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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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德华多·加莱亚诺（Eduardo Galeano）作品的第一层磁力来自他的语言。
作家确在语言的城池内恣意施展身手，但这位乌拉圭作家似乎生性不守规矩，就像他的一部作品题目所示：《四脚朝天——教你颠倒看世界》（Patas arriba： Escuela del mundo al revés）。
在加莱亚诺那些一反常规的词藻表达、浑然天成的警句比喻、天马行空的浮想念头里，隐藏着一个“反体制”的精灵。语言只是血肉，骨子里是思想。
曾被右翼军人独裁政府逼迫流亡国外十余年之久的加莱亚诺，少年时在课堂里遭受过第一次“驱逐”：当女教师讲解说西班牙殖民者巴尔沃阿登上巴拿马一座山峰后成为同时看见大西洋、太平洋两大洋的第一人时，加莱亚诺举手发问：“老师小姐，当时印第安人都是瞎子吗？”“出去！”
也许造化在一些人的精血里植下了反抗的髓质，但真正锻造人品性的，还是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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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有人质疑“反体制”的表达，似乎反体制不啻于无政府主义。回答这种质疑的方法，不是在理论和词语中周旋，而是面对严峻的历史和现实。
加莱亚诺转述有位长期在巴西丛林生活的西班牙神父对他说的话：“确实，教会人们捕鱼比给人们分发小鱼做礼物更好，但是，如果河流被投了毒或被出卖给了别人，那么教人打渔又有什么用呢？”
寓意中，被投毒和出卖的河流就是我们所言及的政治—文化含义上的“体制”：在“问题”的背后有一个比一个更大的“问题”。
人若非直接感受生存威胁，很容易自觉不自觉地习惯和适应环境；而压迫人的“体制”，经过近千年谋划、数世纪演练，已经炉火纯青，压力可达千钧，精密细于发丝，可张可弛，以恐吓、欺骗、利诱逼迫人就范。
地球上延续至今的这张大网始自排斥他人的选民观念，经过了金融意识、资本成型、战争贸易、殖民体系、种族主义、官僚制度、现代媒体，至今密织不破。
但是，这张大网也遭受过一次次巨浪的冲击。拉丁美洲是冲击的一角，一浪浪的接续造就了一种反体制文化，成为与体制较量的对头。拉丁美洲是一块深受体制之害的大陆，大地被改变了面貌，人口被置换了肤色、宗教、语言，还有被强加的政治制度、经济结构、被阉割的文化。五百年前，非人制度首先在这块土地上落地生根，五百年后依然魅影重重。但是，“反体制”的斗争从来没有止息。“60年代”、“五百周年”和近年的印第安—左翼政治运动，是半个世纪以来的几次大潮。
1959年的古巴革命承接20世纪初开始的传统社会主义革命，但是埃内斯托·切·格瓦拉抛弃官职、走进丛林、实践国际主义的举动，给面临异化危机的革命指出了一种突破的可能。“60年代”的拉丁美洲，并非“五月革命”的法国和“反文化”的美国，但高潮迭起的人民运动折射出有别于传统革命的反体制精神。“依附理论”提出对现存世界政治经济体制的根本质疑，加莱亚诺最雄辩的作品《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Las venas abiertas de América Latina）可以视为对这一理论的文学式展开。“解放神学”从历史与拯救并行不悖的角度颠覆天主教会的虚伪和思辨神学的脆弱，为正义斗争加冕“希望”的永恒光环。巴西民众教育家巴勃罗·弗莱雷（Pablo Freire）倡导“解放教育学”，提出人接受“教育”的过程必须是人对自身处境的“觉悟”过程，否则，脱盲即重新落入体制的圈套。
直至“秩序”井然的20世纪末，在墨西哥的东南山区居然还能杀出一支革陈出新的当代游击队。游击队的主体是“失踪”归来的印第安人，他们的代言人副司令马科斯，如加莱亚诺一样，浑身带刺，在协同印第安人造反的间隙，读诗、上网，给加莱亚诺写信。
这是一种孕育着反体制精神的人民，尽管他们看起来势单力薄，面对着顽固的后殖民环境和强大的中产阶级。使这一精神胚芽得以存活生长的原因，除了严酷的历史遭遇，还有人民及其知识分子文化中的积极乌托邦精神，后者大概是唯一可以为“新大陆”提法正名的因素。
对这一文化的检验刚刚到来，对这批知识分子的考核刚刚到来，对这块大陆前途的挑战刚刚到来。随着属于“野蛮”范畴的印第安人登上政治舞台，一场对反体制斗争彻底性的考验既针对台上，也针对台下。
印第安人出身的玻利维亚总统埃沃·莫拉莱斯提出的“新十诫”象征着一种新的人类生存方式。他能把这条路走通呢，还是会落入美国黑人中产阶级集团的窠臼？作为白人移民主体国家的知识分子，加莱亚诺坚定地站在了印第安人一边，他在《镜子》中并在就《镜子》的发言中反复提到，印第安人是我们这块大陆上最早的失踪者，他们未及出现，已经失踪。这样，他就把当代政治斗争中的“失踪者”概念溯源至美洲近代史和世界殖民史的开端，并将“文明”与“正义”的悖论提交给世界反思。他以《时间之嘴》（Bocas del Tiempo）命名自己的一部书，象征“永恒”的时间观念取自印第安玛雅文化，加莱亚诺以这一借来的世界观抵御体制所依赖的“进步”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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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体制精神并不等同于知识分子的怀疑论或虚无主义。后者貌似特立独行，实则没有脱离资本主义体制中的个人中心文化范畴。反体制精神具有鲜明的认同感，它认同人类文明的基石——友爱精神，它认同不公正体制的最大受害者——底层受辱民众。这种精神在拉丁美洲被称作solidalidad（友爱），它有别于政治层面的unidad（团结），有别于自上而下的caridad（仁慈）。
这种“横向的互相尊重的”友爱精神被加莱亚诺反复强调，他的一部书甚至直抒胸臆地题为《拥抱之书》（El libro de los abrazos）。从《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中与衣衫褴褛的印第安人同车奔波于崎岖山路上的感受，到几十年后《时间之嘴》中奔走于地球各个角落的被“全球化”驱赶的穷国移民，加莱亚诺称：
我为那些不能读我的作品的人写作；为那些底层人，那些几个世纪以来排在历史尾巴的人，那些不识字或者没有办法识字的人写作。
这种知识分子在拉丁美洲被称作对人民“承诺”的知识分子（comprometido，葛兰西称之为“有机知识分子”，台湾知识界有时译为“同伙知识分子”）。
不久前，年轻的中国独立学者对世界银行在中国的发言勇敢质疑，正是凭借知识分子对人民恪守的诺言，才滋生出藐视“强大”的勇气。
在这个意义上，加莱亚诺的记者出身有了象征意义。他感受生活的脉息，他与形形色色的人交谈，他直接学习民众的语言，将他们的话语摆进一个更有意义的框架。2011年，身患癌症七十岁高龄的加莱亚诺出现在西班牙“愤怒青年”抗击体制的太阳门广场，俨然不下战场的老骥，处处激发活跃的思想与活泼的语言。由记者生涯锤炼的短小杂文也成了他习惯的挑战手段。自《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之后，加莱亚诺似乎没有写过连贯性的整部作品，每部书几乎都是在某一主题下的一连串小“故事”，即便解析拉丁美洲历史的巨著三部曲《火的记忆》（Memoria del fuego）也不例外。《镜子》原以“一部准世界史”为副标题，亦由五百多篇小短文组成。这些文字不是文人骚客的小品文，它们是邀请读者思考的、逝去的和活着的历史，它们组成别样意义的“洗脑”，让谎言不攻自破，让恶行暴露于光天化日，帮助人们冲出体制之网的重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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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强权携文化强权同行。迄今为止的文化史和传世文本，基本由“体制”把持。它刻意制造的种种史迹、神话、名人典籍充斥每个角落，如加莱亚诺所言，“世界史基本上是一部欧洲史”。这些由教科书传授、经人云亦云而流传的“文化”至今是令思想窒息的压顶磐石。
对付文字话语霸权的一个手段是抢救“记忆”。散落于民间的、流传于口头的记忆，被冷落在纸页边缘的记录，均具有反体制作用。在史料的大海中捞针，在民众的记忆中淘金，是学者和知识分子的责任。加莱亚诺对这种责任是这样表达的：
我是一个希望为抢救记忆做贡献的作家，抢救整个美洲被劫持的记忆，尤其是拉丁美洲——这块我深爱着而被人歧视的土地——被劫持的记忆。
在解释《镜子》的写作时，加莱亚诺曾举例描述过这种抢救的艰辛：有时捕捉到被体制大网疏漏的蛛丝马迹，但没有一点文字记载，他不得不重新调查，自己动笔写作历史。《镜子》中的五百多个故事中，有一些就是这样写成的。
