地区发展迅猛。义和团运动于1890年代后半期起源于山东和直隶，以“练拳”为名组织起来，攻打教堂，反洋教。1898年10月下旬，山东冠县梨园屯拳民起义，使义和团运动迅速兴起，从山东发展到直隶，并于1900年夏进入北京、天津。义和团的口号虽不统一，但主要是“顺清灭洋”、“扶清灭洋”、“助清灭洋”，并明确表示“一概鬼子全杀尽，大清一统庆升平”，爱国性与封建性混为一体。对一切与“洋”有关之人和物，义和团则极端仇视，把传教士称为“毛子”，教民称为“二毛子”，“通洋学”、“谙洋语”、“用洋货”之类的人依次被称为“三毛子”、“四毛子”……直到“十毛子”，统统在严厉打击之列。对如此巨大的社会运动，清王朝中央政府在相当一段时间内竟没有一个明确、统一的政策，往往由各级官员自行决定。由于中央官员内部和地方各级官员对义和团的态度非常不同，有的支持，有的反对，中央政府也深受影响，摇摆不定，时而主剿，时而主抚，但总的倾向是主抚。而慈禧最终决定明确支持义和团，则是要利用义和团根绝维新隐患。因为慈禧等守旧派决定废除光绪，另立新君，但这一计划遭到西方列强的强烈反对而未能实现。对守旧派来说，光绪的存在确是潜在的巨大威胁。但他们知道自己没有力量，便想依靠义和团的“民心”、“民气”，同时又相信义和团的各种“法术”真能刀枪不入，打败现代化武器装备的洋人，于是决定用义和团来杀灭“洋人”，达到废立的目的，而义和团本身的落后性也为这种利用所惑。1900年6月19日，清廷决定“向各国宣战”。
面对给中国社会、中华民族，也给清王朝和一些官僚带来巨大灾难的混乱，已经返回上海的容闳心急如焚。他致电张之洞，希望张之洞在江南另立新政府，捧出光绪皇帝，在中国维新图强。他在电报中建议张之洞：“联合长江各省，召集国中贤俊，设立类似国会之保国会，成中国独立政府，与八国议善后事宜；太后、皇上出奔，北京实无政府可言也。”[19]对此建议，张之洞置之不理。东南地区的官员们，如刘坤一、张之洞、李鸿章开始“东南互保”，即东南地区保证外国人生命财产安全，外国不侵入这些地方。容闳认为，这一主张虽与他的方案非常不同，但却是受他提议的启发而来。
这期间，容闳一方面支持张之洞的“东南互保”计划，一方面积极参加维新派人士唐才常策划“自立军”起义之事。“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太后、皇上逃离京城，举国纷乱无主。维新派认为大变革的时机已到，1900年7月，唐才常在上海张园召开国会会议，邀请维新派人士和少数革命党人与会。到会的有全国士绅、文化界和工商界人士，还有社会名流。大会一致推举容闳为临时会长，严复为副会长，唐才常自认总干事。7月26日会议在上海愚园之南新厅召开，大会正式定名为“中国国会”。在不记名选举中，容闳得票最多，当选为正会长；严复得票第二，当选为副会长。容闳用英文起草了《中国国会宣言》，由严复译成中文。几次会议，定下了几条宗旨：第一，“保全中国自主之权”；第二，不认通匪矫诏之伪政府，即指慈禧太后掌控的清廷；第三，“请光绪皇帝复辟”；第四，联络外交；第五，推广中国未来之文明进化，使中国“立二十世纪最文明之政治模范，以立宪自由之政治权，与之人民，藉以驱除排外篡夺之妄”。[20]
如上所述，容闳对张之洞表示支持，寄希望于张之洞支持自立军起义、接受自立军的拥戴，宣布两湖起义。但是，张之洞却静观事变，既不表示反对，也不表示支持。最后，张之洞认为慈禧仍掌大权，为向慈禧表示自己的忠心，于是疯狂捕杀自立军，追捕国会领袖。8月9日，唐才常一行离开上海前往武汉，准备在武汉发动自立军起义，其中有容闳的族弟容星桥。临行前唐才常曾会见容闳，商谈自立军起义事。8月21日，张之洞逮捕了自立军机关三十余人，次日即将唐才常等二十余人杀害；容星桥装扮成轮船苦力，才逃回上海。自立军起义宣告失败，容闳也被清政府通缉。此时，容闳实际已从改革走向了革命的边缘。
张之洞前后态度的变化，反映出一个久经官场的官僚的精明狡诈与冷酷无情。他当然知道支持自立军起义的巨大风险，但当时慈禧太后率当朝文武仓皇出逃，此时的中国确实处于“无政府”状态，无人能预料到中国下一步会有什么变化，因此，对拥戴光绪、主张维新的自立军，老谋深算的张之洞自然不会轻表反对。然而，一旦确定慈禧仍掌大权，“大清”王朝仍不会倒塌时，张之洞对自立军便毫不手软，血腥镇压，如此才能表示自己对慈禧、对大清王朝的忠诚。为“洗清”自己曾与维新派有过不浅来往、甚至曾经称赞容闳“才识博通、忠悃诚笃”因此有“立场不坚定”之嫌，张之洞在《宣布康党逆迹并查拿自立匪首片》中，开列的“匪首”名单里，容闳的大名赫然在列。在这种风口浪尖上，张之洞明白自己的险境，稍有差错，不仅丢官，很可能会掉脑袋。张之洞对自立军和容闳的态度，典型反映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官场文化”。
在义和团运动时期，不仅容闳“运动”张之洞在长江流域独立，孙中山也认为革命的时机已到，他作了几手准备，其中之一是对李鸿章寄予希望，通过关系想策动李鸿章在“两广独立”，成立新政府，并由容闳主管外交；同时加紧联络会党，准备在惠州发起武装起义，与长江流域自立军起义遥相呼应，武装割据华南一部分成立共和国。为联络以容闳为会长的“中国国会”，他于8月29日来到上海，造访英国驻沪领事，这时他才得知自立军起义已经失败，清政府正在大肆搜捕“国会”成员和自立军成员。同时，清政府已经得知孙中山到达上海的消息，要上海道台马上想法捉拿孙中山。英国驻沪领事劝告孙中山马上逃走，以防不测。9月1日，孙中山化名“中山樵”，容闳装扮成一名商人、化名“泰西”，容星桥化名“平田晋”，乘日本轮船“神户丸”号一同由上海赴日。在船上，容与孙首次相遇，畅谈国家大事，容钦佩孙中山的人品、胆识和才能，开始明确支持革命。
回顾容闳“走向革命”的过程，令人感想殊多。当历史最早产生洋务运动时，他积极投身其间想从器物、经济层面上改造中国，使中国富强。当变革制度的维新运动走上历史舞台时，他积极参加体制内改革的维新运动。这时，他并未从内心反对推翻清王朝的革命。而当洋务、维新都失败时，维新派被慈禧为首的顽固派血腥镇压，后来又被他心目中的开明官员张之洞血腥镇压，使他更进一步认识到很难在体制内改革清政府了。这一切，都使他最后走向暴力革命。
七、“红龙计划”
1901年初，清政府在香港暗杀革命党人杨衢云，并设法缉拿容闳。容闳愤怒谴责清政府的残暴行为。
这年春天，容闳来到日本占领下的台湾游览。此时的日本“台湾总督”是儿玉源太郎子爵，见面时，清政府已将抓捕容闳的通缉令传送给香港、澳门、台湾殖民当局，要他们配合协助清政府捉拿容闳。与容闳见面时，儿玉将此通缉令拿出给容闳看。容闳不知儿玉意欲何为，冷静镇定地对儿玉说：“予今在阁下完全治权之下，故无论何时，阁下可从心所欲，捕予送之中政府。予亦甚愿为中国而死，死固得其所也。”儿玉又取出一份早已准备好的旧报纸，上面登有中日甲午战争期间，容闳给张之洞的条陈，其中有向欧洲某国抵押台湾借巨款反抗日本侵略等内容。儿玉问容闳这个条陈是否确为他所写，容闳浩然正气地回答说确是出自自己手笔，“设将来中国再有类似于此之事实发生，予仍当抱定此宗旨，上类似于此之条陈于中政府，以与日本抵抗也”[21]。容闳的大无畏气概赢得了儿玉的尊重。儿玉告诉容闳自己马上升迁返国，邀容到日本一游，并说可以将他介绍给日本明治天皇和政界重要人物，被容闳以年老体弱婉拒。
9月，一些革命党人在香港开始策划夺取广州的起义，决定事成后推举容闳为政府大总统，但容闳认为应当推举孙中山为大总统。此后，革命派与容闳密切联系。1902年夏，在香港策划夺取广州起义的革命党人谢缵泰写信给容闳，请他“在美国组织秘密社团，并为争取美国朋友和同情者的合作和支持而努力”。容闳复信表示“我将尽我的能力满足你们的需要。请尽早将暗号和密码寄来。对于我们的通讯，这是不可缺少的东西”。[22]
虽然革命派的几次起义全都失败，但容闳在美仍积极活动，联络了美国军事专家荷马李和财政界重要人物布思（Charles Beach Boothe），计划筹款，训练武装力量，支援中国革命。
这时，革命派和立宪派在海外展开了关于中国前途究竟是推翻清王朝的革命还是以清王朝的改革实现社会进步的激烈争论。双方的辩论，从1901年拉开序幕，到1905年同盟会成立后达到高潮。
众所周知，留日学生是革命党的主要力量。但留日学生开始对政治的兴趣有限，更不倾向革命。所以孙中山等人在“广州起义”失败后流亡日本时，工作的主要对象是在日华侨而不是留日学生。但维新失败，梁启超亡命日本，议论国是，对留日学生触动很大，开始关心政治。这时，留日学生就成了革命党与立宪派争夺的对象。由于康、梁的地位名声与学识水平，学生中倾向康、梁者自然居多。为争夺青年学生，本不居优势的革命派于是主动挑起论战。1905年11月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创刊，革命派即以此为阵地向立宪派猛烈进攻，而立宪派则主要以《新民丛报》为阵地奋起反击，双方展开了一场规模空前、声势浩大的激烈论战，持续了十五个月之久。论战涉及清王朝的性质、种族与民族问题、国民素质、中国应该建立什么样的政体、土地制度、革命会不会招致列强干涉引起中国崩溃等许多方面。但是，最紧迫、最核心、最重要甚至决定论战双方胜负的，却是要不要暴力革命的问题。
简单来说，革命派认为，只有用暴力革命推翻清王朝，才能共和立宪。立宪派则认为，暴力只会导致血流漂杵，带来巨大的灾难，得不偿失。他们相信，只要人民要求立宪，清政府终会让步，可以实现代价最小的和平转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